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工大律师谈天说地

未知nnr · 发表于 2009-6-24 21:26:21

　　王工老师原说五月初就来看我，因为我当时正准备出差，所以就改期到5月11日。

　　那天我去车站接他的时候，我还一直在想要不要自己全天陪同，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不能有半点闪失的。而当我在出站口看到他雄纠纠气昂昂地从火车停靠的站台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完全地放心了。心中不住地惊叹：这哪里象一个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简直就是一个正置壮年的男子汉。

　　在阜阳的两天里，王工老师并不让我陪同，也因我的事务太多，没能一直陪他聊天，但在几次用餐和餐后闲聊中，我们有意或无意地谈起了天、说起了地。

　　他说到了山西的张军律师a>案，也说到了河北检察官张晓丽的案件，他还带来了他为我写的申诉状，我的律师a>执照被安徽省司法厅非法吊销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他说他在二十多年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震臂高喊：“权大还是法大？”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权大于法依然。

　　对于我的申诉，我说已有人告诉我了，我的执业证书被吊销是安徽省司法厅厅长“力排众议”拍板决定的，在他没被双规、下台或死亡之前，这个错案是不可能纠正的。这就是说，在目前权大于法的体制下，您得罪了一个官员就等于得罪了天。在这样一个官员面前，什么政府，什么党、什么法律都会象屁一样，除了一能闻到一股臭味儿之外，一点儿作用都没有。

　　王工老师说：最高法院不是要向干扰独立审判的官员问责了吗？

　　我说，王老师，我们都是天真的人，那是他们说给老百姓听的，他们能做得到吗？别说他干扰了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就是贪污了、受贿了，谁又能去查他？除非他得罪了他的上级或者撞到了枪口上。一位在纪委工作的人曾直言不悔地告诉我：现在一些地方的纪委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工具，他们也知道掌握一定实权的官员百分之百地都有问题，查谁不查谁那也是领导安排的。你不听领导的，领导就安排纪委查你，一查一个准儿。如果你能听领导的话，经常去拍拍领导的马屁，你就是有问题，领导也会给你兜着，除非你象南京的那个房产局长一样，被群众揪住尾巴，领导不查向公众交不了差，那你也就死定了。你没见那些被问责的干部被高调问责后又一个个地悄悄复出吗？有些被问责的干部可能确实有问题，而有些被问责的干部可能根本就没问题，他们是在为他们的上司担当替罪羊，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们能不让他复出吗？

　　王工老师说：那个纪委的干部倒是说了真话。

　　我说，想说真话、干点儿真事的干部还是有的，只是他们在假、大、空的语境下，只能私下发发牢骚而已，这样的干部已经算是好干部了。

　　王工老师叹了口气说：冤案那么多，积重难返，***的案子是我60年来见到的最大的冤案，可是我也不能代理她申诉，因为所里不敢给我出手续，涉及到高层的案子，谁敢碰呢？

　　我说，我刚刚看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发言，他说他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个鸡蛋就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而那堵墙的名字就叫“体制”。其实我们每个个体的人都是存在于脆弱外壳中唯一不可替代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面临着一堵高大而坚实的墙。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冲破这堵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堵墙太高、太坚实，而且太冷酷了。

　　王工老师说：这个体制之墙是人建造的，是人创造的体制，而不是体制创造了人。

　　所以，我说，我们人类就是为自己着想，也不应当创建这种对人权和民生都十分冷酷的体制，如果真的有了这样的体制出现，我们也应当着手把他除了，重建一个尊重人权、体恤民生、亲民和谐，为绝大多数老百姓而不是只为极少既得利益者谋取福利的体制。

　　那我们就站在鸡蛋一边吧，王工老师笑着说，因为我们也都是鸡蛋。

　　而现在律师a>更是软皮儿鸡蛋。我说，随着政治权力的不断强化，法律已成了无人问津的弃儿，所以，靠法律吃饭的律师a>们生存的空间就越来越狭窄了。他们不仅要在为当事人服务的同时防范不守任用的当事人的反叛，还要对付来自公、检、法机关的正当的或不正当的阻击，更重要的是律师a>没有一个可以藏身的“根据地”，那怕是一个蛋壳儿。律师a>协会实质上只是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的”可有可无的摆设，司法行政机关往往会从“政治”上考虑，对敢于坚持真理、敢说些真话的律师a>与“有关部门”联手打压，在这种环境下，“律师a>队伍”——如果还可以称之为队伍的话，早已溃不成军了。他们就象当年的抗日游击队，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难成大气候。在这种背景下，说维护当事人的的合法权益，实在是一句空话，其实律师a>在更多的时候往往连自己的合法权益都维护不了。

　　王工老师说，年青的律师a>应该挣点钱养活自己，因为他们是得养家糊口。可我就不同了，我没有什么顾虑，已做到物我两空，只想着在有生之年为老百姓干些好事，我的身体还很好，为这我也得感谢他们，是他们给了我一副好身体。

　　见我对“他们给了我一副好身体”这句话有疑问，王工老师解释说，我被他们打成右派之后，几年的劳改，让我锻炼出一副好的身体。

　　我说王老师你就说说你的右派生涯吧。

　　王工老师停顿了一下，陷入了沉思：我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被送到白湖农场劳动改造，没有给我任何法律文书。虽然说是右派，可享受的却是“反革命”待遇。

　　那你们每天都干什么？我问。

　　挖沟、筑堤，当年曹操屯兵十万，想开发白湖都没干成的事，被我们这些右派和劳改犯干成了。王工老师说，就是在湖中间筑两个堤，中间可以流水，堤的两边就形成了两片半月形的良田，那里的土地肥沃得很，稻子只要撒下去就能生长。

　　这时我想到了甘肃的夹边沟，就问：你们那里死人了吗？

　　死了，死了很多。王工老师说，每天都有死人，最多的时候，死人摆在地上，一排排的就象沙丁鱼一样，我觉得应该比甘肃的夹边沟死得还要多，只是这里死的人没人写出来！

　　为什么没有人写呢？我问。

　　因为大家都只是在自己的劳改队劳改，不撑握整个白湖农场的情况，只知道自己所在的劳改队死了不少人，而其他劳改队死了多少人，就不知道了。王工老师说，我们比夹边沟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生产粮食，没有断过粮，周围的群众都想进劳改队，因为进了劳改队就有饭吃了。

　　既然有饭吃，为什么还要死那么多人呢？我问。

　　王工老师说，因为那个饭量是不够吃的，更主要的是冬天让人站在水里挖泥抬土，又冻又饿，身体差的就不行了。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些人当人看，早晨顶着星星上工，晚上看着月亮收工，中间的三顿饭都是送到工地上吃的。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河里的鱼、虾、青蛙都被我们生着吃完了，就连逮个老鼠都能生吃，半熟的稻子放在手里搓搓就吃了。

　　我说，王老师当时你的身体还好吧？

　　好着呢，王老师说，在工地上我还放了“卫星”，就因为我挑的土方最多，奖励了我一盆米饭，我在没有一丝儿菜叶、甚至没有一点儿咸盐的情况下，单独就把这一盆米饭吃完了，那时候所要求的就是能填饱肚子，根本不可能考虑饭的质量的。

　　你的右派是什么时候平反的呢？我问。

　　六四年，王工老师说，我曾经给后来的省委书记李葆华写了一封信，说我是不是右派你一看就知道了。后来我就平反了。虽然平反了，还叫“摘帽右派”，结果还是被当作右派。事实上我们去“白大”——我们当时把白湖农场称为“白大”——改造的右派没有一个坏人，没有一个真正的右派，可惜有许多人死在了“白大”，有的人虽然回来了，可一辈子也抬不起头了，就是因为有过那一段“右派”的经历。我记得当时的安徽省司法厅厅长也被打成了右派，也在“白大”改造过。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死了，有不少人到死还是处男、处女，因为他们的政治条件不好，没人敢跟他们结婚，我知道合肥市下去的女右派，不少人一辈子都没结婚，这种“政治”对人性的摧残，是应当受到控诉的。

　　“政治”这个词，在不同的执政者和不同阶层的人当中，都会有不同的理解的。我说，我的理解，政治这东西与流氓两个字是应当合二为一的，因此经常有人会骂某些打着“政治”幌子干些男盗女娼之事的官员为“政治流氓”。想一想吧，我们哪些运动不被贴上“政治”的标签？“镇反”、“反右”、“四清”、“文革”，都是以“政治”的名义。当然，那确实是政治，现在我们还在讲政治，只是当年的政治与现在的政治含义不同了，但都统称为“政治”。这就是说政治一会儿是个巨人，一会儿是个小丑，一会儿荒诞无比，一会儿又一本正经，所以，把“政治”比作流氓一点儿也不为过。

　　哈哈，你说得有些道理。王工老师笑了起来，他说，他们有他们的政治观念，我们有我们的政治观念，我认为好的政治就是要以人为本，尊重人权，体恤民生，让老百姓有话语权，不再让无辜者蒙冤负屈，让官员真正成为“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

　　我们的谈话是欢畅的，尽管有年龄上的差异，但对社会对政治对法律对民生都有着共同的语言。

　　望着王工老师渐渐远去的坚实背影，我觉得我比起他还是幸运的的。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不仅仅要蒙冤，甚至连说话的权力都没有，现在我们在蒙冤之后，除了申诉——哪怕申诉无果，毕竟我们还有话语权，虽然这也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但这个权力以前是不允许行使的。尽管在某些地方专制之下这个权力也被压缩得十分有限，尽管某些地方也曾出现过网民因在网上发贴而被拘留的事件，但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有人敢于批评政府才是一个好的政府、民主的政府。

　　[b]附：中国最著名维权大律师a>王工简历STRONG>

　　1929年生，湖南沅江人。华中师范大学毕业。中共党员。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人民海军》编辑、记者。

　　王工——被称为“水律师a>”“血性律师a>”，小说、电视剧《黑洞》中的律师a>原型。是第一个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律师a>，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水法研究会研究员，中华全国律师a>协会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成员。

　　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破1-6届全国人大没有律师a>和人大会议代表即席发言记录。领衔提出制定律师a>法、监督法、主张民间对日索赔。2003年应邀参加“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酷爱中国，深爱日本》讲演。

　　王工特为一个案子从安徽到北京，他称这个案子是他从事律师a>工作26年间，代理案件中由于适用法律不当而造成的最典型冤案、错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首批律师a>之一。《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各两次头版头条报道他的律师a>业绩。

　　主要擅长“老大难”、“冤假错”案的刑事上诉、案件申诉、非诉案件及个案评论。

　　第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a>；

　　“王工不死，服务不止……哪怕（法制建设）只前进一厘米，我都非常高兴。” ——王工

　　第一个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即席发言的全国人大代表，发出“民大还是官大？法大还是权大”的历史性诘问（1988年）；

　　第一个提出《律师a>法》立法议案，建议建立完善的律师a>制度（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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