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挺过来”与潘余均“挺不过来”
当蒙受十一年不白之冤的佘祥林a>走出监狱大门之时，除了对其深表同情之外，对其坚强的生命力，佘祥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不由你不敬佩。而当年承办佘祥林a>案件的警察潘余均，被专案组带走后，仅四天就自杀身亡了。作为一名老警察，只留下"我冤枉"、"压力太大""实在受不了"的只言片语，就匆匆离开人世。是什么原因，促其行色匆匆地离开人世？给其家人留下不尽的衰思，也给关心此案进程的人们留下各种猜想。为什么佘祥林a>挺过来，潘余均却挺不过来？《南方都市报》的记者或许是带着这样的疑问采访了佘祥林a>，余祥林认为："潘做过多年警察，对今天这样的局面应该是敢于面对的，我以为他应该能够挺过来"。从相关媒体报道可看出：潘余均自杀的心路历程大体上分为三步：先是觉得"我冤枉"；后来是感到"压力太大"；接着产生"不想活"的想法；最后自杀身亡。（对潘余均是否是自杀，潘的家人是有不同看法。）觉得"冤枉"、"压力太大"、"不想活"，可能是潘余均没有挺过来的重要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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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余均觉得追究其承办"佘案"的责任，他是冤枉的。但从佘祥林a>的谈话看，潘余均对佘祥林a>搞了刑讯逼供，手段是中等偏上，这一点他是否认不了的。以刑讯逼供追究其刑事责任，按说他是不冤枉。他何以觉得自己是被冤枉透了，简直就是当年的窦娥，以至于他用自己的鲜血来张扬"我冤枉"。其原因可能有是：
从当年对佘祥林a>的审讯来看，参与的警察很多：有几拨人马，每拨大约在20人左右。潘余均仅是众多人员中的一名，当年他还是个普通警察。按说承担责任，应该轮不到他。被湖北省纪委带走的仅有几人，并不是当年承办案件的全部人马。从法律的平等性来看，同罪不同罚，或许他觉得这对其是不公平的，所以，"他冤枉"。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丑恶现象，在不少司法机关办案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可否认，依靠刑讯逼供，确实侦破了一系列大案。有的办案人员把刑讯逼供戏称为"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管用。没想倒的是，原本管用的刑讯逼供，在佘祥案件中却不管用；不仅不管用，而且实践证明，还酿成弥天冤案。以前管用的方法，为何这一次就不管用了？潘余均或许对此觉得有点冤枉。何况，刑讯逼供有其自身的防卫体系，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中奥妙在于刑讯逼供是一种很难证明的犯罪，这或许一些刑讯逼供者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的原因所在。有学者指出搞刑讯逼供的人身上带有避雷针和上了保险丝，是不怕“雷电”。普天之下，包括自诩对人权十分尊重的美国，竟然对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变相，搞刑讯逼供的人很多，少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相反，许多人凭此侦破了案件，且走上了领导岗位。尽管自己也是个副支队长，那毕竟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上品位。何独潘余均搞刑讯逼供就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觉得很冤。
潘余均对佘祥林a>的刑讯，是在多种压力下进行的，带点不由自主的味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奉命行事。换上任何一个其他警察也可能会干同样的事情，只不过这件事让潘余均遇到了。对一个奉命行事的警察追究刑事责任，潘余均是感到冤枉的。潘余均此种心态与当年战后被推上审判台的纳粹战犯，有惊人相似之处。二战结束后，在欧洲纽伦堡开庭审理纳粹战犯，战犯大呼冤枉：他们杀人是在执行国家命令，审理一个执行命令的人，何其冤也！纽伦堡国际法庭还是对战犯们判处相应刑罚，理由是尽管他们是在执行法律，但那是恶法，恶法非法，所以他们有罪。与此相反，我国建国后的法律，从不允许对犯罪人进行刑讯逼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重申：严禁逼、供、信；毛泽东同志认为搞刑讯逼供是法西斯的做法。所以，尽管潘余均觉得冤，但冤得名不正，言不顺。他只能把他的冤郁积于内心，至多倾之于家人，而不能鸣之于社会，无法通过正当渠道鸣冤叫屈。当冤屈郁积到一定程度，他就会感到压力很大，进而对生活、对未来失去希望。
对佘林祥案的承办人员进行专案审查，是由省纪委牵头的，压力自然会有的。司法机关办理任何案件，都会对犯罪嫌疑人产生一定的压力。从表面上看，潘余均所承受的压力与佘祥林a>当年所承受的压力是不可比的。这一点可以从审理潘、佘两案的阵势看出。审讯余祥林案的警察有多拨人马，每一拨大约有20余名警察，第一次审讯是三人一组，连续十天十夜；另一次审讯是三人一组，连续五天五夜。审讯方式所用的方式是极不人道，有一名警察甚至用枪顶着佘祥林a>的脑袋威胁要枪毙他。审查潘余均的专案组成员共有六人，三人负责看管，三名负责审讯，在看管期间，潘余均还能给他的妻子多次打电话，甚至还能出走。与佘祥林a>相比，潘余均承受的压力，从形式上看要小得多了。何况潘余均是个警察，按说心理素质应该比别人强一些，何以佘祥林a>挺过来，潘余均没有挺过来？
原因在于佘祥林a>始终觉得自己没有杀妻子，他对自己是否杀妻是最清楚。在他的内心中，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支撑他：他的妻子不会死，只有他妻子不会死，才能证明自己是清白。正是在这种证明自己清白的强烈愿望支撑下，佘祥林a>挺过来了。尽管法院判处佘祥林a>死缓，他对法院的判处是始终不认可的，因为他知道法院判错了。尽管法院判他死刑，他是心有不甘，法院的判决是判不死佘祥林a>的心。潘余均就不同了，在被纪委专案组带走之后，他自感压力很大，看不到一点希望。潘余均知道他对佘祥林a>是搞刑讯了，并且程度在中等偏上，在这一点上他是否定不了的，何况还有佘祥林a>的证明。当时，为了破案搞点刑讯或许不算什么事，但按法律追究起来，这毕竟是件违法行为。在对佘祥林a>刑讯逼供这件事上，他是翻不了身，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肯定是要承担责任。所以，潘余均感到压力特别大，不想活了。心中没有希望，可能是导致潘余均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人看不到希望，他精神就会随之垮掉，当他精神垮掉之后，就没有信念支撑其肉体延续。在外界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他就很可能终结自己的生命。
在佘祥林a>冤案中，警察的各种表现确实不能令人恭维。尽管他们有苦衷，甚至有难言之隐。当余祥林的"死妻复活"之后，弥天冤案昭白于天下之时，全国人民群情激奋，对当年的办案人员大加讨伐。面对铺天盖地的民众呼声，有关机关也会顺应民意，对当年的办案人员加以追究。可以说，潘余均承受的压力是全国人民的讨伐；自己内心的谴责；有关机关的追究。在这多重压之下，尽管他没有受到佘祥林a>般的非人待遇，但他心理上、精神上的所承受的压力肯定不会小，所以他才会说"压力太大""实在受不了"之类的话语。如果心理上不能承受如此重压时，有可能发生死亡的后果。
另外，专案审查是一种特殊程序，它几乎不受法律规制，当事人的权利，那怕是身为警察也同样得不到保障。面对专案组，潘余均可能自感"有理无处说"，何况他在对佘祥林a>刑讯这件事上根本没理。正如佘祥林a>认为的那样：潘余均不能正确面对今天的局面。心理渠道不畅通，自感压力特别大，让潘余均失去生的希望。佘祥林a>也曾言，不希望在此案中再死人。从避免悲剧重演的角度看，有必要对专案审查制度加以规制，把其纳入法制化的轨迹。使当事人的一些合法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事件发生。人的生命是最崇高的，一个人只有在他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时候，国家剥夺其生命才具有正当性。
同时，每当一起命案发生后，公安机关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被害人方面的压力；党委政府方面的压力──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社会的压力；新闻媒体的压力。这些压力交织起来就像一张无形之网罩在公安机关的头上，案件一天不破，压力一天不减。而破案须有许多条件，甚至靠机缘巧合。正如李昌钰博士所言：破案通常要有四大支柱：现场、物证、人证、运气。而外界对此很少理解，只一味地要求公安机关快速破案。公安机关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在确定犯罪嫌疑人后，就会加大审讯力度，迫其交待问题。所以，无论是佘祥林a>，还是潘余均，均感到在被审查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破案。破案的背后动机一是为了减轻自身所受的外界压力；二是为了个人利益有──当年承办佘祥林a>案件的人，不少人被提拨了，潘余均也干上副大队长。刑讯逼供在一定程度上屡禁不止是与司法人员的利益有一定关系：不管是升官还是自保，或是减轻外界压力都是利益。这种利益在一定程度都是司法人员愿意追求的。如果刑讯逼供不能给司法人员带来利益，相反，会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办案人员也就会缺少刑讯逼供的动机。当潘余均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他昔日所追求的，也许正是今日其他办案人员所追求的。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而佘祥林a>就不一样，尽管在被审讯中面临巨大的压力，他始终想与他的老婆见上一面，证明她不是自己所杀；给他所屈死的母亲上柱香。在这些希望实现之前，佘祥林a>是不会死，那怕是肉体上被折磨致死，他也是死不眠目，精神不死。正因为佘祥林a>的追求还没有实现，在其追求过程中，他的生命是不会停止的，所以佘祥林a>不会死。他要反复申诉，以求一线生机。佘祥林a>之所以不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他不断上诉，包括其亲人不断上诉有关，他这种与外界抗争的行为，极大动摇了法官的对证据的内心确信，不敢轻易判处他死刑。
古人说，衰莫大于心死，在专案组的讯问中，潘余均看不到希望，或许是其死亡的一个重要心理原因。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100038 北京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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