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边缘女性涉情犯罪警示录
在大都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难以统计的外来打工妹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她们正处在如花似玉的年龄,不能不面对爱情与婚姻,而这又是她们难以选择和把握的。她们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因种种条件的制约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为了生存和情感的归宿,她们中的一些人便有可能与庄严的法律发生冲突。堕落与犯罪固然有自身的缘由,但不容回避的是,城市的世俗生活、不良的外界诱惑、情感的欺诈……都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折磨着她们并不坚强的神经。对北京城乡结合部三个区看守所的在押女犯情况,我们进行了重点调查。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66%的女性在押人员是外来人口,其中57%来自贫困地区;二是这些罪案中43%与感情问题有关。
冷冰冰的数字刺痛了我们的心。
在大都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难以统计的外来打工妹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她们正处在如花似玉的年龄,不能不面对爱情与婚姻,而这又是她们难以选择和把握的。她们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因种种条件的制约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为了生存和情感的归宿,她们中的一些人便有可能与庄严法律发生冲突。堕落与犯罪固然有自身的缘由,但不容回避的是,城市的世俗生活、不良的外界诱惑、情感的欺诈……都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折磨着她们并不坚强的神经。
所有外来女性涉情犯罪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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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言蜜语下的重婚
一个叫蕙的打工妹主动到法院投案自首,说她已涉嫌重婚,触犯了法律,愿意承担罪责。“但是我那5岁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她迷茫地问法官。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95年8月,蕙从老家浙江来到北京打工,在某公司做清洁工。她面容姣好,文文静静,对工作尽职尽责,得到了大家的好评。1996年底,她与在那里临时工作的该公司总院某所一高级工程师相识。高工多次表示喜欢她,不断地诉说自己的妻子虽是大学生,但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现在他已分居单过,早晚是要离婚的,并发誓要娶蕙为妻。蕙想高工大自己29岁,又没离婚,就没同意。但高工死死纠缠,发誓即使现在离不了,将来退休也一定离婚后娶她。他信誓旦旦:“我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如果你能给我生个儿子,我一切都听你的,我的一切财产也都是你的。”面对高工“火一样的热情”,蕙终于动心了,以身相许。
她做起了老夫少“妻”的美梦。高工还算对得起她,1997年4月,高工凭着老关系,将她的户口从浙江省农村迁往北京某区,转成了城市户口。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同居了,“夫”唱“妇”随,小日子过得很美满。不久蕙怀孕了,这下可把高工乐坏了,可能有儿子了。但他说自己暂时还离不了婚,因为二女儿正在考大学,怕影响她的学习。
1998年7月,在高工的老家广东乡下,蕙生下了一个女孩。高工也还是非常喜欢。孩子一岁多时,蕙带着女儿回到北京“老公”身边居住,高工总是隔三差五地前来看望她们母女。小女儿聪明伶俐、乖巧漂亮,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亲热地叫他“爸爸”,高工则按时为她们付房租和生活费,“一家人”在北京过得其乐融融。
一转眼小女儿快5岁了。因是非婚生子女,未取得户口,马上该到上学的年龄了,孩子的教育怎么办?蕙焦急万分,不停地告诫高工不要忘记当初对她的承诺。
2002年8月,高工年满60岁,正式退休。蕙盼望高工赶快实现诺言。可是高工不但不提离婚的事,而且从原来的三五天来一次,变成两三个月才来一趟,生活费也一拖再拖,不主动给付了。为了生活和孩子的抚养教育,她开始和高工争吵。几次争吵之后,高工终于道出了实情:“妻子不同意离婚,我没有办法,你再等一等吧。”她一听就蒙了,苦苦等了6年,竟等来这么个结果!后来她多次找高工,高工甩出了一句:“你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吧!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最后干脆避而不见了。
面对如此绝情的“老公”,她愤怒了。为了至今还没有户口的可怜的女儿,她走向了法院,向法院诉说了她和高工的重婚事实,请求法院依法处理。面对法官,她泪流满面:“我一时头脑发昏,弄成今天这个样子。现在我明白我的行为已伤害了他的家庭,我甘愿受罚。但我没想到他这么无情无义,他欺骗了我。目前我没有生活来源,又带着一个可怜的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她长大之后我该怎么向她交待呢?我又怎么对我的父母交待呢?”
法律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她与高工虽没有结婚,但是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夫妻名义对外同居的,也视为重婚。
法官告诉她,如果坚持起诉昔日的情夫,双方会因涉嫌重婚罪而被审查,如果被确认,将会被判刑。她痛苦而又无奈,但她说她主意已定,不管受到什么处罚,一定要告,为了无辜的小女儿,否则,她也没有活着的勇气了。
打工妹和高工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要等司法部门审查之后才能定案。但不管结果如何,她目前带着一个5岁的女孩在北京漂泊,没有生活来源,被人抛弃,所遭受的感情上、精神上的伤害是惨痛的。
为爱而自毁的女孩
22岁的汪玉花,来自湘西常德市黄土店镇农村。乍看上去,她蓬乱的头发、苍白的脸颊、呆滞的眼神,怎么也不像是花季女孩。
1999年初,汪玉花父亲的病故,打乱了家里的生活秩序,身为长女的她毫不犹豫地用稚嫩的双肩帮助母亲担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还清父亲患病时欠下的债务,为了弟妹们能够继续升学,刚满17岁的她决定外出打工挣钱。
汪玉花跟着村里那帮姐妹们来到北京西郊一家名叫“迷你屋”的美容美发厅安下身来,老板聘她为顾客按摩面部。与汪玉花住在一起的几个小姐妹,平时行踪诡秘,晚上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去朋友、同乡那里,甚至通宵不归,发廊仅剩下她和魏老板。魏老板时不时来到她身边闲聊,当问到她的家庭情况时,她便止不住泪流满面。每到这时,魏老板总是关切地掏出手帕帮她擦眼泪,还两三百地给钱,要她寄回家里。她在内心很感激魏老板。
魏老板何许人也?他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年纪,好多年以前就到了这里,开过川菜馆,办过服装厂,近年才开了家发廊,挣了不少钱。他是一位惯于追蜂逐蝶的情场老手,对汪玉花早就垂涎三尺。但他知道对付汪玉花这样的纯情女孩儿急不得,只有博得姑娘的好感后,才能达到目的。
在一个凉风习习的夏夜,魏老板又与往常一样,和她一起拉家常,她听着魏老板关怀、体贴、温柔的话语,再想起早逝的父亲、孤苦的母亲、可怜的弟妹和自己的身世,便哭个不停。她所有的委屈和忧伤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地冲垮了她一直坚强的外表。当汪玉花收住泪,恢复平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躺在了魏老板的怀抱里,一双粗壮的手正抚摸着她……她感觉到一阵阵兴奋,慢慢地闭上双眼,像一只温驯的小绵羊,迷失了自己。
从此,汪玉花成了魏老板的情人。她每月的工资不断上涨,几百几千地往家里寄钱。她感到很幸福。
第二年初夏,新的生命在她的腹中萌动。她把喜讯告诉魏老板时,魏老板却显得惶恐不安。他在四川老家早已娶妻,生有一双儿女,与汪玉花不过是玩一场爱情游戏罢了。他不露声色地安慰她,劝导她,说她的年纪还小,根本领不到结婚证,非婚生小孩是要挨罚的,挨了罚,在这里还能呆下去吗?他说得言辞恳切,她含泪点头,去做了人流。
不久,魏老板的生意日渐萧条,账面上开始出现赤字。他背着汪玉花,将她抵押给了债主李某,并对汪玉花说那是他的表兄,哄骗她同李某去中俄边境玩玩,见见世面。临走时,魏老板还送给汪玉花一笔钱。
到达哈尔滨已是深夜,李某带她到宾馆住下。汪玉花一路劳累,洗个热水澡就睡了。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已躺在了李某的怀里。没等她开口说话,李某就把真情实况告诉了她,还把一纸魏老板亲笔签名的情人抵债协议书推到她面前。她惊呆了,那虚幻的幸福美梦顷刻间灰飞烟灭。她难以承受这种打击。她哭着、闹着、喊着、吵着,最后还得听任李某的摆布。表面上她似乎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但她内心充满报复意念。
当年深秋,汪玉花又回到北京,找到魏老板。她说她已是他的人了,这一辈子就跟定了他,做不了妻子,做情人也心甘情愿。魏老板听得连连点头,激动不已。他们再次同居。
2003年国庆节,魏老板携汪玉花去南方旅游。回京途中汪玉花偷偷向母亲寄去六千元钱,还写了封情真意切、哀怨伤感的长信。到北京的这天晚上,吃过晚饭,各自洗了个热水澡,两人疯狂亲热一番后,魏老板瘫倒一侧,缓缓进入了梦乡,发出了呼呼的酣睡声。她悄悄起床,开始实施早已计划好的报复行动。她从提包里拿出一把水果刀,对准魏老板猛捅过去。魏老板惊醒了,强忍住疼痛,夺过那把水果刀,大呼“救命”。玉花害怕了,赶快逃出来,跑到附近一个派出所投案自首了。2004年5月,她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夭折的玉花,自毁的女孩。可悲?可怜?可恨?
村妹子沦为劫车大盗
翻开法院刚审结的田小美的案卷,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页:
田小美(小美),化名小辣椒,1985年9月生人,汉族,河北省人,15岁辍学,在同案主犯胡永利的教唆下,合伙干起劫盗轿车的罪恶勾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盗取“皇冠”、“林肯”等各种高级轿车数辆,案值巨大。2002年12月以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时她尚未满18岁。
2004年2月底,在北京市监狱,我采访了她。
在见小美之前,我脑海里对小美的预想是一个年轻女流氓、女强盗、女魔头的形象,然而,眼前的小美与我想象中的模样大相径庭。她身高仅一米六左右,纤小苗条,清清爽爽的脸上,一双纯净的眸子黑白分明,眼神如一汪清水般清澈。看上去,她还像是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我难以相信,这样的女孩子竟然会成为劫车大盗。
“在盗窃汽车中,你做什么?”我问。
“拉拢、引诱轿车司机,陪司机喝酒,做那事(发生性行为),借机将麻醉药倒入酒里或水杯、饮料里,让司机喝下,将司机麻醉后,翻找车辆证件,分赃的事由胡永利负责处理。”
“你这样做,每次都能成功吗?”
“几乎是百分之百。”
“你干得这么顺手是什么原因呢?”
“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感觉到,我只要做出那样的暗示,司机们就会被我紧紧吸住。他们对我没有防备,我越是满足他们,他们越是没有一点警觉。我下手的机会很多。”
她下手成功率极高,几乎弹无虚发。遇到她,那些司机们便一个个“中弹”倒下。
我单刀直入地问:“你是怎样走上这条路(出卖肉体)的?”
这一问勾起了小美的回忆。
小美初中没上完就辍学了,在一家饭店里做了一段时间的服务员,在那里,小美失去了少女的童贞。一位姓黄的厂长是饭店里的常客,一天他点名要小美陪酒,结果他喝多了,要了一个房间,小美半推半就,依黄厂长的要求,裸露出了她那年轻女子的胴体……事后黄厂长将500块钱塞在了她的乳罩里。小美挣到了有生以来最多的钱,也由女孩变成了女人。
从预审员那里,我了解到小美之所以走到了今天,主要原因是她在17岁时结识了本案的主犯胡永利。胡永利比小美大14岁,离过婚,曾因杀人罪被判刑。
因为渐渐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小美不在饭店干了,想到深圳去投奔那里的亲戚,在那里找个工作。在济南等车时,小美在车站外一家快餐店里,结识了胡永利。胡永利长相白净,一双大眼睛,高鼻梁,嘴巴很有棱角,一副高雅气质的男子汉模样。他自我介绍是济南市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常去深圳谈生意,现在刚回来,才下车。遇到这么一个热情、有身份的人,他又熟悉深圳的情况,小美便与他攀谈起来。聊了一个多小时,胡永利建议小美留在济南玩几天,小美答应了。
第二天,胡永利开车带小美去了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等旅游景点。坐在高级轿车中小美感觉很好,又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开车,小美感到很开心,很有派头。一路上,胡永利说话很幽默,逗得小美直笑。
“胡哥你结婚了吗?”小美喜欢上了眼前这个男人,她觉得胡永利和她在乡下饭店伺候的那些蠢男人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结了,又离了。她不温柔,性子硬,不理解男人在外闯世界的艰难。她要像你这么小鸟依人就好了。”听到胡永利现在没有妻子,小美心里一阵暗喜。她一时动了真情,扑在了胡永利的怀中。
小美被胡永利俘虏了,与他在济南同居。
据预审员介绍,此时的小美已深深坠入胡永利布下的情网,难以自拔。她与胡永利吃住在一起,有钱花,玩得好,活得很痛快。胡永利对她很体贴,她已经离不开他了。
过了一阵甜蜜日子,胡永利向她摊牌了:“我并不是什么贸易公司的经理,也没有自己的轿车,用车都是‘借’的。我手中的钱来路也不正。不过你也花了我不少钱,现在咱俩是一条道上的人,一条绳子上绑着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了。”他还给小美上“政治课”:“蛇有蛇道,鸟有鸟迹。那些当官的、企业家、暴发户们也不清白,只是你不知道罢了。他们更敢胡来,更敢犯法挣大钱。这年月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要想过好日子,就得敢干、敢闯。”
胡永利心里早有罪恶的计划,但没有找到“聪明”、“合适”的搭档。他选中了小美,给她安排的角色是瞄上轿车,引诱司机,最好发生性关系;用麻醉品让司机昏睡,盗取轿车钥匙和手续(行车执照、驾证、通行证等)。此时的小美已完全被胡永利控制,对胡永利言听计从。
山东威海市一位开“蓝鸟”的轿车司机,成了小美的第一个引诱对象。他被小美引诱到一家宾馆发生性关系后,小美借机把安眠药放进一杯饮料里,他喝了下去,一会儿就睡着了。小美翻找到了车钥匙和车的有关证件,马上离开了房间。那辆车胡永利让人开到济南,卖了10万元。胡永利花1万元买了两部手机,又花2万元为他和小美各买了一件皮衣,还给了小美2万元作为酬劳。小美一夜间成了“大款”姐,感到有钱太幸福了,她给家里寄去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之后,小美和胡永利又干了几起,都很顺手。后来公安部门开始打击盗窃汽车犯罪。那时在烟台,他们盗了一辆价值70万元的轿车,连夜开回济南,可出手时被公安局扣住了,要不是他们跑得快,早就进监狱了。见公安局抓得紧,胡永利带小美东躲西藏,可手中的钱挥霍得差不多了。他知道小美以前与黄厂长有过“几次”,就让小美再去勾引黄厂长,两人上床后胡永利冲进去,用刀逼黄厂长写下欠款20万元的字据。没想到黄厂长报了案,小美和胡永利都被逮住了。怀有身孕的小美被判处无期徒刑,胡永利被判处死刑。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小美就从一个17岁的纯洁姑娘变成了一个无期徒刑的囚犯。我很难理解,像她这样一个文静秀气、举止斯文的女孩子,怎么会那样不知廉耻地出卖自己的肉体。“你作为一个女人,采用这种手段去弄钱财,自己不在乎吗?”我问。
“我当时只想结婚以后他会不会拿这事当话柄。”
“事到如今,你恨胡永利吗?”
“他对我很好,他是为了我,我不怨恨他。”
小美的回答令我十分惊讶。据预审处预审员介绍,胡永利只是把她当做感情的玩物、泄欲的工具、犯罪的同伙,他根本就没打算与小美结婚,更不想让她生下孩子。在胡永利面对被执行死刑交代后事时,他压根没有提及小美和她腹中的孩子。
田小美由一个农村姑娘到重罪囚犯,表明了物欲横流、崇尚金钱的糜烂风气的极大腐蚀性。对金钱的极端追求、对享乐的无节制攀比,是小美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因;而胡永利教唆的引诱,又促使她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人到魔的演变;而三陪、卖淫一类丑恶现象又为这种演变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利刃砍向12岁的孩子
2002年11月8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赵晓芬提起公诉。时年23岁的赵晓芬与男友同居2年,身怀六甲时男友不辞而别,赵晓芬一气之下残忍地将男友张大泽的儿子杀死,无辜被杀的孩子仅仅12岁。当张大泽的前妻梁静来到检察院请求检察官为她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时,撕心裂肺的哭诉让在座的检察官们心如刀绞。这是怎样的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啊!
赵晓芬口口声声说自己喜欢孩子,却为何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失去理智而杀人的她,在看守所里终于开始反省……
1997年夏天,高考失利后,18岁的赵晓芬和许多普通的打工者一样,满怀对大都市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梦想来到北京。经过学习电脑知识,赵晓芬成了寻呼台的一名录入员,总算是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惟一让她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寻呼台24小时的轮班制。三班倒的工作使原本性格内向的赵晓芬,失去了和朋友在一起畅谈的机会,闲来无事时她常常感到郁闷、压抑。
2000年7月的一天,在同乡的多次邀请下,赵晓芬请了一天假,去朋友上班的一家歌厅玩。这一天赵晓芬遇见了张大泽。
张大泽谈吐幽默,对女人体贴照顾、善解人意,让久居异乡的赵晓芬感受到了大都市男人的温情。张大泽也挺喜欢赵晓芬,他觉得她单纯、善良,是个朴实的好姑娘。两人非常投缘,感情迅速升温,不久就租房同居了。
随着交往的深入,赵晓芬了解到今年38岁的张大泽于1994年离了婚,有一个12岁的男孩跟着孩子母亲。张大泽没说为什么离婚,赵晓芬也不想问。对张大泽的工作,只听他说过他原是市公安局的,后来调到安全局了,现在负责局里的“三产”,搞警用器械销售。对这些赵晓芬不是很在意,她觉得感情应该是非常纯洁的,如果掺杂了利益、物质方面的需求,会玷污感情。
就这样,赵晓芬每月用自己的工资贴补家用,其他方面的花销由张大泽出,虽然还没有结婚,恩恩爱爱的却也像小夫妻一样过着平淡的日子。张大泽很少回家看望母亲,和亲戚朋友之间的走动也很少,大部分时间都陪着赵晓芬。赵晓芬感到很幸运,心里跟灌了蜜似的。
今年春节,赵晓芬带着张大泽回了趟河南老家,家里的父母、亲戚对张大泽这个大城市来的准女婿满意极了,对他照顾得十分周到,催着他们回京后赶紧把婚事办了。就在元月,赵晓芬怀孕了。她高兴极了,可张大泽知道后,却没有像赵晓芬一样兴奋,相反,他显得闷闷不乐。他说,他们的经济不很宽裕,要孩子会加重生活的压力。可赵晓芬坚持要生下来。
趁此机会,赵晓芬又向张大泽提起了结婚的事。同居后他们也曾多次聊过这件事,但张大泽的离婚证丢了,没法办结婚手续,张大泽一直说要去补办,又总是拖着没办。赵晓芬曾经跟张大泽一起去过民政部门,亲眼在登记中看到过张大泽的离婚记录。所以赵晓芬一直认为结婚不是问题,从未和张大泽闹过。这一次也一样,尽管已经怀孕,但她相信结婚是早晚的事。
随后的日子里,赵晓芬快乐得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张大泽对她照顾得也是无微不至。只是结婚的事有点迫在眉睫,这让赵晓芬在幸福之余隐隐感到一丝不安。转眼就到了4月,张大泽的离婚证还没补办下来,赵晓芬开始烦躁起来。今年5月初,为结婚的事他们吵了一次,张大泽总拖着不办,赵晓芬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和自己结婚。赵晓芬越想越伤心,大发脾气,哭着喊着要去把孩子做掉。张大泽在一边又是赔笑脸又是道歉。
6月18日晚,张大泽回家后对赵晓芬说第二天要去山东出差,给那边送器械,估计要去一两天。临睡前张大泽还不忘叮嘱赵晓芬去把工作辞了,说大着肚子天天上班太辛苦,等孩子生出来后再找工作。赵晓芬温情脉脉地看着张大泽,心里十分感激他的体贴。张大泽走后赵晓芬把工作辞了在家闲着。左右邻居都夸她好福气,说她一个外地人找到北京男人不说,对她还这么好,真是天下的好事都被她占尽了。
6月20日,张大泽来电话说车在路上坏了,一两天之内恐怕回不来。过了一天赵晓芬再呼他,他回电说车还没修好。接下来,无论是传呼还是打他的手机,都没有任何回音。在焦急、等待、猜想、绝望中,赵晓芬熬过了一个月,这时她已有6个月的身孕了。自辞职后生活没有了来源,家里剩下的钱也不多了,可张大泽还是没有踪影。赵晓芬想过回河南老家,可是在农村的家人怎么能够接受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儿大着肚子回去。她也想过把孩子做掉,可是6个月的身孕做引产是要家属签字的。
过去张大泽曾带赵晓芬去过他母亲家。张大泽离婚后,儿子小辉判给了前妻梁静。因为张大泽长年在外很少回家,瘫痪的老母亲想念儿媳和孙子,加上小辉上学是在张大泽母亲家附近,于是张大泽的前妻梁静就带着小辉搬回去和张大泽的母亲一起住了。赵晓芬想张大泽的前妻或许知道他的下落,就试着往张大泽母亲家打电话,每一次都是保姆接的,说张大泽很久没有回家了。她不信。
7月8日晚,赵晓芬不由自主地来到张大泽母亲家,她鼓足了勇气敲门,想来个突然袭击。夜已经深了,开门的是梁静。赵晓芬问:“张大泽在家吗?”黑夜中梁静一听是个女的找张大泽,气就不打一处来,没好气地说道:“这不是张大泽的家,你以后别来了,再来我就叫警察,再说就是打你也不犯法。”说完“嘭”地关上了门。赵晓芬觉得这些话不顺耳,凭什么打她就不犯法?她也不是第三者!
7月19日,赵晓芬又魂不守舍地来到张大泽母亲家附近。赵晓芬突然想到一个主意,绑架张大泽的儿子,逼张大泽出来。于是她又给张大泽母亲家打电话,连打了两次还是保姆接的,她没出声,把电话放了。隔了一会儿又打,这次居然是小辉接的,赵晓芬对小辉说:“你想见你爸爸吗?我可以带你去。”小辉二话没说和赵晓芬约了见面地点就出了家门。
赵晓芬打车将小辉带到了她和张大泽租住的小屋,拿出和张大泽的结婚照给小辉看。12岁的小辉脱口就冲着她“呸”了一声,推了她一把,骂道:“不要脸!”这句话把压抑已久的赵晓芬激怒了,一个月以来,赵晓芬绝望、愤怒,“凭什么张大泽就可以骗我?凭什么张大泽的前妻说可以打我?现在连小辉也骂我不要脸”……她丧心病狂地顺手抄起桌上的刀,疯狂地砍向小辉。
40多刀啊,一个12岁的孩子倒在血泊中……
作案后,赵晓芬处理了尸体,来到那远房的亲戚家,心灰意冷地对亲戚说自己杀了人。亲戚一边劝她自首,一边让家里人报案。不久,警察赶到了。
梁静得知孩子被害后,立刻昏了过去。
小辉被害的第三天,张大泽偶然地被梁静的大嫂碰到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北京,只是在丰台的某小区内又租了一套房。他说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出来清净几天,把离婚证赶紧补办好和赵晓芬结婚。
赵晓芬进看守所后将肚里的孩子做了引产。她见到记者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哭。当问她有什么话想托我们转告时,她抬起了头,说了三句话:告诉小辉的母亲我对不起她;告诉那些曾经和我一样恋爱着的单纯的姑娘,不要轻率地失去自己;最后,如果你们能见到张大泽,告诉他我恨他,我什么也不想了,就想问他一句为什么要走?
2002年12月初,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赵晓芬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犯罪心理学来说,这起涉及情感问题的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化犯罪。赵晓芬从一开始就打算跟张大泽结婚,并且怀有身孕。后来怀疑张大泽把她抛弃了,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又不知道如何处理即将出生的孩子,对将来的生活十分焦虑。她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感到绝望,再加上一个突发的因素——被害人小辉推了她一把,说了伤她感情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她精神完全崩溃,丧失了理智。
打工妹掠杀“好色处长”
2004年9月,贺冰被执行死刑前夕,我们曾试图采访她,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好在厚厚的卷宗和大量的当事人,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悲剧是如何形成的。
贺冰1981年3月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市的一个小镇上,父母均是乡镇企业工人。贺家有三个女儿,小妹贺冰最为聪颖秀丽,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贺冰父母所在的工厂越来越不景气,贺家的生活也陷入困境。为了维持生计,贺冰姐妹三人过早地踏入社会,开始打工挣钱。贺冰在熟人的帮助下,到北京一家美容美发店打工。天资聪慧的她很快就掌握了全套技术。然而,一位“特殊”客人的出现,打破了她安分守己学手艺的平静生活。他就是后来改变贺冰人生轨迹的某部委机关后勤处副处长刘良风。
刘良风36岁,风流倜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贺冰所在的理发店,一见到贺冰,就立刻为她靓丽的容貌所倾倒。这以后,刘副处长三天两头往店里跑,有事没事常来坐坐,有话没话想法找话茬儿聊聊。由于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贺冰对这个长相英俊、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充满了好奇和好感。两人日久生情,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在刘良风的资助下,贺冰开了自己的美发店。
得到刘处长的相助,贺冰的美发店生意红火。很快,刘良风就使刚满17岁的贺冰以身相许。从刘良风的身上,贺冰得到了一种特殊的温暖,既有物质的满足也有精神的依恋。刘良风给她租了套高档房子,配上时尚的手机,经常开车带她去游山玩水,买高档前卫的衣服、首饰,把她当“金丝鸟”一样养了起来。贺冰深深地陷入了与这个有家室的刘处长的畸形“爱情”之中,转眼就过了3年。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两人的地下活动还是被刘良风的妻子发现了。刘妻带领娘家人冲进美发店,将家具砸了个稀巴烂,把贺冰痛打一顿、羞辱一番。贺冰吓得魂飞魄散,噤若寒蝉,蹲在墙角大气也不敢出。众人走后,刘良风却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一把搂过哭成泪人的贺冰,安慰她说:“别哭,好妹妹,咱换个地方,让她找不到。”
当夜,贺冰搂住刘良风柔情地说:“这种日子我不能过了,我要你离婚,娶我。”刘良风一听,就像只泄了气的皮球。与老婆离婚,娶个美发小姐做妻子,对此,刘良风连想都没有想过。于是,两人开始吵闹,日益增多的矛盾和摩擦让贺冰反思自己与情郎的关系。她开始吸烟、喝酒,有时喝醉了就砸东西、与人吵架。那段时间,贺冰简直疯了。
为寻求未来的人生和爱情,贺冰转让了美发店,独自一人坐车东去。她不敢告诉刘良风,怕他缠住她不放,更怕他打扰自己今后的新生活。
贺冰来到了天津,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贺冰的消沉和不幸引起了同住一院的一位年轻女子的注意,她时常去贺冰屋里,劝她想开点,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天下男人多得是,你有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还怕没有钱?”在这位大姐的影响下,走投无路的贺冰就随她走进歌舞厅,成了坐台小姐,过起了放荡的生活。
麻木的生活中,一个痴情追求者让贺冰的生活出现了亮点,他叫崔志斌。崔志斌是浙江杭州人,跟姐姐在天津做服装专卖,贺冰时常到他的专卖店里买东西。崔志斌帮贺冰付房租、送小礼物、陪逛街,很得贺冰好感。尤其是崔志斌23岁,一米七八的个头,身材魁梧,更让贺冰有依赖感。崔志斌很痴情,并没有嫌弃贺冰的出身。他发誓要挣好多的钱,让她过上贵妇人一样的生活。崔志斌感动了沦落异乡的贺冰,他们同居了。从贺冰身上,崔志斌得到了极大的家庭幸福感。同样,在崔志斌的精心呵护下,贺冰也感到了安逸与温馨。她几乎产生了金盆洗手、退出风月场的打算。他们还到照相馆拍了结婚照,计划着在“十一”国庆节办喜事。但在她内心深处却有一个隐情始终不能释怀,那就是她对初恋情人刘良风的思念。不知为什么,她总忘怀不了与刘良风相处的日日夜夜。
远在北京的刘良风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打破了他们的计划。
一天,贺冰接到刘良风发来的手机短信:我所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老得哪也去不成,你仍是我手中的宝……像这样情意绵绵的短信,他不知给她发去多少。说实话,贺冰对刘良风的爱怎么也割舍不下。2002年5月,贺冰抛弃崔志斌又回到了给她欢乐、给她痛苦的北京。
贺冰回来的当天,刘良风就急不可耐地赶到一家宾馆开了房间。激情过后,贺冰问刘良风啥时办离婚手续,刘良风哄骗她说,他马上就要提为处长,组织上正对他考核,在这个节骨眼上不适合离婚,要她放眼未来,从长计议。贺冰一时对他毫无办法,只有苦苦等待。
因无事可做,不甘寂寞的贺冰又重操旧业,到一家刘良风很少光顾的歌舞厅当了坐台小姐。一天,前来歌舞厅潇洒的马世仁与贺冰不期而遇。这位年近五旬的某局处长,在贺冰开美发店时,曾经是刘良风引见的常客。马世仁处长见做了三陪女的贺冰越发风情万种,妩媚迷人,立马上前搭讪。贺冰想,马世仁是刘良风的铁哥们,如果他让心上人知道了自己的“三陪”身份,自己有何脸面活下去?还谈得上结婚吗?
晚上,贺冰被噩梦吓醒,她越想越害怕,感到马世仁不除,永无宁日。可自己是个弱女子,如何对付得了人高马大的马世仁呢?她想到了一片痴情的崔志斌。而此时的崔志斌正为贺冰的不辞而别而寝食不安。接到贺冰的召唤,崔志斌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心仪的姑娘身边。为讨情人的欢心,“侠肝义胆”的崔志斌听完贺冰花言巧语的爱情表白后,竟然不假思索地表示,帮助贺冰消灭马世仁他责无旁贷。随后,两人准备了电棍、尖刀等作案工具。
2003年6月16日16时许,马处长接到贺冰的电话召唤,急不可耐地奔向她的住处。一开门,贺冰就一脸媚笑把他往卧室里引。一心想着好事的马世仁走进卧室,一双罪恶的手用带子牢牢套住了他的脖子,贺冰见崔志斌将马世仁勒昏在床边,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西瓜刀朝马世仁背部猛砍,当场将他砍死。尸体被装进电视机箱子,放在床下。几天后,尸体发出了阵阵臭味。为避免邻居发觉,他们将尸体分割蒸煮,然后利用夜色掩护多处抛尸,还将来不及抛掉的尸块用砖垒进房屋客厅的壁柜里。两人做完这一切后逃离了住处。贺冰的姐姐贺阳得知实情后,对贺冰进行资助并帮助妹妹逃匿。
2003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贺冰、崔志斌故意杀人、贺阳窝藏一案。庭审中,贺冰辩解称曾被马世仁强奸,因缺乏证据支持,法庭不予采信。被告人崔志斌积极参与犯罪,与贺冰互相配合,同属主犯。被告人贺阳归案后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态度较好,减轻处罚。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贺冰、崔志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窝藏罪判处贺阳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贺冰崔志斌的上诉也被驳回。
贺冰、崔志斌两个年轻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而那个包养贺冰的刘副处长又做何感想呢?
■化解、防范与惩治■
化解、防范与惩治
在调查中我发现,这些都市边缘女性涉情罪犯们的感情特别敏感、脆弱。她们原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她们最初所寻求的无非是她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做人的尊严和平等的感情。然而,事情有时便走向了反面。
冷冰冰的卷宗里,隐藏了太多我们应该知晓却尚未知晓的细节——在通往犯罪的道路上,一些人并非就是天生的罪犯。金钱和物质欲望的诱惑、感情的被欺诈、家庭的暴力、价值观的冲突、社会对于家庭的疏离以及普遍的孤独情绪等等,都可能成为诱使她们堕落的因素。
调查和研究涉情女性违法犯罪现象,心情并不轻松。调查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教训是:一个人的堕落往往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家长、亲友、领导(对于未成年女性来说,还包括她们的师长),完全可以通过许多征兆察觉出来,从而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悲剧的发生。第二个教训是:应该健全我们对于各类犯罪,特别是弱势群体犯罪的预防机制。这种机制越健全越彻底越好。显然,对于犯罪的事先化解、防范,与事后的惩治同样重要。
在此,也愿更多的城市外来女性以沦落的同性为鉴,用合乎道德、法律的方式呵护、创造美丽快乐的生活。苟能如此,家庭幸甚,社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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