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领导的时效性

　　一个法治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制度和法律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的注意力和看法的改变而改变。在社会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在法律与权力对比仍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常常出现一些“非常人物”、“非常机制”和“非常之举”，这些“非常现象”的出现，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个时期呈现出“非常状态”。
　　秦统一后，在原六国构建长城的基础上，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抽调大批青壮劳力，修建万里长城。秦始皇在一念之间，让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坚固的长城，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就在长城重重保护的范围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 A! ]8 r2 f8 J! i　　如今，常有人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又有人为据说在太空看到长城而自豪，但不知道这个又长又笨、阻断交通、有碍观瞻的土堆有什么神奇的魅力。也许它代表一段悠久而残酷的历史，也许它见证了千千万万无谓的生命付出，也许它满足了一些人的猎奇心和虚荣心罢。最实惠的，倒是它每年硕大的门票收入。其实，权力用到极致，就是用血肉之躯、累累白骨，也能垒出一个长城来，那点建筑工艺算得了什么。
7 s, n5 q+ [* G6 s* p1 n! `' r　　隋炀帝也是个“非常人物”。他的“非常之举”是动用国力开挖大运河。避开他“看琼花，选美女”之说不谈，就往好一点地方想，他是为了沟通南北，顺应发展罢，老百姓不买他的账，出现了瓦岗军、河北夏军和江淮吴军；以李渊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也不买他的帐，乘机夺权。大运河给后代人留下的实惠超过了长城，大运河在流淌千年后载入历史教科书，称之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反正中国人多，就让泪水、鲜血与河水一道流淌吧。
* D* q0 }  t7 ?　　再往好里说。包拯、海瑞都是流芳百世的清官。在腐败堕落的封建官员群落，他们已成为真理的化身和百姓的寄托。在他们之前，不见古人，在他们之后，鲜见来者。但是，这样的“青天”，如漆黑夜幕下突然闪动的小小光点，禁不住轻轻一吹，便淹灭在黑暗的海洋里，谁来延续他们的故事？谁来传承他们的精神？
　　强势的领导者往往昙花一现，强势权力也往往是短命的权力。不管其给后世造成的影响有多大，都掩饰不了其自身的孤独和寂寞。
　　“非常机制”亦如是。汉唐之初，统治者为了弥合战火创伤，稳定刚刚到手的政权，采取了大量减赋免税、休养生息的政策措施，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些几百年难遇的繁荣期。但好日子不长，他们的后代没有维系先辈的宏伟大业，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苦心经营的财富流进了贪欲和挥霍的黑洞，原以为固若金汤的政权风雨飘摇。“非常机制”带来“非常繁荣”，机制破损后，繁荣也就由内而外土崩瓦解。
6 Y% [" i% F# k; {' u　　“非常机制”的功效之大，在一时一地绝对有震撼力。商鞅变法轰轰烈烈，出台的多项制度新鲜刺激，秦孝公的霸主梦随着制度实施也逐步成为现实。而孝公死后，商鞅的命运惨烈，那些制度也全部天翻地覆。宋太祖曾在大殿上立一石碑：“此殿不得以南人为相”；明太祖曾在宫门立一铁碑，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两位开国皇帝定的“非常机制”执行的怎么样呢？宋朝南人为相还是不止一位；明朝宦官乱政最为酷烈，甚至出现了像魏忠贤这样毒鞭天下的恶阉。明太祖为了反腐败，剥皮抽筋的法子都用上了，结果呢，前腐后继，无以复加。
2 H1 n# a9 t9 |" p　　强势领导之强，一在于“强权”，掌握一国一地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借权力之威发号施令，贯彻个人主张；二在于“强人”，其个性突出，盛气凌人，具有改变他认为不合理现实的坚定性；三在于“强势”，代表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强权”是所有社会利益的焦点，必然在无数觊觎者的争夺下重新分配，维系“强权”是人治社会的第一要务、第一难事，也几乎不可能。“强人”的生命力无论怎样旺盛，都敌不过时间的流逝、异己的阻击，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永久凌驾于整个社会。“强势”之势，在不确定因素支配下，在自然规律面前，都可能向相反方向转化。说到底，强权、强人、强势都具有主观性、不确定性，都是从个体或少数人的愿望和意志出发，他们可能是精英、是天才，但是在芸芸众生面前，他们的智慧不见得有多高明，所以，他们的繁荣期势必不会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