变“严打”为常打
从１９８３年我国开始第一次大规模“严打”斗争以来，“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简称“严打”）的提法一直不断出现于各种文件、报告及新闻报道之中，甚至把“严打”作为刑事审判的一项基本方针。笔者认为，“严打”的动机是好的，为了遏制犯罪不断增长的势头，但其效果未必尽如预期。而且“严打”的提法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导致“重刑主义”，比较恰当的提法应该是“依法惩治各种犯罪行为”。首先，“严打”的提法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相悖。１９９７年修改后的《刑法》第５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说要严格依照刑法规定并结合具体的犯罪事实确定刑罚，而不是统统“严打”。
其次，“严打”的提法与《刑法》规定的具体量刑原则相违背。《刑法》第６２条、６３条分别规定了具有法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分别从重、从轻、减轻处罚。在具体的刑法罪名中，更有大量的从轻、减轻处罚条款。此外，具有正当防卫、自首立功、犯罪中止、超过法定追诉时效等情节的，也要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也不是一律“严打”。
第三，“严打”的提法与《刑法》规定的基本任务也不一致。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刑法的两项基本任务，二者不可或缺。保护人民就包括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证被告人亨有包括辩护权在内的各种正当权利，使其受到公正合法的裁判。片面强调严打，容易忽视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甚至造成冤假错案。
第四，“严打”的提法不符合法制精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这里的“执法必严”并不是指严刑竣罚，而是指要严格按法律规定办事，该重则重，该轻则轻。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更要求严格执法，维护法律权威，才能不断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近。
第五，“严打”的提法容易给司法实践带来不良影响。在“严打”斗争高峰期间普遍加重刑罚，导致量刑不均衡，造成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在阶段性“严打”风声过后，犯罪又会在短暂收敛后卷土从来。只有持久稳定地严肃执法，才能保证长治久安。１９８３年“严打”期间不少案件刑罚较重，又将上诉期缩短为３天，体现“从重从快”，最后又大批减刑，教训是深刻的。
所以，笔者认为，对刑事犯罪应立足于“常打”，做到“法网恢恢”，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更好地遏制犯罪，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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