蹩脚的科学家

　　原来，我只知道哲学家是为政治家服务的，那是一幅漫画给我的启蒙———个哲学家毕恭毕敬地站在政治家面前，政治家坐在沙发上，十分傲慢地告诉哲学家，马上给我的行为编造出理论依据。而当我在2009年4月9日的《南方周末》上看到记者苏岭采写的《“瘦肉精”背后的科研江湖》之后，才惊异地明白，原来科学技术也要为“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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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肉精”的学名叫“盐酸克伦特罗”，是β-兴奋剂的一种。当这玩艺儿被发现具有明显促进生长，提高瘦肉率及减少脂肪的效果之后，即被作为动物特别是猪饲料添加剂而投入到动物饲料当中。从盐酸克伦特罗在饲料中使用的时间表上看，中国是在西方国家发现它的毒副作用后甚至已经开始禁止它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欧共体于1998年1月1日起禁止盐酸克伦特罗物质当饲料添加剂使用）之后，才开始研究并使用盐酸克伦特罗当作饲料添加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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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5月，香港17人因吃内地供应的猪内脏而中毒，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立即决定在供港猪中禁用盐酸克伦特罗。

　　2006年，上海连续发生“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波及全市9个区300多人。

/ A. H4 T/ m0 ]　　2009年2月19日，“瘦肉精”导致广州70人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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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大家明知盐酸克伦特罗有明显毒副作用，不能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的情况下，我们的科学家们为什么还在研究推广将它用于饲料当中呢？那个被个别人指责为传播盐酸克伦特罗的“学术败类”、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副院长许梓荣“含冤”向《南方周末》记者坦陈：“1992年前后，他的研究生肖日进（现居美国）在猪场做实验时发现吃了含盐酸克伦特罗饲料的猪爬不起来。然而，肖日进发表的论文却没有提及此副作用”。对此，许梓荣解释，“那时国家已力倡培育瘦肉型猪，他学生的研究吻合政策方向”，“我们也不能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所以我们有一些顾忌”。他认为中国有一个问题，“论文谈副作用，就会发表不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媒体只能“歌颂主旋律”，不能“揭露阴暗面”之传统在科技领域的病毒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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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这篇报道，想到前些日子北大教授孙东东关于上访者“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有精神病的“很负责任”的论断，我才猛然省悟，孙教授的这个“百分之九十九”的论断并非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而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现在，由于官员权力的无限膨胀，每天制造出来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上访者日益成为各级政府官员最头痛的事，而只有象孙东东这样具有北大教授、精神鉴定委员会委员、精神卫生法起草小组主要成员等头衔的专家发了话，他们才好动手把那些上访者都强制送进精神病院。为了政治的需要，孙东东们只好说出这种违心的话，尽管遭到许多网民和媒体的攻击，但好歹孙东东也是在以科学为政治服务，在我们这个很政治的国家里，孙东东的好日子还来日方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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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这天的《南方周末》上，我看到了该报特约记者平容写的专访《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炮灰》，文中提到《我的团长我的团》引发的争议，“你以为康洪雷不想好好拍一拍远征军？——如果孙立人、戴安澜、蒋介石、史迪威也出来，而且全是正面形象，这电视剧能不能播就很难说”，崔永远的希望是“如果能引起大家对远征军的关注，把康洪雷镇压了都值了。”看来我们在高调的政治之下，不仅科学家不能说真话，连艺术家也不能说真话，否则就有可能“被镇压”。

　　由此可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法律会被扭曲，艺术会被异化，甚至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的科学也会因某种需要而做假。这样的科学家别无选择地也只能是蹩足的科学家，这样的科学至多也只能称之为伪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