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陷井——从“八大胡同”游说开去
一、朝花夕拾说往事
八十年代初，在我家乡的小县城里，街面上的前卫男女忽然时行穿牛仔裤。穿着半新不旧的破裤子，留着不男不女的长头发，在街头巷尾游荡戏嬉，招摇过市。正人君子们好像大难临头，奔走呼号：“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正在毒害着青少年！”更令正人君子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是，下一辈们对革命歌曲不感兴趣，整天哼哼叽叽的却是：“美酒加咖啡，我就爱喝一杯；想起了往事，又喝了第二杯。……一杯再一杯。”仅仅唱唱，也就罢了，还偏偏要模仿港台歌星，气喘嘘嘘地唱，俨然有淫荡之声。道德家们如丧考妣，涕泪交集地四面哀告：“这些靡靡之音会使青少年们玩物丧志，沉沦于肉体的享乐之中。”看看如今的街面，人们当然知道，其结果是不了了之。牛仔裤的风行，“靡靡之音”的兴起，既未亡党，更未亡国。
对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作不着边际的“遐想”甚至是莫明其妙的“狂想”，是道德家们的祖传秘方。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被说成是亡国之兆。唐代的御史大夫杜淹在归纳历史后得出一个结论：“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然而，正如鲁迅所刺的那样：“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
朝花夕拾，旧事重提的用意当然不在于博得众人的灿然一笑，而是拾起一面旧日的镜子来昭示现代的人们，道德家们时常莫名其妙地怀负杞人之忧。
二、“八大胡同”生是非
来看一下几个月前一家大报的评论员高论吧：
近闻北京某公司正在将“八大胡同”里的青楼遗址开发为旅游景点以招徕游人，不禁愕然。“八大胡同”是什么地方？老北京人都知道，明清时期，那儿是纸醉金迷、灯笼高挂，有“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之称的红灯区。“八大胡同”重新粉墨登场，不由得让我想起很多……。我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历史糟粕和封建沉渣会被从垃圾堆中翻出，重新包装、出笼，从而找到再度恣意泛滥的舞台。一旦没有道德底线的约束和高尚文明的指向，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就失去了支撑的骨架，其后果是悲哀的，更是可怕的。令人欣慰的是，记者发此微言之时，因为社会各界和媒体的质疑，“八大胡同”的项目已被取消。
游“八大胡同“就会使“公民的道德建设失去了支撑的骨架”。看着这一英明论断，我们除了感佩这位预言家的丰富联想之外，不得不惋惜这位道德完人的疏忽：他竟然遗漏了故宫！故宫是什么地方？中国人都知道，故宫是封建王朝的堡垒和象征，是帝王将相的醉宫和淫窟，是三千佳丽的痛心之所，是仁人志士的丧身之地。对于这位评论员，我倒是有一个好建议：“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应该力主将故宫给封了，——最好给炸了！
其实，正如游故宫的人们不会因此而图谋帝制，推翻共和一样，游“八大胡同”的人，也不会因此而生别样的情怀，以至钻入青楼。
三、“意义”的陷阱
一个事实的发生已经引发或可能引发何等后果，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意义”。法律人，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等，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吃“意义”饭的。苦主的律师在法庭的摇着三寸不烂之舌，强调被告行为的“恶劣意义”，进行“意义”的强调和推断——其实就是因果关系的强调和推断。反方律师的作用就是“灭火”，尽可能地淡化被告行为的“意义”，强调被告行为的无足轻重或迫不得已；或提醒法官，有其它因素的介入，试图切断被告行为与后果间的因果关系，以推卸被告的责任。在这一论辩过程中，为了诱导法官做出有利于已的决定，利益格斗的各方将会自觉乃至不自觉地对“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编织，对事实“上纲上线”，编织无形的“意义之网”，并将其罩在法官脑海中，使法官陷入“意义的丛林”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因果关系的任意夸大和无根据的推断，也有规则、原理的任意援引。法官稍有不慎，就会掉入律师们编织的“意义的陷阱”而无力自拔。
法官摆脱“意义之网”最佳方法即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轻信无事实依据的“意义”，不援引无法律根据的“原则”，从“意义之网”超然而出。
由于一个原因事实会引发多个后果，一个后果可以起因于多个事实，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将所有的因果关系“一网打尽”，逐一斟酌，势将困于“关系之网”，以至“剪不断，理还乱”。为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对事实上存在的、密如蛛网的因果关系进行裁剪，掐去枝蔓，留存主干。那些被剪去的因果关系，视为不存在，而那些留存下来的，则称之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有待细加研判。对“因果关系”进行剪裁，不仅涉及到“事实判断”，还涉及到利益衡量。这一过程如同披沙拣金，需要心细如发，洞察秋毫。这是自我锻炼的过程，是斗志斗勇的过程，更是展示法官才情的过程。
四、“八大胡同”不过是一条胡同
抽象地解说“意义之网”过于枯燥，试以“八大胡同游”为例，作一分析，以求教于读者诸君。
政府取缔“八大胡同游”系一具体行政行为，相关企业如愿意，当可提起行政诉讼。假如那位评论员成为被告的律师，他的主要辩解理由当是：如果不取缔“八大胡同游”，其结果将是“悲哀的，可怕的。”
心细的法官马上就会发现，被告开始编织“意义之网”，即编织因果关系，——“八大胡同游”将导致悲哀的、可怕的事实发生。戳穿这一“意义之网”的简洁方法是问一句：“证据呢？呃？”
被告必须证明“八大胡同游”已经或必然导致多少悲哀的、可怕的事实发生，或者，至少要证明类似的青楼凭吊已经导致多少悲哀的、可怕的事实发生。被告不能证明的，法律上当视为无稽之谈。被告如果确实证明，某位道德君子，在游览“八大胡同”之后，意志颓废，春心荡漾，竟至于按捺不住，立马卖淫或嫖娼，则应当认为，在该个案中，“八大胡同游”与卖淫嫖娼行为之间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此后，还应令被告证明，这种后果不是偶发的，而是大量发生，否则仍不得禁止“八大胡同游”。不能因为有偶发的不轨行为，就禁止一个企业或行业的存在。“偶发的因果关系”在法律往往被忽略不计，这是法律适用中利益衡量的结果。
从反方的角度，即使“八大胡同游”可能使人蠢蠢欲动，也不能否认其“积极意义”。注意，反方也开始编织“意义之网”了。粗算一下，“八大胡同游”的积极意义如下：一、提供就业机会。此可以员工的工资单证明。二、增加税源，为国家发展作贡献。此可以税单为证。三、为公民提供休闲机会和场所。此可以门票销售量为证。
当正、反双方主张的事实皆得以证明之时，法官即需对“积极意义”和“消及意义”进行利益衡量，“因噎不能废食”就是利益衡量的结果。法律经常因为政策的原因对一些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视若无睹，置若罔闻。比如不能因为自来水不洁，导致某人生病，就禁止自来水厂营业；不能因为汽车有废汽，就禁止汽车运行；不能因为北京的网吧失火，就限制全国网吧的营业；不能因为公鸡戏母鸡，使人浮想联翩，就将鸡们隔开。
“意义”之争有时是观念之争，更多的却是利益之争。为自己的利益披上“正义的画皮”并将对手的利益“妖魔化”是法律格斗中的常规武器。“正义的画皮”名目繁多，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稳定，团结，甚至民主、法治都可能被用来充作画皮。“妖魔化”的手段也极其繁多，封建、落后、自私、自由化、专制，等等，不一而足。与此相对应，法官的一个主要功用就是：揭开正义的画皮，除去魔鬼的面纱，还事实以真面目。
让我来还事实以真面目吧：
“靡靡之音”不过是一种音乐；牛仔裤不过是一条裤子；八大胡同嘛，——不过是一条胡同！没什么“意义”，在法律上。
【写作年份】2002【学科类别】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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