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空货运合同争议案代理词
代理词案号：（2001）长经初字第526号
尊敬的刘晓敏法官：
上海市小耘律师事务所接受厦门象屿集团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被告一）和厦门象屿集团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被告二）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两被告特别授权代理人。经认真研究本案事实、相关证据及有关法律，本律师认为：本案为国际航空货运合同争议案，合同当事人为承运人和托运人，原被告双方均非涉案合同当事人，原告将被告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是错误的，因此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兹论证如下，敬请审判员予以慎重考虑。
一、本案基本事实：
2000年9月，被告二接受杭州敏健贸易公司委托，代理托运人向通过原告向承运人订舱，要求订10月1日上海至马德里航班，原告还特意在该委托单上签署“直单”两字（证据2），经原告电话确认“头程为10月1日航班，新加坡中转，接10月4日二程，直飞马德里，”于是被告二于9月27日向托运人书面确认了上述内容（证据1）。
原告于9月30日传真被告二第21596341号航空运单，载明由上海经新加坡中转至马德里空港，航班号为：SQ7849/OCT.04(原告证据2)，托运人于10月3日通过被告二要求原告变更托运人名称等项。原告于是重新签发了航运单号码航班号完全一致仅是托运人名称及收货人等有所变更的新的航空货运单（原告证据4）。然而，实际承运涉案货物的并非原告举证的SQ7849/OCT.04航班，而是SQ0805/05/10航班，真实的起飞日期也非10月4日，而是10月6日（证据3），因此，原告“10月6日飞抵马德里”的承诺根本无法实现。原告（及承运人）还擅自决定将新加坡直飞马德里改为飞往阿姆斯特丹，再经公路转运直至10月13日才运抵马德里（证据6）。
正由于原告及承运人未按托运人的指示行事，推迟起运日期，擅自变更经停地点及运输方式，造成货物延误运抵目的港，导致托运人拒付运费同时提出索赔（证据4和证据5）。
二、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
本案为国际航空货运合同运费争议，首先必须查明合同当事人，才能分清有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1．新加坡航空公司是涉案货物的缔约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对此属双方不争之论。
2．原告是承运人的代理人。航空运单中“签单承运人的代理人名称及城市”（issuingCarrier’sAgentNameandCity）一栏，载明：A.D.P./SHA.(即原告的英文缩写)。
3．杭州敏健贸易公司和天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涉案货物的托运人。
4．被告二是托运人的代理人。
5．被告一仅是被告二的母公司。
6．被告二与托运人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
7．原告与承运人之间同样为委托代理关系。
8．至于被告二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航空货运合同法律关系。被告二作为托运人的代理人通过承运人的代理人（即原告）向承运人订舱托运货物。因此仅在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才存在航空货运合同法律关系。
三、原告为航空运费将两被告作为本案诉讼主体明显错误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支付航空预付运费，其依据则为航空运单
1．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航空货运合同法律关系
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当明确：
托运人是杭州敏健和天源企业公司；被告二是托运人的货运代理人；原告是承运人的销售代理；新加坡航空公司是承运人。
只有承运人才有权主张运费，作为承运人的销售代理的原告不能以其自已的名义主张运费。
只有托运人才有义务支付运费，被告二仅是托运人的代理人，因而没有义务向原告支付运费。
2．原告上海亚东并非本案航空货运合同的缔约承运人而是承运人的代理人。空运单抬头注明为：issuedbySingaporeairlineslimited.(由新加坡航空公司签发)在空运单右下角还注明：signatureofissuingcarrieroritsagent(由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署)而在“签单承运人的代理人名称及地址”（issuingCarrier’sAgentNameandCity）一栏标明：A.D.P./SHA.因此，原告仅是签单承运人的代理人（《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管理规定》第3条），无权以自已的名义向他方主张运费。
3．被告二不是托运人而是托运人的代理人。在整个航空货物托运过程中被告二始终仅作为托运人杭州敏健和天源企业的代理人通过承运人的代理人（原告）办理航空货物运输的订舱、代付有关费用等事项。托运人是杭州敏健公司和天源企业公司。委托单和空运单均载明他们是托运人，应首先推定其为托运人。事实上，该票货物是由山西悦诚轻工业品贸易有限公司卖给天源企业有限公司。天源公司再将货物出口至西班牙，并由其在杭州的合资企业办理有关手续。因此，真正的托运人应当是天源企业。
4．被告二也非缔约承运人。作为缔约承运人，必须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或者托运人的代理人订立航空货运合同。也即必须以其自已的名义签发航空货运单。被告二作为托运人的代理人，并不具备航空承运人的资格，也不具备航空公司签单承运人的授权，从未以自已的名义签发任何航空货运单或任何类似货运合同。
5．被告二作为托运人的货运代理人，不负有向承运人支付运费的直接义务。在货物运输合同中，只有托运人才负有向承运人支付运费的义务。也即本案中应由托运人天源企业和杭州敏健公司向承运人支付运费。而被告二作为托运人的代理人，仅负有代为办理“交付运费，结算、交付杂费”的义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第17条），并无支付货物运费的义务。被告二在履行该项代理业务过程中并无任何过错，根据相关代理法规规定，被告二并不负有托运人支付运费的直接责任。承运人应当向托运人主张运费。
6．因此，有关运费的支付，被告二仅负有代办之责而不负本人之责。根据《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作为托运人的代理人，被告二并不负支付运费的直接责任。由于原告违约，致使货物延误抵达目的地，造成托运人遭受巨大损失，托运人迄今拒付该运费。即便托运人仍有义务支付运费，原告也应当直接向托运人主张该项权利。
四、原告履行承运人代理义务有过错，应对由此造成托运人及其代理人遭受的损失与承运人一道负连带赔偿责任。
原告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应当按照托运人或其代理人的指示谨慎行事，但原告却违反相应指示，甚至采取隐瞒、欺诈手段，致使涉案货物的运输发生延误。
1．原告违反托运人指示，擅自推迟货物出运日期、改变运输方式。
被告二转达托运人的指示，要求原告安排2000年10月1日由上海至马德里的航班（证据2）在新加坡中转安排最早的二程航班直飞马德里；原告书面确认了该项要求。但原告代签的航空运单显示出运日期为10月4日。
该空运单上载明“上海空港到新加坡至马德里空港”；但原告却将全程空运擅自改为空陆联运，而且将货物运至空运单未载明的阿姆斯特丹空港。尽管其事后承认之所以如此更改是因为货物“运费较低”（证据6）。
正由于原告擅自推迟出运日期，并改变运输方式，导致涉案货物产生严重的迟延，原来预计货物2000年10月6日运抵马德里，实际上迟至10月13日才运抵。
承运人应对延误货物运输负赔偿责任。（《民用航空法》第126条；《华涉公约》第19条）且由于航空运单上未载明经停港为阿姆斯特丹，依法承运人不得主张责任限制（《民用航空法》第116条、《华沙公约》第9条）。
原告不按托运人指示行事，擅自改变经停港和运输方式。理应承当赔偿责任（《民用航空法》第119条、《华沙公约》第12条第2款）。
2．原告采用不当手段，隐瞒事实真相。
首先，原告涂改其起诉时向法院提交的委托单上的指示，将“1”涂改为“4”；
其次，原告提交给托运人的第21596341号空运单不真实。涉案货物实际上并非由SQ7849/Oct.04航班承运，而是由10月6日起飞的SQ0805/05/10/2000航班承运。然而，原告迄今仍在继续有意隐瞒真相。
3．托运人和被告二由于原告的违约行为遭受了实际损失。
由于货物迟误运抵目的港，托运人遭受了一系列损失。被告二则未收到分文其应得的代理费。鉴于被告二在本案中仅是作为托运人的代理人，既无实体权利也没有任何实体义务（《民用航空法》第136条）。有关反诉应由本案真正的当事人（托运人）行使。即便承运人授权原告收取有关运费，也应向托运人主张该项权利。
五、本案真正的当事人不是原告，也非被告，而是承运人和托运人。原告应当变更被告或通知托运人作为第三人加入本案诉讼。
综上：被告在本案中仅是托运人的代理人，并非本案当事人，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原告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同样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因为只有承运人才有权向托运人主张运费，也只有托运人才有义务向承运人支付运费。既然原、被告双方均为不合格的诉讼主体，原告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理应予以驳回。至于承运人的运费主张权，及托运人对延误损失的反诉权，则应由各有关当事方自已行使或经合法授权的人行使。
被告委托代理人：小耘律师事务所
郭国汀律师
2001年5月22日
【出处】
《郭国汀辩护词、代理词自选》【写作年份】2001【学科类别】国际法->国际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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