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便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百万知青上山下乡。高中毕业，兄姐们一致反对我下乡。当时六个兄姐已下乡五至八年，却仅有大姐一人被招工。我给大姐写了一封信阐述我对下乡的想法和理由：“我计划在农村奋斗十年，以劳动成果感动上帝换取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资格；历史应当是前进的不可能永远倒退，父辈都可以上大学，为何我们却一代不如一代？”大姐说我太幼稚，根本不了解现实。结果我满不情愿地按父母之意跟师傅学了三个月木工及油漆。经我再三向父母请求，最后他们也只好同意由我自己决定。其实那个年代，若想进全民或集体企业当工人，非经参军或下乡渠道别无他途，而当一名产业工人无尚光荣的念头是那么强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呵。
1976年7月10日，我与其他五名应届高中生，一同下乡来到位于长汀南山公社王庄大队的知青林果场，但林果场一无一棵林木，二无所谓果园，仅是近百亩新开垦的寸草不生的黄泥山岗上种着弱不经风的近万棵已种了三年的半死不活的梨、桔、桃幼苗，一幢由泥巴砌起的两层楼瓦房，座落在原乱葬岗上，真是一幅穷山恶水的天然图画，十几名男女知青站在土楼上遥望着我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我以为他们是热情地欢迎着我们这些新来者。谁知有位长得滑头滑脑的知青，却有意无意地大声对知青们说，“郭国汀是我小学的校友”，紧接着他补了句“他是地主的儿子！”当年分配到知青场的招工、生名额，每年仅一两名，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人们理所当然地按每个知青的出身、背景排了招工顺序表，场里19名知青有一半以上是来自漳州、龙岩、永安、惠安的外地人，但他们均是公社书记、主任的三亲六戚，我被顺理成章地排在第19位。从理论上讲，到1995年便可轮到我当上伟大的工人阶级了，即使如此也得日后来的知青，没有靠山，遵守秩序才行！
下乡第一夜便使我成为货真价实的小偷，当时不仅不以为耻，反引以为荣，认为是理所应当。实因文化、娱乐生活太枯燥，物质生活太贫穷所致。我每天劳动工值仅8个工分，而十个工分值8分人民币（一包经济烟之价）第一年尚有国家补贴的6元/月生活费，勉强可度日，日后则主要靠各自家里供给。尽管如此，我怀着满脑子美丽的幻想准备实施我那计划十年的伟大奋斗。
知青场分成农田组、果林组和西瓜组，我志愿到果林组。一天在西瓜地里劳动休息时，我和另两名知青谈起了各自的理想，她们都想当工人，我当时说我准备用十年时间把场里的果树管好，感动上苍让我上农学院，毕业后再回来管理林果场，我要当巴甫洛夫式的科学家。因为当工人按排队要等十九年还没定准，上大学，虽是美梦终究还可聊以自慰。我让大姐帮我买了数十册各类果树栽培学之类的书，每晚劳动之余，其余知青们不是打牌就是打拼伙或抽烟聊大天，而我则就着煤油灯一个人读着那些书。
果林组说是一个组，只有我和另一名当地农民子弟。另加满山遍野的数千棵半死不活的自生自灭的桃、梨、桔苗，连基本的劳动工具都没有。我主动借了20元用于买必要的农具、嫁接工具等（这可是一笔巨款），然后按书中的要求选了桔树和梨树，各100棵业余进行成片试验管理，在每棵树的四周挖一正方形的宽深各一尺的深沟，然后从山脚下池塘挑黑土，混合粪便填进深沟内。每天凌晨5点起床积肥、挑土、挖泥、挑粪便浇在土堆上制作堆肥，五个月下来除挖了两百个深坑并从300米外的坡底挑了近千担土外，在黄泥山坡上出现了四大堆颇为壮观的高达1.2米，周长10米左右的绿土堆肥，而这些都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主动干的。一日公社副书记路过我们场看到那四堆显眼的堆肥，场支书才介绍说是我干的并提及我主动借钱之事。副书记感慨地夸道“林果场要是有五个郭国汀，三年内必定大变样！”其实当时场里有19名知青，若每人管理200棵果树，则四千棵果树开花结果，那将会是一幅多美的画景呀。可惜的是，大部分知青都有背景靠山，或是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他们最多仅需在乡下镀两年金，便可名正言顺地招工、升学、参军，而永远脱离这穷山恶水，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象我那样玩命地卖力了。平日我的主活是种西瓜，农忙时则下农田组插秧、割稻、脱粒什么的，当时的我血气方刚，浑身是劲，加之我曾是体操、举重、乒乓球、田径运动员，每天有使不完的劲。第二年春天经我管理的那两百棵果树，新芽猛抽，绿叶剧发，一片生机勃勃，而周围未加管理的数千株果树，虽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仍死气沉沉，这一比较，使我当年被评为先进知识青年，公社团委书记主动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公社还决定由我取代场支书参加当年全县林业检查评比调查团，这不由得使我想入非非，甚至开始构思在全县总结大会上发表一番宏论的腹稿。我随团跑了六个公社，目睹农村的贫穷、落后之状，时不时看到汗流浃背的老农，身穿千层衣，赶着水牛耕田或用最原始的千年沿用的农具，头顶炎炎烈日插秧、收割。但我们检查团所到之处都餐餐被款待得鸡鸭鱼肉。当地农民每年仅有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可以吃上白米饭，剩余时间则只有啃地瓜渣之类的食物以度时日。我们场有一对当地农民夫妇，生了对双胞胎，在整个月子里，她的全部营养品仅是六颗鸡蛋！结果那对宝贝的女儿，因母亲营养不良竟活活饿死。而那对父母象死了一对兔子似地，竟没有多少伤感。也许他们的目的是生儿子，丫头片子在农民眼里简直不成其人。
来自漳州的难友带回许多良种，诸如大白菜、西红柿、包菜、萝卜、大种鸡蛋，我便在我的果树周围种上这些良种，一次由于我用浓度稍大的尿水浇西红柿，结果西红柿苗全部受伤，奄奄一息，而其它知青种的西红柿却长势喜人。不久却出现了奇迹，全场知青种的西红柿全得了一种怪病死光了，惟有我种的那些曾受伤的西红柿不但抗过了灾难，而且果实累累，结果知青们分享了我的劳动成果。这似乎说明不论是人、动物、植物太一帆风顺反而不好，成长过程中受些磨难、挫折，可能倒有利于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指责我崇洋媚外的那个大学同学，性格孤僻，孤陋寡闻，因他是石油工人子弟，一生太顺了。毕业后分到某对外律师行，颇受领导重用，时常派他进修，参加国际会议什么的。有一次他与我争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他的论据乃是：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有助学金！岂料他竟因一时失恋而在25岁时自杀身亡，给自己也给亲人们留下深深的遗憾，我也为他扼腕痛惜。他本应可以为国家做很多有益的事呵。场里养的那些大种鸡，不知为什么对我特好，经常躲到我的房间的床下的角落里生蛋，也许她看我每天劳动如此卖力、辛苦又缺营养，故以她的蛋让我补补，我把这些蛋与另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分享。也即，我俩偷了不少场里的鸡蛋。
18岁的我，身强体壮、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当时场里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更谈不上电视。我们每天除了劳动吃饭以外，几乎无事可干，完全没有文化娱乐生活，其间我开始通读《毛泽东选辑》四集。原来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让我们天天没日没夜的劳动，而且遥遥无期，这与无期徒刑实质上没两样？农民们大多未受过教育，更未见过世面，纯朴故然纯朴，老实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伴随而来的则是自私、保守、狭隘、目光短浅。难道国家仅需要我们成为只知劳动、吃饭、睡觉的农民不成？有一天为了盖场里的猪圈，因缺砖头，全体知青竟去挖当地农民的祖坟，将人家好好的坟地上的砖头挖得乱七八糟。一位公社副书记亲自身背半自动步枪坐镇，指挥我们拆人家的祖坟。农民们只敢站在100米之外伤心地看着我们，因惧怕副书记而不敢上前交涉。次日中午我午睡时，做了个被五鬼分尸的白日梦，眼睁睁地看着虚无飘渺的阴鬼将我四肢和头部向五个方向猛拉，宿舍内阴风阵阵，令我毛骨耸然，浑身上下难受极了，但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持续了十几分钟之久。当时我并未在意，可如今想起来，该恶梦似乎与挖人祖坟有关。我也时常感到深深的内疚，与那些偷菜等行为相比，挖坟事件实在是太可恶了，实在应当深深地忏悔。
1978年春天，我业余管理的那两百棵果树长势喜人，枝繁叶茂，比周围的树整整高出一倍，若不是77年恢复高考，我肯定会扩大管理面积。78年9月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学民办教师职位，离开知青场到公社中学任高中的物理教师。1979年那200棵果树开始开花结果，当时尚在场里的几个知青还有幸亲自尝到了那些果实。可是1980年知青场解散后，我们当年住的楼房全被当地农民瓜分，拆砖、卸瓦、扛木板，又成了一片废虚，至于那200棵树，则被那些精明的农民分别连根带泥挖出移植到他们的门前屋后，成了自有树。也算是我为当地农民做的贡献罢。不过若按原来的做法管理，那果园肯定是壮观得多。果实也丰富、甜美的多。农民可不是这么想的“宁要自家碗里的一碗饭，不要地里公有的一吨粮。”
76年招工，一位老知青当了建筑工人，77年则轮到知青队长，他虽然是资本家的儿子，但由于他深暗世故人情，上上下下摆得平，因而被当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到特殊优待，结果他也顺利地被招进煤矿当了一名井下挖煤工，当年即便是殡仪馆来招工知青们也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那少得可怜的名额。1977年招兵，我是多么想参军那，论身体素质我当属全公社第一，我身材虽不高，但四肢发达匀称，虎背熊腰，胸肌发达，集力量、灵敏于一身，招兵的连长很喜欢我，可当他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后，不无挽惜地打消了要我的念头。看着那些面黄肌瘦甚至同手同步走的农民子弟都能穿上漂亮的绿军装，我心中的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1978年龙岩火电厂有一名额，那位自称是我校友，却又故意说明我是地主仔的家伙，父亲是某物资供应公司经理，他本人则因成绩太差及有小偷小摸行为。连初中都未毕业便混迹社会。但因为他时常用烟、酒、土特产铺路，深得党支书厚爱而混了个副队长，他五短身材可又偏偏想显示副队长的威风，因而更显得滑稽可笑。
78年从永安来了一位长得挺可爱、漂亮的姑娘，那副队长一下子就如苍蝇见屎似地扑上去，整天缠着她大献殷勤，以致丑态百出。我写了一则“狐狸与花公鸡”的寓言，贴在墙上，引得知青们哈哈大笑。随后我与三名知青一道写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检举函，分别抄送县招工办、公社党委书记、知青办、历数那小子的劣迹，以阻止此人招工、混入党内。此举令他那当经理的父亲破费了不少，最终摆平了各路人马，硬是强行把他招走还突击入了党。我和其他三位带头者则上了公社的黑名单，据说公社本来准备办我们的学习班，后来情势急转直下，才不了了之。说句公道话，那小子也非什么坏人，也不是有多下流卑鄙。他也是出于尽早离开这穷乡僻壤之目的，尽量压住他人，好让他自己先行。
我刚下乡不久，有一次在西瓜地里劳动，他大概想给我个下马威，想在我面前摆威风，指责我“偷懒”（我不计报酬业余管理200棵果树，怎么可能劳动偷懒呢）。我当众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他吓得直往后躲，生怕我的拳头会落在他那不经揍的身上。从此以后，他表面上对我不敢怎样，可暗地里却使了不少坏。其实，我从未把他放在眼里，我仅是认为是颗锣丝钉，就应当拧在该呆的地方，而别把他充做栋梁使。
1977年我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参加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结果由于物理和化学几乎交白卷而败北。大姐给我买了全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及一套由英国人为外国人编写的《基础英语》，我可是犹犹万事，高考唯大。又迎战了1978年的高考，得346分，因水涨船高，当年福建省又获全国高考红旗，录取线为全国之冠达360分，再次名落孙山。此时，西藏大学来福建省拟招收分数250以上的300名学生，唯一的条件是毕业后必须留在西藏工作，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后不知何故，西藏大学又取消了该次招生计划。成为中学民办物理教师后，我又准备79年的高考，那套数理化丛书，我从头至尾一题不拉地做了三遍，岂料七九年高考一改过去模式我化学仅得分36分（78年考了93分）结果再次以6分之差榜上无名。我同班同学均是由理科改文科，结果一个个考取大学或大专，经连续三年的高考，把我考得双腿发软，临场浑身发抖，脑袋在考场上因思想压力太大，以致迟顿，第三次失败使我痛苦极了。母亲看我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提出她退休让我补员。我当即表示不需要大人安排我的前程，我说我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闯出一条路。79年我又参加了首次招工考试，结果我选择当了名汽车驾驶员。其间我读了徐迟所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及一篇关于曹南安徽的报告文学。既为陈景闰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所感，更为曹南徽不屈不挠地刻苦自学的精神所动。当然，我怎么也未料到自己日后会比曹南徽更艰难。
1980年临高考的半年前我决定改考文科，结果以349分成绩超过重点大学入录线29分。8岁那年结识的刘明成教授让我报考吉林大学，当年吉大最低录取线为360分，因我是田径运动员得以吉大当年最低分被录取。跨进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开始了我一生中最愉快也是最痛苦的、最难忘的五彩宾纷的大学生涯。吉林大学造就了我，也予我精神上严重的创伤。尽管如此，我感谢吉大并因有幸在吉大度过那四个难忘的春秋而感谢上苍。
上山下乡四年，我的最大收获在于认识到体力劳动能量十分有限，一个人即使百分之二百发挥己之体能，用于改造社会、自然，作用均十分有限；而脑力劳动的能量则是无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抛开阶级色彩去分析，实乃至理名言。“劳心者干大事、创大业、建大功，劳力者惟养家糊口而已”。
【出处】
《我的律师生涯》法律出版社【写作年份】2002【学科类别】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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