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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一位政法记者的年终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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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y929 发表于 2009-3-5 10:40: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亮,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制电视栏目《法治中国》记者,以一位政法记者的角度记录了2004年他采访一些重要法治事件的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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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9 w& t6 M$ H. H  Y( B7 X  [0 o
  [事 件] 河南省平舆县大黄庄人黄勇,29岁,在2001年到2003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将平舆县内与其没有任何关系的17名少年骗至家中杀害,尸体埋藏于黄勇的住所及院子里。) g6 X, Y% d8 P9 P* a+ r- \9 V0 f
  [采访时间] 2003年12月,播出时间为2004年1月。: N" L) l7 d2 ^' G9 T; w$ h5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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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1月14日的一个电话让我记起,我的2004年有一个灰暗的开始。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可是打电话的人却来自河南平舆,我叫他老陆。他的孩子陆宗于是第一个死在黄勇自制的杀人工具——智能木马上的被害者。时隔两年,失去孩子的过程和痛苦让他对当地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连他也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到北京上访,上访的理由是对当地政府的解释不满意。可是这次他连国家信访局的门都进不去了。他让我拿着摄像器材去给国家信访局的保安人员曝光。我无法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只能尽我所能试图关心一下他在北京的吃住情况。然而这并不是他所需要的。
% [# O' a$ R* N& O9 k, S" Y; B  我想起2004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由于受不了北京的酷热,母亲回葫芦岛避暑,我在通县为她贷款买的房子空了下来,走的时候冰箱没有清空。一段时间之后,冰箱坏了。我和一个朋友偶然去照看房子的时候发现屋里有股怪味。一打开冰箱,腐败的气息顿时蔓延到了整个房间,平时冷静克制的我突然爆发出了一股不可理喻的冲动。0 W& D: j1 _8 L" N* W: J
  事后我向我的朋友解释了自己的冲动——这股气味让我想起了在河南平舆的采访。当我在黄勇家的两间平房里走动的时候,那些被挖走的尸体的气味还没有散去,那种令人窒息的味道当时浸透了我的骨髓。17个生命被侮辱和践踏的味道,让我无法克制自己内心深处迸发出的狂怒。
) {& w; T0 [1 y  对我,2004年的开始是紧跟着2003年尾的那些惊险的:我按住狂跳到嗓子眼儿的心脏,在茫茫的雾夜里坐在时速80公里的汽车上,行进在两旁没有护栏的乡间公路上,前往河南平舆大黄庄杀人凶手黄勇的住所。当时由于下雨路滑,我们乘坐的车一头栽到了路边2米深的水沟里。
0 B; @1 Q% q7 y# |3 Y; ?  这是一个惊险的开始,随后记者在平舆县城里的采访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整个事件的采访过程给我的感觉都是灰暗的,即使是黄勇伏法的枪声响彻了中原大地,即使是一些相关的责任人得到了处理,心中的这种灰暗依然挥之不去,它严重地打击了我对人性的信心和希望。也是从那时起,老陆他们就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上访,他们要求当地政府给出一个可以让他们接受的解释。我也无数次地接到他们打来的求援电话,而我所能给的只是爱莫能助的同情。0 A/ G5 h' h, j; S' k% 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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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4 S& L# N2 H% @4 D& ^  [事件] 2000年4月,沈阳和抚顺交界地带的一条二级公路上,一辆韩国启亚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撞在路边的树上。车上有两名足球运动员,坐在驾驶位置上的张玉宁受轻伤,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曲乐恒由于巨大的冲力导致胸前脱位,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2001年1月,得知曲乐恒已无治愈希望的辽宁足球俱乐部正式以非工伤为理由,拒绝了继续承担曲乐恒的康复费用和曲乐恒继续以主力运动员身份签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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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  ~6 _9 f1 [* R: A  在历经3年理不清的纠葛之后,曲家和张家最终对簿公堂,曲乐恒要求张玉宁赔偿500多万元。2004年3月,沈阳市东陵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决张玉宁向曲乐恒赔偿总额人民币2635566.64元,精神抚慰金一项人民币700000元。2004年11月10日二审判决,曲乐恒获赔234.235万元。
- f5 `- r9 r* m6 b3 N  [采访时间] 2004年3月,播出时间为2004年4月。  y. P' z  v) w6 p3 O$ {( z&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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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强大,但是你不能欺负人。”这句话被曲乐恒的委托代理律师a>胡安潮说来语气带有浙江的方言味儿,有点哏。但是却成为这一年以来回响在我耳边最响亮的一句话。
- r, g% k* `' ~8 B; S0 \  就像我第一次看见曲乐恒的时候,1米88的个头却萎缩在一个轮椅里,但是他脸上泰然自若的表情却令人动容。这瞬间的表情消融了我由于对足球运动员素质的普遍怀疑而引发的对他的不佳印象。" U7 e, J+ ]4 u6 W& A
  有些事实是永远无法被还原的,也许只有当事人双方自我理解的真相。就像曲乐恒和张玉宁之间的故事,缠缠绕绕,传说与谣言,愤怒与泪水,我们只能看见他们迷雾中的身影。义务为曲乐恒辩护的法学教授胡安潮,这样给我解释了一审判决赔偿200多万元的合理性:* q; g( Q% O+ C/ o! I* O3 ?+ ?
  “法律上分为三种责任关系:一是刑事责任关系,二是行政责任关系,三是民事责任关系。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事关系上指的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平等。”4 c* {' V6 E# @! v# ]2 _
  毕竟当时的被告张玉宁处在足球界的鲜花与掌声的中心,而原告曲乐恒则蜷曲在轮椅上,这也是胡安潮一再强调“平等”的原因。虽然我一直觉得这句话用在这个案子上或许不太贴切,但是我还是固执地喜欢它。这个法学教授的这句话,有一种朴素的正义感。9 a( R8 Y) B1 v8 v9 C( d# }7 e
  2004年的岁尾,曲乐恒诉张玉宁案二审审结。当时,我又拨通了曲乐恒的电话。我很想跟他聊聊,有身体上的弱者,但是不应该有精神上的弱者。/ T) L: w1 H) V. H' n, F& ~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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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5 K" f9 Q& ~% u  [事 件] 1992年到1995年期间,山西省儿童医院因在医院内采供血出现问题,导致部分曾在儿童医院就诊的孩子感染丙型肝炎。10年以后,这些患病孩子的症状开始显现,部分家长才知道当时的真相,而院方则采取回避的态度。
7 ^# w3 R  t& D- f7 K6 w. n4 D  k1 ^  [采访时间] 2004年5月,播出时间为2004年6月。8 b- }6 M#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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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山西儿童医院血变A>”的采访,我可以说的很多,这是我2004年最艰难也最痛苦的一次采访。我采访患儿家长的时候听到过这( D3 w8 E2 @  b" j7 A0 f

9 G) N2 s- g" C" E* l! W: \样一件事,据说曾经有北京一个报社的记者在山西采访过这起事件,在采访的最后被有关部门得知,这些部门甚至最后调动了山西省公安部门的力量在向北京行进的火车上把记者截了回去。
0 Z" M) G. @8 p, h% T/ u  这股巨大的阻力在后来的采访中我也感觉到了。- a7 p0 V/ {+ X# ?
  我尽力了,没有别的意思。作为一个记者,神经需要比常人更加坚强,那些泪水仿佛会将你的心浸透。那些受害孩子的父母不知道怎么对待这样一句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然而,我所想的还有更多——如果这些孩子家长的推测应验的话,究竟还有多少受害的孩子被蒙在鼓里?我尽力了,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去揭示那些连我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事实。
- P1 x- a7 T5 D4 F4 o  请允许我自私地讲一件与我有关的事。这件事温暖了我的2004年。
! F# r2 r0 j) F: e  在采访前的素材准备阶段,我在对医院所有可能的推脱和辩解进行了猜测之后,恶补了血液方面的相关知识,准备正面接触山西省儿童医院的相关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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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5 [  t, Z$ u7 G" s* n  那一天,天空晴朗,山西省儿童医院的门前人流攒动。在骗过了两道保安之后,我们直接闯到了儿童医院办公室。手忙脚乱的院长赶快拉来了替罪羊——医务处主任。在摄像机面前经过了1个小时张口结舌的回答之后,医院方面终于清醒了过来。保安处处长带着几名彪形大汉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4 ^$ Y5 s6 ]/ G, a* T2 Y) Q  “你们把带子留下,人可以走。”这是他们当时的态度,并且曾经有过要动手抢夺摄像机的趋势。可能是我和摄像誓死要保护器材的姿态震住了他们,他们改变了策略,不再动粗,但就是不让我们走,开始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 G+ |8 N3 A. X* T; G9 Q
  一个小时……0 W/ @1 M5 u- v) Z; ?% K- T
  两个小时……
; B( p( \' x. M$ v  我一直在考虑是否报警。如果不,我们的人身安全不知如何保证,而对方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时我接到了栏目组领导大胖老师(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他)的电话。- ?9 s, `4 Y7 ^6 [$ G
  “你们告诉他们,如果限制你们人身自由就告他们,不要采取过激行为,注意你们的人身安全,我已经让我在山西省政法委的朋友报警了。”6 T7 q, m% L0 h  c4 w- @
  我永远会记住这个电话。这个不到30秒钟的电话。它让我感觉到一种温暖和一种力量,我们并不孤独。
& t3 X! U# z8 _2 E  事后,山西省儿童医院方面进行了强烈的反击,还状告到有关部门,尽最大努力阻止片子播出。大胖老师奉命和我谈话,让我说明情况。我想我的成片可以说明一切。在成片后,节目组几位领导也顶住了极大的压力保证片子顺利播了出来。! a+ g3 v2 |7 f! I2 j
  后来,有好几次喝酒我都和大胖老师提起这件事,他都一笑而过。或许,在他看来不过是一桩小事。但是,在我却是一个值得珍藏的故事。每当阳光晴好的时候都拿出来晾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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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2 F- W  n! c. Z& a; v  [事 件] 广州市一个服装批发市场内出现了一个非法团伙,以收保护费等方式敲诈市场内商户钱财。2 V: {8 J6 \6 e8 f1 j! x
  [采访时间] 2004年11月,该片经由栏目组直接交付广州市公安机关,目前该团伙已被端掉,该案正在审理中。7 V) z9 l+ w2 C2 i" Z4 @

* e0 K9 H; T. x# k& S+ v  10月的广州还那么热是我没有想到的,就像我没有想到手头的事情是那样的棘手一样。以前采访黑社会都是隔着铁栏杆,这次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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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K0 r- N/ M. ~: I5 {$ B1 v: A行面对面的暗访。9 P( u1 D. X4 K8 g+ @6 c
  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说了,单说危险猝不及防地找上门来的时候。
- w% f; V- e% l  到广州的第4天,我们找好了线人,装扮成市场的摊主到盘踞在那个服装市场的团伙的窝点去套取他们收保护费的证据。屋子里有十几个眼神凶悍的年轻人,线人可能是害怕了,中途莫名其妙地就离开了,把不知所措、抱着暗访机的摄像记者杨刚一个人扔在了屋子里。而我直到在外面和线人会合了,才知道大事不好。3 b) N, M6 w/ F" n4 k3 ^" ^4 \
  说来好笑,当时我几乎想冲进去把杨刚救出来,因为他一口的北方方言,在这个南方市场里格外引人怀疑,而且,我们前天还开玩笑说,栏目组的暗访机简直就像个明访机。但是冷静了一下之后,我没有那么冒失地冲进去,而是马上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当前的处境,让他不露声色地退出来。$ U& v: {3 v/ o9 E$ s' D
  说害怕都是后来的事情了。几个摊主后来和我们描述起那个窝点里有多少打人的凶器,有几个命案在身的凶徒。这些,都成了我们后来的笑谈。' }- H" N* L; \+ t2 H
  但是当杨刚和我会合的那一刻,一种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骤然击中了我,从前我也出过车祸,和几个兄弟一起从鬼门关里爬出来,但是这次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对这个冒险的行动反复地思量。最后考虑到我对暗访机不太熟悉,杨刚冒险前往了。如果中间出了事情,我将抱悔终生。* B7 o0 W" H" Y: E8 b0 D# @
  之后,我向他学习了大概的拍摄方法,由我抱着机器在他们的窝点附近蹲了半天。没有别的,我只想在以后回忆杨刚遇险的故事时自己好过一些。回来制作成片播出之后,2004年底,那个被我们暗访过的团伙被端掉了。  a4 r. [+ O5 W! P7 Z
  我一直认为,自从大学毕业之后,那种“与子同袍”的兄弟情谊不会打动我,2004年的这个故事,改变了我的看法。  P0 S3 F! F9 [% c, j5 x) L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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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触摸一下2004年我的关键词吧:同情,信念,支持,友情。
  l# v* d, m2 G- u5 Y) a/ r6 b  这些词汇背后的点点滴滴,伴我度过那些手拿话筒在大地上奔波的日夜,伴我度过操作键盘在机房里昼夜编辑的晨昏,伴我度过那些手不释卷昼读夜思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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