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河南人
前段时间，一本名为《河南人惹谁了》的小册子风靡大江南北，当然，在此之前，一句“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的“名言”也是家喻户晓。据说还有一本叫做《解读中原》的书也是为恢复河南人名誉而提笔的。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人，具有籍贯河南身在其中的条件，也有外地求学置之度外的客观，因此，我想对于“河南人”这个问题我还是有些发言权的。其实《中国律师a>》上刊登的一篇名为《感悟诚信》的文章也说过，河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有的古道热肠、至刚至坚，自然也有的制假售假、坑蒙拐骗。恐怕天底下的骗子并不都生在河南，更不可能河南人都是骗子。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存在左中右，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在，河南人的形象就是极少数河南人自我毁坏的。http://www.dffy.com/upfile/20050417174137-0.jpg
言于此，我发现，警察问题与河南人问题竟还有些相似之处，不得不说两句。
现在，不论是新闻媒体报道，街头巷尾谈论，亦或是专家学者研讨，无不对警察这个特殊的群体具有极大的偏见。有时提及警察谈到的只是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态度蛮横、效率低下、案件久积不决等。特别是鄂州杨叶派出所涉及的荒唐强奸案、兰州击毙讨债人案，以及聂某案、佘祥林a>案等案件的相继曝光，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批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者说道：“刑事诉讼中的病枝几乎都开在侦查阶段”，我不知其依据为何，有无实证，抑或是主观感性的支配所得。不可否认，这些确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暴露出现行侦查体制中的缺陷以及警察队伍中部分人员的素质低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只要一谈及警察就是凶神恶煞，而一提及犯罪嫌疑人则亲同手足，这显然也有些失之偏颇。诚然，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是人权保护的应有之意，是现代法制文明的必然要求，但近年来学界的研究却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过分强调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失去本应有的理性、中立、客观的研究态度，同时也忽略犯罪的被害人、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的保护，更别说忽视警察权利的保护问题了。所以，前几天，当我看到耿连海的《警察权益保护》一书时，顿感欣慰，欣慰在终于有学者开始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侧面，看到问题研究的平衡性了。
其实，警察是个特殊的群体，作为国家公务员，警察并没有优厚的工资待遇，而另一方面他们所担负的使命、承担的压力、面临的挑战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特别是侦查活动具有极强的活力对抗性，当今社会犯罪的高智商化、高技能化、有组织化、反侦查能力不断提高，社会的发展又带来大量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社会问题，侦查工作、治安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警力不足、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警察不仅要做份内的警务工作，同时还有大量的非警务活动，“有困难找警察”使本来就不充足的警力更加分散。同时，最近出台的一些刑事政策，如“命案必破”等，本来是一种口号性、决心性的政策，在一些省市却演变成为硬性指标，资源有限，要破案，要短时间破案，刑讯逼供就在所难免了，有的地方警察经费紧张，出差办案的路费都没有，地方警察机关只能自谋经费，在这种情况下，要办案，还要赚钱，搞些“创收”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对警察一味谴责显然是不公平的。
不可否认，警察队伍中确有害群之马，他们素质低下，法制观念差，但如果就像对待河南人的态度一样，全盘否定，显然也是不客观的。就像每年都有大批警察同犯罪作斗争因公殉职，同时每年也有很多警察受到处分，甚至刑事制裁；人们被英雄的事迹所感动和鼓舞的同时，也为那些犯错误的警察表示愤怒。这是不争的事实，警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同犯罪作斗争，保护人民群众的同时，也可能会受到黑暗势力的感染。因此正确认识和评价警察，正确认识和评价警察工作才是必要的，不能一味的歌颂，更不要一味的批评。
回到制度问题，侦查阶段的确暴露出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离不开整个诉讼程序的设计，如果只一味批评而不着力于问题的解决，这也不是研究的应有之义，很多学者认为警察的权力过大，约束机制过小，警察素质低下，法制观念不够，特别是对刑事诉讼法的改革热情不高，具有天然的抵触性。其实不然，对于侦查阶段的法制改革，警察更是欢迎，真正听听实践部门的声音，科学、有效的程序设置更有利于侦查活动的开展，试想在完善的司法程序中，刑讯逼供的证据效力得到排除，违法办案得到追究，公安机关的政绩观正确定位，有谁还会再选择这种野蛮粗暴的办案方式呢？
因此，我要重申的是，对大众而言，学者的意见更具权威性，其导向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学界的研究一定要保持冷静的态度，客观全面地看待问题，防止片面化。否则某天真要流行“千万不要相信警察”的口号时，恐怕就不仅仅是警察群体的悲哀，更是学界、民众，乃至国家的悲哀了！
作者简介：郭冰，女，（1980—），河南省漯河市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侦查方向在读博士研究生（木樨地校区研究生部，1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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