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公安侦查工作的调整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保持了原来的体例和原有的框架、结构的前提下，对刑事强制措施、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以及对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中的相关问题，都进行了重大修改。公安机关是执行刑事诉讼法的主要机关之一，是刑事案件的主要侦查机关，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牵涉到公安侦查工作的方方面面，公安机关必须对公安侦查工作作出相应调整，方能适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一、侦查观念的调整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侦查工作影响较大的莫过于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庭审方式的改革，以及律师可以介入侦查程序的崭新规定。
收容审查本是一项行政强制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被公安机关广泛用来对付刑事犯罪分子，成了事实上的刑事强制措施。在长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已经很习惯于采用收容审查手段来办理刑事案件，从而形成了以审代侦、先讯问后取证的办案模式。由于是在缺乏证据后盾的情况下开展讯问，所以侦查人员较难通过合法手段获取口供，而只能借助于刑讯通供、诱供等非法手段来逼取、骗取口供。长此以往，侦查人员的讯问水平、取证能力便萎缩了，侦查素质也下了台阶。侦查人员长期遵循先讯问后取证的办案模式，其侦查水平、侦查能力的日益萎缩与刑事犯罪的日益智能化、集团化的反差愈益明显。而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有关机关已明确宣布废除收容审查制度。对此，公安机关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必然觉得难以适应。
评价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优劣，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法庭的审判是否公正。我国原庭审方式由于实行卷宗移送主义，所以在实践中存在法官先入为主、先判后审的弊端，法庭审判成了“走过场”，在法庭上公诉人不承担举证责任，法庭开庭审理，如认为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则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辩护人的辩护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这种庭审方式显然难以体现公正。为了充分保证诉讼公正，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辩论式”的庭审方式，即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交叉询问并开展辩论、质证，法官在充分听取了各方意见后，从容决定对证据的取舍和对案情的认定，最后依法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判决。这就明确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如果控诉方所举证据无法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则人民法院有权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一改革，无疑对控诉方的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公安侦查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介人侦查程序，这标志着我国的诉讼制度又向民主化迈进了一大步。律师介入公安侦查程序，无疑将对公安侦查活动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律师的介入，必将遏制“警察暴力”，同时也能使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律师介人侦查程序后，其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权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有权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对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律师有权代为控告。由此可见，律师的介入，对公安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侦查人员应当在律师介入之前就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掌握犯罪的主要证据，以掌握进一步侦查的主动权。
不论是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还是庭审方式的改革，抑或是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规定，归根到底都要求侦查人员要转变侦查观念，明确侦查程序具有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改变办案模式，变先讯问后取证为先取证后讯问再取证，同时，努力提高讯问水平和取证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做到依法侦查，才能圆满地完成侦查任务。
二、侦查体制的调整
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是制约侦查工作效益的重要因素。派出所承办大量刑事案件的机制导致防范薄弱，治安基层基础工作普遍被削弱;侦查与预审部门分立的体制，人为地割断了侦查破案工作的连续性，造成侦查与预审部门在工作衔接上的困难，同时还容易造成重复劳动，影响办案效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公安侦查办案时间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来的侦防机制和侦审分立的体制已不能适应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势在必然。
改革侦防机制，刑侦部门承担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派出所不再承担破案指标，而是集中精力做好基层基础工作，这样，一方面加强了治安防范工作，对预防犯罪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派出所加强了对重口、外口的管理，加强了基础建设，所以它就能利用群众基础好、人员熟、情况熟的优势，为刑侦部门提供破案线索和协助抓获犯罪嫌疑分子。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就能为刑侦部门侦查刑事案件赢得时间，既可迅速破案，又能及时收集到有关的犯罪证据，为依法侦查打下扎实的基础。
实行侦审一体化，是对原侦审分立体制的重大改革。我国的公安预审部门在长期的侦查实践中，为严格办案，依法监管，深挖犯罪，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随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侦查与预审分设的体制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侦审分立究竟有无必要呢?其实，从侦查程序构造的理论看，侦审本来都属控方，是公安机关这一承担控诉职能的机构之下的两个部门，共同承担控诉之职，实无分立之必要。从公安机关与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时的相互关系看，我国的公、检关系与国外的不同。国外检察官与警察之间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相互间不存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侦查与检察是一体的;而我国的公安侦查与检察的关系是断开的，即公安机关与检察院之间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存在相互制约关系，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有审查起诉权。这种公检关系也表明在公安内部不必另设一个部门来对侦查部门办理的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把关。因此，侦审一体化符合刑事诉讼目的。实行侦审一体化，就是要在侦查部门内实现立案、侦查、审讯、提请批捕、移送起诉一体化。这样，既可保证办案时效，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又有利于明确责任，严格执法，更加有力地打击犯罪，同时还有利于侦查人员业务素质的全面提高。
为适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公安机关除了调整侦防机制和侦审体制外，还应建立侦查破案的快速反应机制。刑侦部门应当与指挥中心、交警、巡警和派出所紧密协作，接警后迅速出警，快速赶赴现场，抓获现行，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一系列改革目标实现后，公安侦查工作方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三、侦查队伍素质的调整
刑事侦查工作是一项专门性工作，专业性很强，对侦查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侦查员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而且要有较好的法律素质、文化素质、身体和心理素质，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侦查员，只有优秀的人才能成为侦查员。目前在公安刑侦队伍中有“三个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干，三分之一的人跟着干，三分之一的人只会送水送饭。这种队伍状况根本无法适应修改后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必须进行调整。笔者认为，对公安侦查队伍的调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首先，把好进人关。公安部应当尽快制定侦查人员任职资格标准，同时要将此标准法律化。各级公安机关在招警时，就应按此标准招收侦查人员。凡不依此标准者，所招人员清理出侦查队伍，对违反规定招警的公安机关负责人以及直接责任人员，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对侦查人员的任职资格标准，可考虑以下几点:政治上，应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最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青团员;业务上，应经过正规的公安政法专业培训，凡从正规公安政法院校毕业的学生，侦查机关可以优先考虑录用，以改变当前一些地方公安政法院校正规毕业生进不了侦查队伍，而未经正规培训的人却大量涌入侦查队伍的状况;法律素质方面，侦查人员应具有良好的法律素质，特别要精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文化素质方面，侦查人员至少应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最好要有大专文化程度;另外，侦查人员还应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其次，加强对现有侦查人员的培训和考核。现有的侦查人员中，大部分具有较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但是，由于工作任务重，严打和专项斗争接二连三，侦查人员疲于奔命，没有得到休整和培训，业务素质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法律素质明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身体素质则根本没有提高的机会。对此，公安机关应加强对他们的培训，在此基础上，按照侦查人员任职资格标准进行考核。对经过培训考核后，不能达到侦查人员任职资格标准的，要转岗，不能再呆在侦查部门。
最后，要在侦查队伍中建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竞争机制。在当前的侦查队伍中，存在着松、散、懒的问题。一些侦查员不思进取，混时度日，无所作为。这种状况存在的根源在于侦查队伍中各种机制存在问题。侦查员干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有能力的侦查员得不到重用，而平庸无能者由于会做“公关”工作，反而深得某些领导的赏识，升迁有门。虽然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侦查队伍的领导任用上，进行了竞争上岗的尝试，但这样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竞争上岗制是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竞争机制的必然结果，但是，侦查队伍的领导岗位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有能力、表现好的侦查员都能走上领导岗位。这就需要配套建立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即建立侦查员等级晋升制，将侦查员划分一定的等级，规定晋级标准，定期进行目标考核，凡符合晋级标准者给予晋升;凡未达到晋级标准但仍符合所任级别标准者，保留原级;凡未达到晋级标准同时又末达到原级别标准者，降级使用。同时，对不同的级别，规定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在建立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的同时，还应建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即对那些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对任何考核都抱着无所谓、在侦查队伍里表现不死不活的人，应坚决予以淘汰;而对那些表现突出、积极进取、为侦查事业鞠躬尽瘁的人，则应予以重奖或者重用。这样，优秀的侦查员才会觉得自已的价值得到了承认，前途光明;一般的侦查员才会觉得有压力，才会知道继续混日子就有可能被淘汰;而劣质侦查员才有可能被清理出侦查队伍。而这样的侦查队伍用人机制才有可能充分调动每一个侦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才有可能建成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具有很强攻坚能力的队伍。
【出处】
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写作年份】1999【学科类别】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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