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新规要渐磨——从董必武的程序观谈起
董必武（1886-1975），名贤琮，号璧伍，湖北黄安人。1914年和1917年两次东渡日本攻读法律，曾从事律师工作，是中共10大原老人物中为数不多的法律科班人材。建国后，出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二任院长。这位谦谦君子撰写过一系列风格质朴的文章。阅读他的文章，不仅使人缅怀开国文臣的儒者风范和坦荡襟怀，而且可以引导我们探寻历史以及现实问题的源流。在阅读文集时，我发现，这位法治主义者，一度曾是程序虚无主义者，好在他及时转过弯来。透析一位前最高司法长官程序观念的演变，无疑是一件颇有兴味的事。今日偶有余闲，不免一时兴起，敷衍成文，聊与诸君共叹。笔者并无菲薄前贤之意，读者当无误解笔者之嫌。
“只会写些冗长陈腐的判决”
开国之初，万象更新，人们的心情就像山涧里的小溪，明亮又轻快：“解放区的天，是兰兰的天。”带着初掌政权的紧张与欢快，人民政权废止了国民党的一切法令，旧法院的诉讼程序也在扫荡之列。新政初立，新桃旧府，事在情理之中。然而，今天看来，董老对旧法院诉讼程序的某些批判，未免失当。在《论加强人民司法工作》一文中，董老批评旧法院的审判作风道：
法院应该简化自己的办事手续，打破成规，改变作风……。照成例，过去判一个案子，总是要先递呈子，再把呈子送到主办人手上，再送到审判官那里去审，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手续。照成例，还要写判决书，判决书上还一定要有主文、理由、事实……一大篇，写的人很费力。我们要打破这种成例，改变作风，这是减少积案的一种办法”。
在另一篇文章中，董老指责旧司法人员“只会坐堂问案，写些冗长陈腐的判决”：
（旧法人员）在作风上则是严重的脱离群众，只会“坐堂问案”，写些冗长陈腐的判决。而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则根本不关心，相反还到处散布反动的旧法观点，起着很不好的影响。
新人新气象，新生的人民法院要破旧立新，打破旧法院的文牍主义和衙门作风，无可厚非，但批评旧法院的法官“只会座堂问案”，甚至责备旧法院的判决“一定要有主文、理由、事实”，就未免失度了。判决书上不写主文、理由和事实，那写什么呢？所谓“冗长的判决”有时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一次，在解答反革命分子上诉权问题时，董老的程序工具主义再次显露出来。当时，处理反革命案件有两套不同的程序。按甲程序，判决后可以上诉；按乙程序，则不能。地方官员不知所从，献疑求解。董老的解答是：
“反革命犯是否准许上诉的问题，各地都提出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军管会还没有取消，反革命案件用军管会名义判决，不准上诉是合法的，用普通法院名义判决，运用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准许上诉也是合法的。两种作法都合法，两种情况都存在。是否不统一？是不统一，有矛盾。这个不统一是我们有意识的，因为这个情况存在对人民民主权利毫无不利之处，只是对于反革命不便，这又有什么坏处呢？”
董老的此番言谈就颇值商榷了。程序的要义在于程序的非人格化，即不管案涉的当事人是新科状元还是落魄文人，不管他是社会名流还是梁山走寇，在法律程序上，人格平等。如果只有正面人物才配享用正当程序，反面人物只配享用粗糙的程序，这种法律程序本身不正当了——看人下菜。往往正是那些社会异类，那些被贴是“反革命”、“买国贼”标签的反面人物，才最需要正当程序来呵护的。董老以为，这种差别待遇制度只对反革命不利，而对革命者并无坏处，他竟然没有想到，如果一个革命者被无辜地指责为反革命，此时，这样的制度是对革命者有利还是对革命者无利？
原来，依法审判也要依程序法……
在这种反程序思想指导下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司法审判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甚至引起毛泽东的重视。1955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要求人民法院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改善作风上。审判作风存在什么问题呢？1955年，在《改善审判作风》一文中，董老写道：
比较普遍的是‘先入为主’。这个问题改正并不难，问题是除根比较难些，因为这种作风是有历史根源的，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强迫命令的作风也很普遍，法院在审判案件时没有本事把案情弄清楚，就采取诱供逼供、变相肉刑、甚至肉刑。强迫命令作风也是由来已久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现在比游击环境略好一些，但仍然严重……每个运动都死人，就是强迫命令的结果。由于运动中一般是时间短，任务重，强调完成任务，不注重方法，干部强调完成任务要紧，天塌下来也不怕。领导上也以为完成任务了，其他可以原谅点，造成一种不良影响。
这一百字言谈，真可谓言简意赅，揭示了人民司法重实体、轻程序问题的根源：一、历史传统；二、战争环境；三、运动作风。1955年春，在指示全国各地法院收集诉讼程序资料，以制备程序法的一篇文章中，董老夫子自道：
我到法院后即提出这个问题（按：指要求各级法院收集审理程序资料），为什么？开始我仅知道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翻了一点书才知道法院依法审判的意义，包括依实体法，也要依程序法……。立法机关现在如果要我们报告各级法院如何进行审判工作，我是无言答复的。外国人来我国参观，如问这一问题，我也将不知所对。
今天阅读共和国的这一段法治史，几乎令吾人难以置信，一个共和国最高法院的院长竟然不知，法院依法审判还要依程序法。好在，这位开国元勋“君子坦荡荡”，闻过则喜。察觉到程序的重要性后，董必武院长立即督促最高法院加快程序立法准备工作。
历史，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
遗憾的是，程序正义理念在共和国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司法也进入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题为《我们的工作是怎样跃进起来的》一文中，时任山西太原市北城区法院院长的陈一克先生介绍道：
很多干部认为，要想清理积案，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增加编制，一种是要求外援，办案子不同于其它工作，只能是慢慢地办，不能搞跃进，不能多快好省，一个合议庭一个月只能结案二十余件左右，再多就不能保证质量，把合法和及时对立起来。……在跃进会上，大家就表示了决心，写了决心书，并一致提出“苦战三个月，新旧一齐完，庭内无积案，打字不压判。法警随时送，执行跟着办”的跃进口号。很多同志提出了“二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干，三日的工作一日完”的战斗口号。在二十一天的时间内全院8个合议庭共审结各种刑、民事案428件，大大地超过原计划结案300件的指标。
对于司法“大跃进”，董必武院长持保留态度。针对一些地方提出的苦战一年到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抢劫、无强奸”甚至“无民事纠纷”的口号，他谆谆放教诲道：
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不好，……审判是法院的主要工作，在法院来说，审判工作没有做好就是没有完成任务。公、检、法是整个司法系统一体的各个环节，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决后就执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摆在检察的位置上。
这些至今看来依然光芒四射的真知灼见，在当时虚报浮夸、头脑发热的气氛下，被湮没了。纵然身为最高法院院长，他也有意补天，回天乏术了。“大跃进”以后直至“文革”结束，国家的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再生，程序正义的理念又何从谈起？
历史，没有给董老太多的机会。
一代新规要渐磨
1975年3月5日，董必武90生日时，他带病题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度过的九十年光阴。诗的前半部是这样的：“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磋砣。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阅读前贤的入骨之言，止不住让人长叹不已……。
如今，司法改革方兴未艾，各地法院的改革方案层出不穷，新招与异术叠出。然而，在强调程序正义的同时，如何防止衙门作风、文牍主义重新抬头？在简化程序以应对案件负担的同时，如果防止出现司法“大跃进”，以至刚刚培植起来的程序正义理念消于无形？在强调将纠纷向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分流的同时，如何防止剥夺公民的诉权，又如何防止司法失控？在力主司法独立的同时，如何防止出现司法独裁？这是共和国初期这一段司法改革史给今人的启示。
改革的年代是一个烦躁的年代，改革家们在激情燃烧之时，切莫忘记董老的沉痛之语——“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历史的警钟至今仍在长鸣不已，我们听见了吗？
【写作年份】2002【学科类别】诉讼法->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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