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律校好枪口的准心
■2004年4月18日，河北籍男子杨伟在盗抢了大型货车连撞20多辆车后，被警方截住击毙。■2004年7月7日，长春市北安路一歹徒用刀挟持一名开红色宝来轿车的女士，警方劝说3小时无效将其击毙，人质死亡。
■2004年9月26日，从陕西到兰州“炸药包讨债”的一男子在走出债务人房屋后因不听从警方指令被击毙。
上述报道仅仅是今年以来警方在处置突发事件中采取“当场击毙”的几个个案，但从每个事件之后舆论的反映中，我们都能读到许多不安和困惑。到底警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将事者“当场击毙”？我们听到的更多是对警方的质问，却几乎没有人给出一个可操作的确定答案。
本来嘛，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事发原因、当事人的动机和情绪、所处位置和周围环境……一切都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也不容警方作过多的假设，更不可能有现成的文本框框拿出来对照。在这种情况下，“把握时机，果断处置”已习惯上成了对警方的要求，但何种情形算作“时机”？怎样处置才算“果断”？面对复杂情况，同样难有一致认识。
所以，有人问：为什么杨伟在已经撞车困住时，仍要被击毙？为什么“炸药包讨债”的男子已经独自走出，也仍要被击毙？但是，也有人问：为什么警方要等那个开红色宝来轿车被挟持的女士被割喉以后，才开枪将歹徒击毙？事后质问警方的确容易，谁也不能说问的没有道理，毕竟在既有结果之上，所有的“正确”都已无验证的机会。
生命权无疑是公民人身权利中最本质和最重要的，之所以不同的后果会使人们对“击毙”有着不同的评价，根本上还是发自于对生命的尊重。正义感使人们确信，那些正在实施剥夺他人生命的人是必须被阻止的，即使为此要消灭那个实施者的生命；反过来，一个正在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如果他的行为尚未或者已经不构成对他人生命的伤害，那么此时剥夺其生命显然就成为不必要，至于其罪该死，那应当由法庭说了算。这样的事一旦越过了正义的界限，反而会使正义蒙羞。
说到这里，话就回到了标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都只针对相应情形规定了“可以使用武器”，但使用的“度”则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枪在警察手上，警察或命令者的判断决定了枪口的准心，在没有法定标准的情况下，警察或命令者的判断只能是纯主观的，这一枪出去，当然也就会打出个七嘴八舌。
所谓“标准”，不可能针对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所有“突发事件”一一制定，但基本的标准并非法律不可规范。比如对突发事件或危险行为是否可以设定级别，在不同级别间划定击毙、击伤、谈判和控制的基本标准。同时，针对当事人及其亲属对警方处置方式可能提出异议，应当规定相应的听证程序，最终还应当可以进入司法程序，让警方的处置方式接受司法审查。
总之，在处理突发事件上，必须有法可依，对“击毙”这种剥夺生命权的绝对性手段，更不能脱离法律的精神和应有的基本标准。只有获得法律的支撑，警方才能真正找到正确的“时机”，表现出应有的“果断”，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也才能有一把相对明晰的尺度，进而作出符合理性的评价。
新闻链接：
http://www.southcn.com/car/lmrd/200404190751.htmA>
http://cn.news.yahoo.com/040708/55/23z9h.htmlA>
http://news.qq.com/zt/2004/bombb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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