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赌球生涯
■口述／杨君整理／梁展日前，中国足坛的一场改革攻坚正处在剑拔弩张的阶段——投资方强烈呼吁改革，而足协却迟迟没有实质性举动。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日，辽宁足球队队长肇俊哲在赛后因不满队友的“反常表现”怒摔队长袖标，同日，北京现代队不满裁判判罚而罢赛，事后该队总教练杨祖武愤怒地说中超赌球成风，并扬言退出中超联赛。紧接着，以大连实德和北京现代为首共八家俱乐部纷纷要求足协改革，净化联赛风气。一时间，赌球话题浮出水面。
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国球员甚至教练和俱乐部官员赌球已经成为中国超级联赛的毒瘤，任其发展，中超联赛完全有崩溃的可能！本文主人公杨君曾为地下球庄打工，他的口述从一个侧面描述出足坛赌球的内幕。
从初中起，我就是一名痴狂的球迷。英超、意甲和德甲，只要有转播我就会一场不落地守在电视机前。为了现场看国内的联赛，我还把自己的零花钱都积攒起来买球票。自己挣钱后，我开始买足球彩票。
一个朋友知道后对我说：“杨君啊，你玩足彩也太老套了，玩‘独赢盘’那才叫刺激呢！”听他说得富有鼓动性，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了解了所谓的“独赢盘”玩法。原来“独赢盘”法是单独对一场比赛下赌注，只要猜对就赢，这当然比买足彩要猜中１３场比赛的结果容易得多。果然，我了解独赢盘玩法后，就对这种玩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此以后，我不再买合法发行的足球彩票了，转而玩起了地下的独赢盘玩法。独赢盘法虽然赢的几率比买足彩大得多，但不像足彩一样，买两元钱就有可能中出５００万元的大奖，玩独赢盘法想要赢得多，赌注也必须下得大。不过，这种玩法比玩足彩刺激多了，特别是当周末看自己下了上千元赌注的比赛时，激动得脉搏都会随着比赛的进行而跳动，整场比赛的投入程度不比场上的足球运动员差。
由于我对国外的顶级俱乐部研究得比较深，一年下来有输有赢，基本持平。
２００２年，澳门一些地下博彩公司对中国的联赛开盘后，国内很多地下球庄也参与进来。我想，凭着自己对国内联赛的了解，还能不赢？怀着这种心态，我开始对国内的比赛下赌注。可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个足球通跌了很大的跟头。
联赛开始的几轮，因为结果在情理之中，所以我还小赚了一笔。然而到了２００２年６月，球赛慢慢地让人看不懂了，实力强的队不可思议地会输。没两个月，我就把这几年打工辛苦积攒下来的两万多元钱全输光了。
已经没有积蓄的我连赌资都补不上了，后来，因为我是熟人的缘故，又有朋友为我极力求情，庄家也见我实在没有钱了，同意我到他们的地下球庄打工，以工资抵还欠下的赌资。就这样，我因为赌球成了地下球庄的一名打工者。
我进入地下球庄之后，才发现了自己在国内联赛栽跟头的原因。因为决定比赛结果的，不仅仅有双方实力的差距，更有许多不能见光的幕后黑手。每次比赛开始前，庄家都会开出一个赔率以方便赌球的人下注。两边的赔率合计大约为１．８５元，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方向最少为０．８０元（当你投入１００元，如果猜中后你连本可得到１８０元），另一个方向的赔率就为１．０５（你投１００元，猜中后可以获得２０５元），庄家尽量让双方的赌注持平，他的利润则靠抽取中间１５％的提成。可实际上，庄家为了更大的利润，他们往往会在事先决定比赛的结果，以获得更大的利润。
我刚进去时，庄家安排我的工作是联系赌球的人和向那些不讲信誉而欠下赌债的人追款。一段时间后，他们见我人很灵活，善于与人交际，便对我说：“澳门地下博彩公司正准备找一位公关，专门和圈内人搞好关系的，你愿意去吗？”并许诺给我诱人的优厚条件。就这样，我成了一名职业联络员。
一场正常的比赛，如果没有人在幕后操纵，由于胜负难测，庄家是不可能赚取多大的利润的，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空间，庄家只有通过自己的手段，买通球员来控制比赛结果。刚开始，我由于在圈子里没有熟人，尽管也知道有些球员涉赌，可并不知道怎么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到底需要花多少钱才能买通球员？后来，球庄里的老江湖告诉我说：“你可以先试着找球员身边的亲戚和朋友，通过他们联系不就方便了？”然后，他又告诉我，首先应该找那些中小俱乐部，收入不高的球员身边的人，只有他们才最愿意配合，我一听恍然大悟。
我第一次和球员的朋友联系是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我原以为会碰到一些钉子，没想到当我打电话给一名中场球员的朋友时，他明白我的意思就说：“这事情好说，我们在附近的酒吧里见面吧。”和他见面后，我告诉了他我的来历，他便开门见山地说：“只要你能给足够的钱，就肯定会让你看到想要的结果。”接着，他向我伸出两个手指，说：“开口２０万不算多，这毕竟是人家拿自己的前途做抵押。”我见数字过大，打电话征求老板的意见后才把钱递给了对方。接下来的那场比赛，果然达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个球队输球了，而输球的原因是因为那名中场球员在禁区附近犯规送给对方一个直接任意球所进。
就这样，我算打进了这个圈子。后来，我做这一行熟了之后，和许多不安分的球员成了要好的朋友。不再需要通过球员身边的人了，直接找球员就行。球员由于打的位置不同，搞掂前锋、前卫和后卫所需要的数目也不尽相同。后来，我们也大多只找后卫和守门员，因为他们才是比赛的关键，能更好地控制比赛结果。比如守门员出击时间选择错误、没判断对方向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技术失误来解释的。至于要后卫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更容易了，转身慢点，回追慢点，或是动作大一些给对手一个关键位置的任意球，甚至点球，只要不过火，别人就没有理由怀疑，因为这些失误是难以避免的。搞掂一个守门员，行价一般在３０万元到４０万元之间，而一个主力后卫，要价稍低一点，有２０万元就差不多了。
时间一长，我做这一行也日益得心应手，几乎没有出过差错。但有一次，我还是栽了跟头。那次，我本来和某支球队的大哥级球员联系好了，给了他２００万元，让他拿这钱买通了几名主力队友在比赛中输球。而那位球员自己也下了５０万元的巨款赌自己的球队输。可就是这一场看来十拿九稳的比赛却发生了变故。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该队的一名黑人外援在比赛快结束时突然发威连入两球，结果我们做了工作的球队最终虽然还是输了球，但却没能打出应有的比分而让庄家损失很大。按照行规，那位球员尽管将２００万元如数退回了，但因为开盘输的钱远不止这个数目，也只能让我们老板打掉牙齿往肚里吞了。
从去年开始，我发现球员的工作比以前好做多了。因为他们自己也参赌，而为了十拿九稳地赢得赌资，他们只会选择赌自己所在的球队输。这样，当我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反正自己会那样踢，接受我们的条件又可以白白地多赚一大笔钱，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只要我一开口，他们立马就会答应。
在中国，球员本来就是高收入的一个群体，但人们看到的只是他们正规的收入，其实许多涉赌球员的不法收入，才是真正的大头。去年６月的一轮甲Ａ比赛后，我在一家迪厅里找到某甲Ａ主力球员时，他正在忘情地甩动着满头的“金发”，而事实上就在几个小时前，“金发”所在的球队刚刚经历了一场主场惨败，可此时他却酒兴颇高。“这场又赢了多少？”我问。“金发”伸出右手在空中翻动了一下：“５０个（５０万元）。”如果比赛赢了，整个球队的赢球奖最多也就是几十万元，可输球他却一个人就独赚５０万元，输赢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
２００４年５月，我听从老板的吩咐找到北方的一家中超俱乐部的主力球员，并把他秘密约到了市中心的一家酒吧里，给了他１００万元钱，要他拿这些钱去做好队友的工作，０：２输球。可第二天，那位球员就慌慌张张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情得当面谈。见面后，他才告诉我，原来许多队友在这场球上赌了“大小球”，所以工作无法做通了。听到这消息后，我大吃一惊，和该球员分手后，我立即把这情况通知了老板。老板得知消息后也随之调整了赔率，才避免了一大损失。
庄家与参赌球员之间，其实也存在着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自从球员开始赌大小球后，我们的工作顿时难做起来，为此，只得把送给球员的筹码加大，以利益诱惑他们，让他们和庄家配合。
到了２００４年我这个联络员的工作更难了。有好几次我去找那些球员朋友时，他们都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说：“兄弟，不是我不愿意，而是现在的比赛结果由上层直接控制了，所以我们以前的合作方式肯定不行了，如果你们可以出大钱，我倒可以给你们透露一些内部信息。”当我以朋友的身份要他透露出到底是怎样的信息时，他却摇着头什么也不说。
在圈内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中超里一些俱乐部的关系很复杂；又有一些俱乐部因为资金运转不过来，迟迟发不出球员的工资。２００４年６月，据内部消息说北方一家俱乐部的球员天天闹着补发工资，可俱乐部又确实没钱发。按照老板的吩咐，我与北方一家俱乐部联系，当我递给对方一个装有２００万元现金和比赛结果的袋子后，对方说没问题。果然，比赛前那家球队的许多球员都押了自己的球队输球。原来，他们接到了来自俱乐部高层和教练组的明言或暗示，允许他们之间的一部分球员为“补充薪水”而押赌注。在残酷的经济窘迫的现实面前，他们就轻易地“俯首称臣”了。
其实我也是一个狂热的球迷，我也梦想着中国足球有一天强大起来。每当看到一些球迷铁心地支持着中国足球时，我的心里也深深地忏悔着自己是中国足球的罪人啊！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当国家队以０：１输给科威特时，我看着电视屏幕，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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