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神hpk 发表于 2009-2-11 10:18:27

不惑的代价——我的学术生涯之一:剩下的油条

  不惑的代价——我的学术生涯
   
    孔子在总结他的人生道路时说:“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是幸运的,每奋斗十年,他的精神世界和生命质量就能上一个台阶,最终达到理想的境界。我出生于1958年11月,到1998年已经活了整整四十个春秋,正届不惑之年。但是,不惑之年是不是真正达到了不惑的境界,是不是对人生对世界都不再有困惑了,自己却不敢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四十年来,我对不惑的追求须臾也没有放松过,并为这种追求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正因为如此,当我总结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时才不至于羞愧难言。……
   
    第一章剩下的油条
   
    001非正常死亡
    在我不满一岁的时候,虽然还不会说话,但却有记忆和怀疑了。在我头脑里留下的第一个疑问是:“大船怎么会漂到屋子里来了?”三十年以后,我才真正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为“大船为什么漂到屋里”的问题哇哇乱叫的时候,彭德怀正在庐山会议上为千百万饥寒交迫的农民请命呢。也正是在彭德怀蒙难的时候,我的叔祖父在饥饿中离开了我们,属于当时所谓的数千万“非正常死亡者”之一。当他老人家的棺材供奉在我家堂屋里的时候,不会说话的我把棺材当作木船了,并且留下了“大船怎么会漂到屋里来了”的疑问——我的人生第一大困惑。……
   
    002好人好事
   
    吃野菜和水草长大的我,终于能上学了。然而,刚刚上完一个学期,“文革”就开始了。小学期间最大胆的一件事是“篡改”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在唱这首语录歌的时候,我和我的一年级的小伙伴们总是故意唱作“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因为年龄太小的缘故,老师听到了我们的“篡改”也只是批评而没有戴我们的大帽子。不过,当我后来阅读了许多“文革”中的离奇故事后,也的确为儿时的“篡改”行为而后怕万分呢。要是遇到一些特别会搞阶级斗争的人,抓不住小孩就去抓家长,我当时不同样要倒大霉吗?
    小学期间遇到的最大磨难是:一次班上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因为讲不出做了哪些“好人好事”而被我的二年级老师揪破了耳朵。放学以后,我的小伙伴们为了打抱不平,一路高呼着老师的名字,并一遍又一遍地在老师的名字前面加上“打倒”二字。为什么每个礼拜都要开“讲用会”?为什么每天都要做“好人好事”?为什么讲不出“好人好事”就要被揪破耳朵而付出滴血的代价?这就是我
    的人生第二大困惑。
   
    003留级
   
    1973年2月,我初中毕业了。当时正是所谓的“右倾回潮”时期,两种教育路线僵持不下,所以高中招生既不是像前几年那样仅凭推荐,又不是像1976年以后仅凭考试,而是推荐和考试相结合。推荐主要是贫管会(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推荐,当然,学校也有发言权。考试很简单,只考数学和作文两门课,录取分数线是一百分。“贫下中农”推荐了我,学校推荐了我,学生也推荐了我,考试也通过了(我仅数学就考了九十多分,全考区第一名),却未能被录取。上面来了通知,让我留级。级是留了,但是我永远也想不通,为什么政治表现、家庭出生、社会关系、学习成绩都不如我的人能上高中,却要让“又红又专”的我、多次被评为五好学生或三好学生的我留级?这就是我的人生第三大困惑。
   
    004咬文嚼字
   
    1973年春节过后,当我带着留级的羞辱重读初中课本时,便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与困惑。
    初中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来自《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的文章,题目叫做《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学完这一课,语文老师布置了这样一道问答题:“为什么说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答案自然就在课文之中,将毛泽东归纳这一命题的那一段话抄写一遍也就行了。具体格式是:“答:因为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
    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所以说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不知是因为闲极无聊还是要掩盖留级的羞愧,我不能满足老师教给我的答题方式,我要有所不同,有所创新。于是我答道:“敌,就是对立,敌人就是和我们对立的人,所以,在世界观和看问题的方法上必然和我们对立,我们认为是,他们认为非,我们认为好,他们认为坏。对他们有利的,对我们就不利,对他们不利的,对我们肯定有利。所以,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我那可爱的老师留在我的作业本上的批语是:“咬文嚼字,重做!”重做就重做,重做还不简单吗?照着课本抄一遍不就行了吗?重做是重做了,但是给我的困惑却永远也不能消除。做作业为什么一定要抄书呢?这是我的人生第四大困惑。
    当时我怀疑:是不是老师的水平太低了?十多年以后我才逐步弄明白,那不是老师的水平问题,而是人类的思维惰性和道德惰性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铁凝和王朔笔下的中小学教师,都是大城市里的才女,不也同样扼杀学生的思想火花吗?大约也是在十多年以后我才弄明白,毛泽东用的是归纳法,我用的是演绎法;毛泽东用的是经验总结法,我用的则是语义分析法。后来,我能在法律语义学领域里做出一些成绩来,也与老师的打击有关呢。如果老师不给我严厉的打击,因一时心血来潮的“咬文嚼字”恐怕很快就淡忘了,哪能影响到我以后的思想方法?然而,我亲爱的老师,当时您如果能给我以表扬和鼓励的话,不也同样能让我难以忘怀吗?不也同样会给我以后的思想方法带来良好的影响吗?
   
    005愧对小弟子
   
    后来,我于1978年也成了乡村教师,担任三年级语文和初中化学两门课,和我
    以前的老师成了同事。那时候,我并不担心我的业务水平是否合格,最担心自己也
    像我以前的老师一样,犯扼杀学生思想火花的错误。因此,每当那三年级的小学生
    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或者指出我的某种错误的时候,我总要给予充分的表扬。
    有一个叫汪德新的,一次问我“戳”字怎么写,我说这个字挺麻烦,我要查一下词典。他等不及去问另外一位老师,并抗议说:“我们老师连个‘戳’字都不会写!”他的母亲(也是教师)狠狠地教训了他,而我却表扬了他,我对他母亲说:“他说得对,实事求是,我确实不会写那个‘戳’字”。
    有一个叫伍华玉的,曾经当众指出:“老师,你把‘装’字写错了”。也受到了我的当众表扬,希望大家向她学习。
    有一个叫高正乔的,说我处理问题不公正,我更正了我的处置并表扬了他。
    我本以为我这样做是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哪知道我却害了我那些可爱的小弟子。1979年,我为了就读北京大学法律系,不得不离开我的家乡和我的小弟子。然而,我的那些小弟子,尤其是智商高的小弟子仍然保留了我当班主任时的习惯:随时发表不同意见,随时指出老师的错误。这种习惯和后来的某些老师的气质格格不入,因此,我的那些可爱的小弟子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各种打击,越是聪明好问的越是如此。尤其是汪德新、伍华玉和高正乔,我明显地感到他们的智商比我小时候要高得多,然而,由于好提问题,好发表不同意见,未能得到某些老师的善待,积极性和自信心受到严重影响,到后来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学,最好的考了一个大专,最差的连高中都没有考上。幸好初中是普及的,不然,他们说不定连初中都考不上。是我害了他们。
    令人欣慰的是,这三位小弟子,现在都干出了自己的事业。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对: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988年秋天,在江苏省委党校一个青年理论班的课堂上,我明确向学员表态:“在我讲授宪法学的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随时发表不同意见,可以随时指出我的错误”。为了吸取发生在小弟子身上的教训,我又声明说:“不过,在其他老师讲课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这样”。然而,养成习惯的学员,往往忘记我的警告,他们在别的老师讲课的时候,也时不时地发表一些不同意见,搞得某些老师很不愉快。
    后来,我的学生刘轩明欲调入某省级机关法制处,处长找我的一个同事了解情况,同事说:“你最好别要刘轩明,这家伙喜欢在课堂上发表不同意见”。
   
    006大寨花
   
    1973年春夏之交,我亲爱的语文老师要我写一篇题叫《刘庄盛开大寨花》的作文。就是这么一篇作文,使我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被理论和学术所困而永远不得自由。
    我的家乡在淮河下游,大约在八百年前的宋金对峙时期,河南省阳武县光禄村一带的黄河南大堤决了口,滔滔黄河水带着滚滚黄沙,铺天盖地,直扑东南方向的徐州和淮阴,多少房屋被黄水冲垮,多少农田被黄沙埋葬,淮阴以东的淮河下游河床也被那累累黄沙填了个严严实实。从此,淮河失去了入海道。从此,失去了入海道的淮河水,就像落魄的游魂,就像脱缰的野马,就像丧家的疯狗,在苏北大地上到处游荡,到处践踏,到处杀生害命。连绵八百年的淮河水患,使苏北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就在老师要我写《刘庄盛开大寨花》作文的那年春节期间,我的一个亲叔叔还带着我的堂兄外出讨饭,讨了一个多月呢。淮河的泛滥,极左路线的干扰,是我的家乡贫穷落后的根源。可是,当时的我,作为一个初中生的我,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的我,哪里知道这些道理!我一口咬定,我们刘庄人没有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认真地向大寨人学习,没有很好地抓阶级斗争,没有认真地批判多吃多沾、以权谋私的干部(当时统称为“走资派”),没有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所以,刘庄就贫穷落后;所以,刘庄人就到处逃荒要饭;所以,刘庄就没有盛开大寨花;所以,《刘庄盛开大寨花》的作文是不能写的。为此,我与我所有的老师,与我的部分同学,与我的父母,与大队、生产队的部分干部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比赛”。以老师为核心的正方认为,刘庄虽然赶不上大寨和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但革命和生产毕竟做出了成绩,还是有进步的,还是开了大寨花的。唯一的反方,孤军奋战的我则认为,刘庄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太落后,阶级斗争和农业生产都没有搞好,对国家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甚至还有人要饭,所以,根本没有盛开大寨花,离盛开大寨花还远着呢。
    “辩论比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老师们只好借助于政治武器。他们指责我思想落后,只看阴暗面,不看光明面,散布“上工如拉纤,放工如射箭”一类的右派分子早就散布过的反动言论,反对农业学大寨,给英勇的刘庄人民脸上抹黑,把农业学大寨的伟大群众运动说得一团糟,糟得很,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小彭德怀,是彭德怀的代理人,是右派学生。他们要我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清农业学大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大好形势,彻底搞清楚究竟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这一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不立即悬崖勒马,继续认为“糟得很”的话,就要给以政治处分。
    我当然也有重磅武器,那就是革命领袖的语录:“吹牛撒谎是可耻的”(列宁语录);“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主席语录);“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毛主席语录)。我有领袖语录做后盾,就不怕他们在政治上打击我。
   
    007断脚
    处分正在酝酿,辩论还没有结束,上级指示迟迟没有到来,但时间不等人,暑假开始了。我带着庄严,带着悲愤,带着豪迈,带着困惑,带着苦闷,和成年农民一起战酷暑,干农活,只多干,不少干,恨不得一口气就把我的刘庄变成大寨,也免得我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暑假快要结束了,我的皮肤,除了屁股和小腹,晒得像野猪一样地黑,比非洲黑人还要黑。一方面,我希望暑假尽快结束,以便重返教室,使我那还十分稚嫩的身躯得到休息;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惧怕我的教室和课堂,我不知道悬在我头上的大帽子什么时候会落下来,我不知道孤立无援的我到底还能挺多长时间。投降吧,那多不够英雄气概;坚持下去吧,我的骨头毕竟还没有发育成熟啊。惶惑、迷茫、恐慌的心绪越来越重,不知怎的,我的手不听大脑的话了,不灵活了。一天中午,以往耍弄自如的铁锹突然向我自己的、赤裸的脚上铲去!……可怜我那不满十五周岁的脚,一个少年的脚,一个男童的脚,像仔猪一样鲜美的脚,像玉笋一样脆嫩的脚,被我自己用大铁锹一铲两段!血流如注!……我为什么会铲断自己的脚?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五大困惑。
    我住进了条件很差的乡村医院,一住就是两个月。日夜陪伴我的,是我那苦命的父母。一天早晨,父亲买来了大约十根油条,要我全部吃完,我吃了大约三分之二,剩下了大约三分之一。半小时以后,我的三哥送粮食来了,父亲说:“将油条吃了吧,你弟弟专门留给你的”。我说:“不是专门留给你的,是我吃剩下的”。父亲说:“你这一辈子大概完蛋了,不仅是写不出大寨花的文章,就连一般的为人处事恐怕也搞不好。一句假话不会讲,顺水人情不会做,将来怎么在社会上混事?完了,完了,彻底完了!”
    不知是看我年龄太小,太小不点了,还是同情我负了伤,也不知是不是上级领导哪根筋搭错了,我的问题未能引起上级的重视。在我出院以后,“大寨花”的问题居然不了了之了。我不过失去了班长职务,而没有被正式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右派学生等等的政治帽子,更没有像彭德怀那样被关押。那些原先支持我、后来不得不沉默的小伙伴们,又重新和我亲热了。
    尽管如此,那场辩论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从此后,我对社会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数理化的兴趣。并发誓,一定要把社会研究透彻,做一个不惑的人。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写那篇作文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只不过,我的老师没有批到点子上。明明我的思想方法左得要命,他们不仅不能指点迷津,反而戴我大帽子,说我右倾,致使我在迷途之中越走越远。如果“文革”不及时结束的话,我真不知道走向成年的我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是被当作右派关进牢房呢?还是狠搞阶级斗争,专门抓别人进牢房呢?真是难以逆料!
    【出处】
  《当代法学》1999.4--2000.2【写作年份】1998【学科类别】未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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