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法律的中国足协之二：你走你的路
足球遇到法律之后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还是有一种“可找到亲人了”的感觉呢？都没有。大家企盼的碰撞并没有发生，本期待着爱因斯坦和牛顿能有一番对话，可结果却成了关公战秦琼——谁也没理谁。足协不要法律。不论是国家的法律还是他自己制定的章程，都不用。
足协在日常工作中的违法其实已有不少，比如剥夺记者的采访资格，无故不给一个经常批评足协的报纸采访世界杯的采访证，看大俱乐部的脸色随便处罚裁判等等。最近的“渝沈假球案”的处罚结果一出，大家又是摸不着头脑。这件事没有被定性为消极比赛或假球，而是依据足协纪律规定中最近似的条文，对两队延迟六分钟开始比赛进行了处罚。那么按照足协制定的《中国足球协会足球比赛违规违纪处罚办法(试行)》，第五节第19条的规定（第十九条 除不可抗拒的因素外，参赛球队不按规定时间和人数参加比赛的，视为弃权，判定以0:3的比分负于对方，并给予下列处罚：1、通报批评；2、警告；3、停赛半年；4、罚款10万元。前款各项处罚可以单独或者合并使用。），处以罚款最多只能十万元，那多罚的三十万是为什么呢？据足协官员讲，是因为性质特别恶劣。特别恶劣可以将十九条中的其他惩罚办法一起使用，停赛半年比三十万罚款更能打击“特别恶劣”吧，为什么不用呢？哦，停赛了，俱乐部肯定不干，足协将此事从上个千年拖到这个千年就是要维持“安定”的局面呀，俱乐部再闹事可受不了，于是想了个看似从重从严（很遗憾，怎么也算不上从快了）的办法了事。可那白纸黑字的处罚办法是你自己定的呀，怎么说不算就不算了，这叫“依法治球”吗，这也太“人治”了吧？（这种人简直没治了。）
要平民愤也要讲个道理，就算你罚它一千万，冷静的球迷也不会为你叫好，因为这种无视法律法规的做法决不能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方向，何况这是借重罚之名行轻罚之实。俱乐部才不在乎那四十万呢，它不正常比赛的目的就是留在甲A，如果真是一场贿赂比赛的话，那么几百万都花了，还在乎四十万吗？四十万买个甲A不是很便宜吗？这种生意经的确值得在甲A各队中“推广”。
有的时候你都会奇怪，堂堂大国足协怎会对法律规章视而不见，法盲至此尔！仔细琢磨之后，也许你会有一些领悟。法律，不就是一种规则吗，没有什么事可以离开规则。但规则并不等同于法律，如果有的事不需要法律，说明它有另一套规则。足球界就一定存在着另一套规则，虽然我们不是“业内人士”，但我们也可以下这样的判断。有的事你不用深入其中也能窥其一二，就像看到元宵浮上锅来就知道里面的馅已经熟了一样。足球界中的规则是他们的“行规”，他们并不忌讳这个字眼。当年贾秀全捅出“隋波事件”后，就被某些人在报纸上斥为不懂“行规”。
我们可以通过去年孙继海转会纠纷一事对所谓“行规”管测一番：
孙继海原为大连万达队球员，1998年转会至英格兰足协下之水晶宫队。1999年由于大连队成绩不佳，该队与水晶宫队协议将孙继海转回。根据《中国足球协会运动员身份及转会规则》之规定，孙应属于涉外转会。《中国足球协会运动员身份及转会规则》第三章“涉外转会” 第39条明确规定：
a、吸收转入的球员须在每年7月20日24点前上报队员名单；
b、必须参加并通过中国足协组织的体能测验；
c、待中国足协收到球员所属国家或地区协会开具的国际转会证明72小时之后，该球员方可参加比赛；
d、在7月20日外籍球员转会截止时间后，不得再补报更换；
e、国际转会证明由中国足协在收到俱乐部的报表后，向有关国家足协索要，国际转会证明为传真件时，球员可以获得临时比赛资格，只有收到正式文件时，才具有正式比赛资格；
f、吸收转入的球员需与转出的俱乐部签订协议书；
g、协议书须报中国足球协会核准；
h、转入的球员应与转入的俱乐部签订工作合同。
英国足总於1999年7月27日为孙继海开具转会证明，孙继海回到大连队后参加了1999年7月29日16：30开始的大连万达实德队同深圳平安队的全国足球甲A联赛。根据上述条款c项，深圳平安俱乐部向中国足协提出质疑，并由深圳国浩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国律深公字/HW/99-0817号），要求中国足协依据有关规定判定那场比赛万达队０比３告负。这对于平安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那时该队正面临着降级的危险。中国足协在给平安队的复函中毫无道理地说孙继海具备上场资格（复函称：“孙继海于８月１日参加全国足球甲Ａ联赛，符合资格”），不接受平安队的申诉。这个结果倒是不出人意料，因为中国足协是不愿意得罪大连万达俱乐部的。它代表着中国的足球城，它有市政府作后盾，它可以给足协大价钱以获得1997年十强赛的主办权，也曾因为它的董事长一怒，一个小裁判就被停赛至今再未出现。而深圳平安却是个小俱乐部，年年为保级而挣扎，足协得罪它一次倒还可以。
谁想此时平安队摆出了一付不依不饶的架势，它的董事长说：“足协一天不作出合理合法的裁决，平安就一天不会罢休，俱乐部方面会就此事一周向足协质询一次。”“平安要为中国足球走向法制化起促进作用。”但是没过多久，平安队却再不提此事，好像一切都满意的解决了似的；同时有传闻出现，说足协允诺平安当年不降级。平安方面承认足协官员有过类似的表述，但他们把这样的话当作是对平安队的鼓励。可是的的确确没人再说此事，平安队也当然没有降级。中国足球最终还是没有被向“法制化”促进一步，足球与法律又是相见不相识，擦肩而过了。
纠纷解决了，没有用国家法律和足协规定，“行规”让中国足球继续“有序”的进行，法律最终被行规抵制了出来。我们当然无从知道事情到底怎样得以解决，但我们从事件本身也许可以总结出一些起了作用的规则：
1.大俱乐部是不能得罪的；小俱乐部可以适当的欺负。
2.一个球队因为利益受损而不肯罢休时，足协可以用允诺或实际行动在联赛上予以“适当倾斜”。（其实足协根本用不着实际行动，允诺一出，有关各方当然会密切配合。所以这种所谓允诺，或说成“鼓励”，根本不该从足协官员嘴里说出。）
3.一旦足协根据“行规”作出了利益平衡，请大家不要再多说话。要相信足协的决定是“公正合理”的，谁把事闹大谁就将被圈内人所唾弃，陈亦明教练早就说过：“尽在不言中。”你还说什么？
尽管足协迁就着行规，尽管足协被行规淹没而不能自拔，我们还是应该相信足协是不愿有这些所谓行规存在的，因为就是这些“圈内规矩”让中国足协权威日下，尊严扫地。足协长期无视法律章程，一味地搞“利益平衡”，到现在自己是忙得不亦乐乎，按下葫芦起来瓢，只好拆了东墙补西墙。哎，都是“规矩”惹的祸。
在现在的体制之下，欲使中国足协跳出这已经腐朽不堪的破网是难上加难。眼下亟待进行触动筋骨的体制变革，切断足协与各俱乐部和联赛经营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使足协重新成为有尊严和有信用的领导者，成为中立的裁判者。这使们又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很热门的那个词：职业联盟。
现在的联赛中，组织者是足协，经营者是足协加上各俱乐部。足协要不停的和俱乐部协商有关利益分配问题，这明显有损与足协的权威性和中立性。成立职业联盟，使之成为联赛经营者的联合体。足协退出经营，作为组织者只同职业联盟，而非一个个的俱乐部，商讨有关利润分配问题。足协在大部分时间里工作是: 联赛规则的制定和纠纷的仲裁，纠正联赛中的非法违规行为，努力搞好各级男女国家队建设，普及足球运动等事务。那时联赛中或职业联盟中再出现类似现在的“行规”，作为职业联盟上位的机构——中国足协，完全有可能、有权威用法律和足协的规章进行纠正。
中国足协抛弃了“行规”的桎梏，必然擎起法治之剑。足球与法律不能在各走各的路，也许职业联盟就是他们的引荐人，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但这二者绝不可再隔绝，不走上法治之路，我们实在无法将中国足球进行到底。
也许相见恨晚，但一切还来得及。
<br【写作年份】2002【学科类别】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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