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下的尴尬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也是领导班干部议事决策的基本准则，同时还是反对腐败，反对独裁，倡行廉洁从政的法宝。只可惜好端端的制度有时却成了腐败分子的遮羞伞。1996年5月，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在任贵阳市市长，兼任贵阳市城市合作银行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当地有一个个体老板叫陈林，当其得知贵阳市城市合作银行的办公大楼正在选址时，就用一个蓝色旅行包装了整整一袋子人民币，径直来到了刘长贵的家，希望选址能考虑自己的那一块中华北路的“01---19”地皮。刘收下这个旅行包，打开一看里面装了整整20万元人民币。
按照贵阳人的说法，刘长贵是一个十分爽快的人，社会上称“讲义气”。收了钱总要办事，但是刘长贵办事还是颇费一番心思的。他先是给银行行长打电话，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快达房地产公司（陈林所属）有一快地很好，地理位置不错，可以充分考虑。”一个充分考虑可谓意味深长。接下来，他又给几个筹备组的副组长打电话“快达公司有一快地，可以看一下是否合适，合适的话，你们可以考虑考虑。”
只是几个电话，下面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筹备组在办公大楼的选址报告上拟了三个方案，但无一例外地都签字同意把快达公司的地作为首选。在小组办公会上，刘长贵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尊重下属意见，同意陈林的那快宝地，在审批报告上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大名。于是，陈林狠狠地要了一回价，大家心照不宣，陈林说多少，也都有依了他。事后核实，陈林送出去20万，却赚回了几十倍。
在这里，民主集中制成了刘长贵受贿的遮羞布，在堂而皇之中完成了权钱交易的过程，而且作得可以说是合情合理，滴水不漏。几个电话就可以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成功办事经验??“民主集中制”变了样，走了形。从中折射出来的问题发人深思。
按照刘长贵的说法，现在共产党的许多干部不是怕什么党纪国法，怕的只是权力。为什么刘长贵在权钱交易中如此游刃有余？为什么筹备小组的成员在刘的一个电话之后就全部同意而且做得天衣无缝？因为在这之前，刘已经分别给几个管事的人打了电话，把自己的意思讲的很明白了，余下来的事情是几个参预决策的人如何贯彻执行了。刘不仅仅是这个筹备组的组长，更主要的他还是当时炙手可热的贵阳市的市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屈从的恰恰是刘长贵手中市长的权力。它可以决定几个人前途命运和兴衰荣辱，正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让所有的制度走形。
我们没有资格去责怪几个参预决策的人没有骨气，责怪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和使用民主的权力，责怪他们没有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限制绝对权力的有效的办法，这个时候指望民主都能赴汤蹈火显然是不现实的。
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就是对权力格局作出理性的调整??改变高度集权的一元化权力格局，建立多元的权力动作结构。划定权力范围，任何人都只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行使职权；清除可以利用权力进行打击报复的土壤，让权力的动作在阳光下进行，这时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权力制衡永远比权力制约更重要”，套用贺卫方的话说：让权力的行使在较低的层面上无所畏惧，在较高的层面上向往尊荣。这时，也许就不会的上面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中的尴尬。
（作者系辽宁省喀左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12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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