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门“讨学”的女孩
张蕾，２１岁，几个月前她还是天津市第七中学的一名应届毕业生。而今的张蕾却住在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原招生办）的传达室里，拿着自己５１７分的高考成绩单等待着考试院给她一个上学的机会。张蕾和母亲刘勇相依为命。在上高三的时候，她下岗多年的父亲被查出是肺癌晚期。为了给父亲看病，家里借了不少债。父亲去世后，张蕾受到的打击很大，又得了病毒性心肌炎，休学一年。在这期间，学校的老师对张蕾十分关爱，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关心使张蕾从逆境中走了出来，重新回到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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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考中张蕾考了５１７分。这个成绩在市重点七中的毕业生中虽然算不上高分，但高出天津市公布的文科本科的录取分数线４７２分整整４５分。对张蕾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她知道凭这个成绩上大学本科应该不成问题。
７月２４日早上６点，和平常一样，她的妈妈刘勇去买菜，回家时买了一份报纸。回来一看，报纸上刊登着大学录取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刘勇马上给孩子的毕业学校天津七中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教务处的一位老师，她说：“我正要和你们联系，让你们报高职和高专。”
对于本科为什么没有录取，这位老师称也不清楚，叫刘勇和招生办联系。刘勇又和这位老师说：“我记得我们在报志愿时写了服从分配，后来我还叫您看过。”这个老师说：“我记得，但今年开会讲了，即使填了服从分配也可能没学上，具体原因我们也不了解。”
放下电话刘勇马上赶到招生办，当时负责接待的是一位姓安的老师。他也感到十分惊诧，“怎么会呢，是不是填了不服从分配？”刘勇按照安老师所说把具体情况写了一遍。安老师说：“别着急，你们先回去，我帮你们查一下，查到了通知你们。”
母女二人当天下午２点回到家中，一到家便接到了安老师的电话。“我们已经查过，你属于不服从分配。”刘勇向安老师讲明了自己家的各方面困难，问还有什么补救措施，回答却是不可以。
放下电话刘勇越想越觉得不对：孩子的分数应该够第三志愿集美大学的分数，而在招生简章上集美大学并不要求以第一志愿报考。随后刘勇给集美大学打去了电话。在电话中集美大学罗主任告诉刘勇，张蕾的分数超过该校录取的最高分数，该校录取的分数范围在５１０至４７６分之间，没被录取是因为考试院根本没给张蕾投档。
刘勇对记者说：“在张蕾填志愿的时候，从一开始老师就告诉同学a>一定选择服从分配，多给自己一个机会，此外老师更是帮张蕾详细地检查了两遍志愿表，所以招生办说我们没写服从分配是不可能的。直到现在招生办也没能拿出我们原始的志愿表来。”
７月２６日刘勇去了教育部，教育部给刘勇开了一封信叫她去天津市教委解决问题。７月２７日刘勇找到天津市教委信访办，接待她的是一位马老师，马老师说：“是机器没有读出来报考表的信息。你们放心，把材料放下来，我们报到领导那儿解决。”
之后，刘勇没再收到天津市教委的任何信息。７月２９日刘勇找到了天津市教工委的纪检反映问题。刘勇告诉记者：“７月３１日教工委纪检说已经把材料快递给考试院的纪检。”可是刘勇并没有得到回复，从此，此事如石沉大海。
８月４日刘勇第二次去教育部，教育部又给天津市教委开了一封信。刘勇将信和材料一起寄到天津市教委党委，但仍是没有消息。８月８日，再也按捺不住的刘勇开始给她能想到的领导发信，天津市市长、教育部部长、各个媒体，一共二十多封，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万般无奈的刘勇于９月初又找到了天津市教工委纪检，李处长接待了刘勇。后来李处长打来电话，告诉刘勇，考试院对于各部门写来的督办信都一一回复了，但究竟是如何回复的，刘勇母女不得而知。
经过这一阶段突如其来的打击，张蕾的心情非常低沉，本来性格十分内向的她经常哭，而且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刘勇也只能劝孩子，“没事儿，大不了咱们复读一年。”可张蕾知道，复读会给本来就已经负债累累的家带来什么。
９月９日刘勇来到天津考试院，是一位董老师接待的，他说“太晚了，不可能了。”刘勇说：“我从第一天就开始和你们联系，怎么可能太晚了？！”刘勇要求见考试院乔院长，董老师答应转告。
９月１３日刘勇母女和两个好心的邻居去考试院再次协调上学事宜，当时出来接待的除了前几天的董老师还有一个姓陈的老师，陈老师一见面就说：“就不给你解决，是你志愿没填好，不是我们的责任。你第一志愿要是填这个学校，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怕你，你愿意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
听到这里刘勇母女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张蕾对妈妈说：“我没有活路了，我考上大学，却没学上，我不想活了。”听到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无奈的母亲对两位老师说：“我有自己的工作，这种情况我不敢把孩子放在家里，万一孩子出什么意外怎么办？如果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我今天把孩子带来，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孩子考５１７分，现在找你要学上，如果孩子出了意外，你们负责。”
从这一天起张蕾就住在了考试院的传达室里。到９月１３日晚１２点半，来了四个人，其中一人自称是管片派出所——体北派出所的警察，把张蕾叫了起来，张蕾马上给母亲刘勇打通了电话。在电话中，刘勇得知民警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叫孩子回家。
刘勇马上给天津市公安局督察打电话反映了此事，督察干预了此事，这四人马上称自己不了解情况，随后便离开了考试院。
第二天刘勇打电话给体北派出所，一位负责同志说：“你要体谅我们，他们报了警我们不能不去。开始我们不了解情况，对此我们向您道歉。”
后来体北派出所就再也没插手此事，但还是有警察每天都光顾考试院。据了解，从第二天开始来的警察是属于天塔派出所的，孩子只知道其中的一位民警叫李继业。
同时考试院又叫来刘勇单位的两个同事协商处理。刘勇被单位的副院长叫去谈话，副院长说我们以组织的身份出面去和考试院协调一下。９月１４日，这位副院长和孩子协商，让孩子免费复读，学校在１８所重点校中随意选。张蕾当时同意了。
但９月１５日一早，考试院的老师找到张蕾后，事情又发生了变化，从免费复读变为和复读学校协商减少费用，张蕾顿时感到自己被愚弄了，张蕾说：“我不同意复读了，我的分数可以上大学，为什么不让上？”
９月１６日后刘勇开始去北京上访，她去了府右街派出所、国家信访总局。９月２１日天津市信访办给刘勇打了电话，约刘勇第二天去监察局谈谈。
在第二天的谈话中，信访办的同志说：“这件事已经惊动了市领导，现在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就是去上民办高校，按公办费用收，第二就是复读。”
“对于这种不公正的解决方法，我不同意。”刘勇的回答很干脆。“第一，私立民办校，没有资格发学位证书；第二，张蕾已经２１岁了，再复读要多大岁数了？而且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无法支撑孩子复读。”
谈判破裂后信访办也没有音信了。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包括天津考试院的乔院长在内的众多考试院的工作人员开始对张蕾做工作，劝她复读。张蕾没有同意。
从１０月７日开始，考试院对厕所布置了警戒线，不准张蕾洗手、喝水、上厕所。在这种情况下，张蕾开始绝食。
绝食持续了四天，直到１１月１日下午，民警李继业才带张蕾吃了点东西，当晚张蕾还洗了一个多月以来的第一个澡。随后警戒线被拆除了，张蕾也被允许喝水、上厕所了。但她仍然没有回家，仍然住在考试院的传达室中。
对于４天的绝食经历，张蕾回忆说：“我写日记都没有劲，现在腿还发软。我想自己快要饿死了，我写了一封遗书，但太饿了，没写完就睡着了。”
在采访的当天，记者试图联系天津考试院的乔院长，后得知乔院长正在国外。至记者发稿时止，张蕾还住在考试院的传达室中，她的上学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如果是考试院工作出错了，请给我一个上学的机会。”张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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