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边缘女性涉情犯罪警示录

ARuAxYJW · 发表于 2009-2-17 13:55:31

　　在大都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难以统计的外来打工妹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她们正处在如花似玉的年龄，不能不面对爱情与婚姻，而这又是她们难以选择和把握的。她们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因种种条件的制约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为了生存和情感的归宿，她们中的一些人便有可能与庄严的法律发生冲突。堕落与犯罪固然有自身的缘由，但不容回避的是，城市的世俗生活、不良的外界诱惑、情感的欺诈……都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折磨着她们并不坚强的神经。

　　对北京城乡结合部三个区看守所的在押女犯情况，我们进行了重点调查。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６６％的女性在押人员是外来人口，其中５７％来自贫困地区；二是这些罪案中４３％与感情问题有关。
　　冷冰冰的数字刺痛了我们的心。
　　在大都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难以统计的外来打工妹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她们正处在如花似玉的年龄，不能不面对爱情与婚姻，而这又是她们难以选择和把握的。她们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因种种条件的制约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为了生存和情感的归宿，她们中的一些人便有可能与庄严法律发生冲突。堕落与犯罪固然有自身的缘由，但不容回避的是，城市的世俗生活、不良的外界诱惑、情感的欺诈……都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折磨着她们并不坚强的神经。
　　所有外来女性涉情犯罪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

　　甜言蜜语下的重婚
　　一个叫蕙的打工妹主动到法院投案自首，说她已涉嫌重婚，触犯了法律，愿意承担罪责。“但是我那５岁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她迷茫地问法官。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１９９５年８月，蕙从老家浙江来到北京打工，在某公司做清洁工。她面容姣好，文文静静，对工作尽职尽责，得到了大家的好评。１９９６年底，她与在那里临时工作的该公司总院某所一高级工程师相识。高工多次表示喜欢她，不断地诉说自己的妻子虽是大学生，但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现在他已分居单过，早晚是要离婚的，并发誓要娶蕙为妻。蕙想高工大自己２９岁，又没离婚，就没同意。但高工死死纠缠，发誓即使现在离不了，将来退休也一定离婚后娶她。他信誓旦旦：“我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如果你能给我生个儿子，我一切都听你的，我的一切财产也都是你的。”面对高工“火一样的热情”，蕙终于动心了，以身相许。
　　她做起了老夫少“妻”的美梦。高工还算对得起她，１９９７年４月，高工凭着老关系，将她的户口从浙江省农村迁往北京某区，转成了城市户口。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同居了，“夫”唱“妇”随，小日子过得很美满。不久蕙怀孕了，这下可把高工乐坏了，可能有儿子了。但他说自己暂时还离不了婚，因为二女儿正在考大学，怕影响她的学习。
　　１９９８年７月，在高工的老家广东乡下，蕙生下了一个女孩。高工也还是非常喜欢。孩子一岁多时，蕙带着女儿回到北京“老公”身边居住，高工总是隔三差五地前来看望她们母女。小女儿聪明伶俐、乖巧漂亮，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亲热地叫他“爸爸”，高工则按时为她们付房租和生活费，“一家人”在北京过得其乐融融。
　　一转眼小女儿快５岁了。因是非婚生子女，未取得户口，马上该到上学的年龄了，孩子的教育怎么办？蕙焦急万分，不停地告诫高工不要忘记当初对她的承诺。
　　２００２年８月，高工年满６０岁，正式退休。蕙盼望高工赶快实现诺言。可是高工不但不提离婚的事，而且从原来的三五天来一次，变成两三个月才来一趟，生活费也一拖再拖，不主动给付了。为了生活和孩子的抚养教育，她开始和高工争吵。几次争吵之后，高工终于道出了实情：“妻子不同意离婚，我没有办法，你再等一等吧。”她一听就蒙了，苦苦等了６年，竟等来这么个结果！后来她多次找高工，高工甩出了一句：“你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吧！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最后干脆避而不见了。
　　面对如此绝情的“老公”，她愤怒了。为了至今还没有户口的可怜的女儿，她走向了法院，向法院诉说了她和高工的重婚事实，请求法院依法处理。面对法官，她泪流满面：“我一时头脑发昏，弄成今天这个样子。现在我明白我的行为已伤害了他的家庭，我甘愿受罚。但我没想到他这么无情无义，他欺骗了我。目前我没有生活来源，又带着一个可怜的孩子，我该怎么办呢？她长大之后我该怎么向她交待呢？我又怎么对我的父母交待呢？”
　　法律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她与高工虽没有结婚，但是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夫妻名义对外同居的，也视为重婚。
　　法官告诉她，如果坚持起诉昔日的情夫，双方会因涉嫌重婚罪而被审查，如果被确认，将会被判刑。她痛苦而又无奈，但她说她主意已定，不管受到什么处罚，一定要告，为了无辜的小女儿，否则，她也没有活着的勇气了。
　　打工妹和高工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要等司法部门审查之后才能定案。但不管结果如何，她目前带着一个５岁的女孩在北京漂泊，没有生活来源，被人抛弃，所遭受的感情上、精神上的伤害是惨痛的。

　　为爱而自毁的女孩
　　２２岁的汪玉花，来自湘西常德市黄土店镇农村。乍看上去，她蓬乱的头发、苍白的脸颊、呆滞的眼神，怎么也不像是花季女孩。
　　１９９９年初，汪玉花父亲的病故，打乱了家里的生活秩序，身为长女的她毫不犹豫地用稚嫩的双肩帮助母亲担起了生活的重担。为了还清父亲患病时欠下的债务，为了弟妹们能够继续升学，刚满１７岁的她决定外出打工挣钱。
　　汪玉花跟着村里那帮姐妹们来到北京西郊一家名叫“迷你屋”的美容美发厅安下身来，老板聘她为顾客按摩面部。与汪玉花住在一起的几个小姐妹，平时行踪诡秘，晚上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去朋友、同乡那里，甚至通宵不归，发廊仅剩下她和魏老板。魏老板时不时来到她身边闲聊，当问到她的家庭情况时，她便止不住泪流满面。每到这时，魏老板总是关切地掏出手帕帮她擦眼泪，还两三百地给钱，要她寄回家里。她在内心很感激魏老板。
　　魏老板何许人也？他是四川人，三十多岁年纪，好多年以前就到了这里，开过川菜馆，办过服装厂，近年才开了家发廊，挣了不少钱。他是一位惯于追蜂逐蝶的情场老手，对汪玉花早就垂涎三尺。但他知道对付汪玉花这样的纯情女孩儿急不得，只有博得姑娘的好感后，才能达到目的。
　　在一个凉风习习的夏夜，魏老板又与往常一样，和她一起拉家常，她听着魏老板关怀、体贴、温柔的话语，再想起早逝的父亲、孤苦的母亲、可怜的弟妹和自己的身世，便哭个不停。她所有的委屈和忧伤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地冲垮了她一直坚强的外表。当汪玉花收住泪，恢复平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躺在了魏老板的怀抱里，一双粗壮的手正抚摸着她……她感觉到一阵阵兴奋，慢慢地闭上双眼，像一只温驯的小绵羊，迷失了自己。
　　从此，汪玉花成了魏老板的情人。她每月的工资不断上涨，几百几千地往家里寄钱。她感到很幸福。
　　第二年初夏，新的生命在她的腹中萌动。她把喜讯告诉魏老板时，魏老板却显得惶恐不安。他在四川老家早已娶妻，生有一双儿女，与汪玉花不过是玩一场爱情游戏罢了。他不露声色地安慰她，劝导她，说她的年纪还小，根本领不到结婚证，非婚生小孩是要挨罚的，挨了罚，在这里还能呆下去吗？他说得言辞恳切，她含泪点头，去做了人流。

　　不久，魏老板的生意日渐萧条，账面上开始出现赤字。他背着汪玉花，将她抵押给了债主李某，并对汪玉花说那是他的表兄，哄骗她同李某去中俄边境玩玩，见见世面。临走时，魏老板还送给汪玉花一笔钱。
　　到达哈尔滨已是深夜，李某带她到宾馆住下。汪玉花一路劳累，洗个热水澡就睡了。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已躺在了李某的怀里。没等她开口说话，李某就把真情实况告诉了她，还把一纸魏老板亲笔签名的情人抵债协议书推到她面前。她惊呆了，那虚幻的幸福美梦顷刻间灰飞烟灭。她难以承受这种打击。她哭着、闹着、喊着、吵着，最后还得听任李某的摆布。表面上她似乎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但她内心充满报复意念。
　　当年深秋，汪玉花又回到北京，找到魏老板。她说她已是他的人了，这一辈子就跟定了他，做不了妻子，做情人也心甘情愿。魏老板听得连连点头，激动不已。他们再次同居。
　　２００３年国庆节，魏老板携汪玉花去南方旅游。回京途中汪玉花偷偷向母亲寄去六千元钱，还写了封情真意切、哀怨伤感的长信。到北京的这天晚上，吃过晚饭，各自洗了个热水澡，两人疯狂亲热一番后，魏老板瘫倒一侧，缓缓进入了梦乡，发出了呼呼的酣睡声。她悄悄起床，开始实施早已计划好的报复行动。她从提包里拿出一把水果刀，对准魏老板猛捅过去。魏老板惊醒了，强忍住疼痛，夺过那把水果刀，大呼“救命”。玉花害怕了，赶快逃出来，跑到附近一个派出所投案自首了。２００４年５月，她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夭折的玉花，自毁的女孩。可悲？可怜？可恨？

　　村妹子沦为劫车大盗
　　翻开法院刚审结的田小美的案卷，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页：
　　田小美（小美），化名小辣椒，１９８５年９月生人，汉族，河北省人，１５岁辍学，在同案主犯胡永利的教唆下，合伙干起劫盗轿车的罪恶勾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盗取“皇冠”、“林肯”等各种高级轿车数辆，案值巨大。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以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时她尚未满１８岁。
　　２００４年２月底，在北京市监狱，我采访了她。
　　在见小美之前，我脑海里对小美的预想是一个年轻女流氓、女强盗、女魔头的形象，然而，眼前的小美与我想象中的模样大相径庭。她身高仅一米六左右，纤小苗条，清清爽爽的脸上，一双纯净的眸子黑白分明，眼神如一汪清水般清澈。看上去，她还像是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我难以相信，这样的女孩子竟然会成为劫车大盗。
　　“在盗窃汽车中，你做什么？”我问。
　　“拉拢、引诱轿车司机，陪司机喝酒，做那事（发生性行为），借机将麻醉药倒入酒里或水杯、饮料里，让司机喝下，将司机麻醉后，翻找车辆证件，分赃的事由胡永利负责处理。”
　　“你这样做，每次都能成功吗？”
　　“几乎是百分之百。”
　　“你干得这么顺手是什么原因呢？”
　　“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感觉到，我只要做出那样的暗示，司机们就会被我紧紧吸住。他们对我没有防备，我越是满足他们，他们越是没有一点警觉。我下手的机会很多。”
　　她下手成功率极高，几乎弹无虚发。遇到她，那些司机们便一个个“中弹”倒下。
　　我单刀直入地问：“你是怎样走上这条路（出卖肉体）的？”
　　这一问勾起了小美的回忆。
　　小美初中没上完就辍学了，在一家饭店里做了一段时间的服务员，在那里，小美失去了少女的童贞。一位姓黄的厂长是饭店里的常客，一天他点名要小美陪酒，结果他喝多了，要了一个房间，小美半推半就，依黄厂长的要求，裸露出了她那年轻女子的胴体……事后黄厂长将５００块钱塞在了她的乳罩里。小美挣到了有生以来最多的钱，也由女孩变成了女人。
　　从预审员那里，我了解到小美之所以走到了今天，主要原因是她在１７岁时结识了本案的主犯胡永利。胡永利比小美大１４岁，离过婚，曾因杀人罪被判刑。
　　因为渐渐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小美不在饭店干了，想到深圳去投奔那里的亲戚，在那里找个工作。在济南等车时，小美在车站外一家快餐店里，结识了胡永利。胡永利长相白净，一双大眼睛，高鼻梁，嘴巴很有棱角，一副高雅气质的男子汉模样。他自我介绍是济南市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常去深圳谈生意，现在刚回来，才下车。遇到这么一个热情、有身份的人，他又熟悉深圳的情况，小美便与他攀谈起来。聊了一个多小时，胡永利建议小美留在济南玩几天，小美答应了。
　　第二天，胡永利开车带小美去了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等旅游景点。坐在高级轿车中小美感觉很好，又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开车，小美感到很开心，很有派头。一路上，胡永利说话很幽默，逗得小美直笑。
　　“胡哥你结婚了吗？”小美喜欢上了眼前这个男人，她觉得胡永利和她在乡下饭店伺候的那些蠢男人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结了，又离了。她不温柔，性子硬，不理解男人在外闯世界的艰难。她要像你这么小鸟依人就好了。”听到胡永利现在没有妻子，小美心里一阵暗喜。她一时动了真情，扑在了胡永利的怀中。
　　小美被胡永利俘虏了，与他在济南同居。
　　据预审员介绍，此时的小美已深深坠入胡永利布下的情网，难以自拔。她与胡永利吃住在一起，有钱花，玩得好，活得很痛快。胡永利对她很体贴，她已经离不开他了。
　　过了一阵甜蜜日子，胡永利向她摊牌了：“我并不是什么贸易公司的经理，也没有自己的轿车，用车都是‘借’的。我手中的钱来路也不正。不过你也花了我不少钱，现在咱俩是一条道上的人，一条绳子上绑着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了。”他还给小美上“政治课”：“蛇有蛇道，鸟有鸟迹。那些当官的、企业家、暴发户们也不清白，只是你不知道罢了。他们更敢胡来，更敢犯法挣大钱。这年月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要想过好日子，就得敢干、敢闯。”
　　胡永利心里早有罪恶的计划，但没有找到“聪明”、“合适”的搭档。他选中了小美，给她安排的角色是瞄上轿车，引诱司机，最好发生性关系；用麻醉品让司机昏睡，盗取轿车钥匙和手续（行车执照、驾证、通行证等）。此时的小美已完全被胡永利控制，对胡永利言听计从。
　　山东威海市一位开“蓝鸟”的轿车司机，成了小美的第一个引诱对象。他被小美引诱到一家宾馆发生性关系后，小美借机把安眠药放进一杯饮料里，他喝了下去，一会儿就睡着了。小美翻找到了车钥匙和车的有关证件，马上离开了房间。那辆车胡永利让人开到济南，卖了１０万元。胡永利花１万元买了两部手机，又花２万元为他和小美各买了一件皮衣，还给了小美２万元作为酬劳。小美一夜间成了“大款”姐，感到有钱太幸福了，她给家里寄去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之后，小美和胡永利又干了几起，都很顺手。后来公安部门开始打击盗窃汽车犯罪。那时在烟台，他们盗了一辆价值７０万元的轿车，连夜开回济南，可出手时被公安局扣住了，要不是他们跑得快，早就进监狱了。见公安局抓得紧，胡永利带小美东躲西藏，可手中的钱挥霍得差不多了。他知道小美以前与黄厂长有过“几次”，就让小美再去勾引黄厂长，两人上床后胡永利冲进去，用刀逼黄厂长写下欠款２０万元的字据。没想到黄厂长报了案，小美和胡永利都被逮住了。怀有身孕的小美被判处无期徒刑，胡永利被判处死刑。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小美就从一个１７岁的纯洁姑娘变成了一个无期徒刑的囚犯。我很难理解，像她这样一个文静秀气、举止斯文的女孩子，怎么会那样不知廉耻地出卖自己的肉体。“你作为一个女人，采用这种手段去弄钱财，自己不在乎吗？”我问。

　　“我当时只想结婚以后他会不会拿这事当话柄。”
　　“事到如今，你恨胡永利吗？”
　　“他对我很好，他是为了我，我不怨恨他。”
　　小美的回答令我十分惊讶。据预审处预审员介绍，胡永利只是把她当做感情的玩物、泄欲的工具、犯罪的同伙，他根本就没打算与小美结婚，更不想让她生下孩子。在胡永利面对被执行死刑交代后事时，他压根没有提及小美和她腹中的孩子。
　　田小美由一个农村姑娘到重罪囚犯，表明了物欲横流、崇尚金钱的糜烂风气的极大腐蚀性。对金钱的极端追求、对享乐的无节制攀比，是小美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因；而胡永利教唆的引诱，又促使她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人到魔的演变；而三陪、卖淫一类丑恶现象又为这种演变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利刃砍向１２岁的孩子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８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赵晓芬提起公诉。时年２３岁的赵晓芬与男友同居２年，身怀六甲时男友不辞而别，赵晓芬一气之下残忍地将男友张大泽的儿子杀死，无辜被杀的孩子仅仅１２岁。当张大泽的前妻梁静来到检察院请求检察官为她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时，撕心裂肺的哭诉让在座的检察官们心如刀绞。这是怎样的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啊！
　　赵晓芬口口声声说自己喜欢孩子，却为何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失去理智而杀人的她，在看守所里终于开始反省……
　　１９９７年夏天，高考失利后，１８岁的赵晓芬和许多普通的打工者一样，满怀对大都市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梦想来到北京。经过学习电脑知识，赵晓芬成了寻呼台的一名录入员，总算是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惟一让她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寻呼台２４小时的轮班制。三班倒的工作使原本性格内向的赵晓芬，失去了和朋友在一起畅谈的机会，闲来无事时她常常感到郁闷、压抑。
　　２０００年７月的一天，在同乡的多次邀请下，赵晓芬请了一天假，去朋友上班的一家歌厅玩。这一天赵晓芬遇见了张大泽。
　　张大泽谈吐幽默，对女人体贴照顾、善解人意，让久居异乡的赵晓芬感受到了大都市男人的温情。张大泽也挺喜欢赵晓芬，他觉得她单纯、善良，是个朴实的好姑娘。两人非常投缘，感情迅速升温，不久就租房同居了。
　　随着交往的深入，赵晓芬了解到今年３８岁的张大泽于１９９４年离了婚，有一个１２岁的男孩跟着孩子母亲。张大泽没说为什么离婚，赵晓芬也不想问。对张大泽的工作，只听他说过他原是市公安局的，后来调到安全局了，现在负责局里的“三产”，搞警用器械销售。对这些赵晓芬不是很在意，她觉得感情应该是非常纯洁的，如果掺杂了利益、物质方面的需求，会玷污感情。
　　就这样，赵晓芬每月用自己的工资贴补家用，其他方面的花销由张大泽出，虽然还没有结婚，恩恩爱爱的却也像小夫妻一样过着平淡的日子。张大泽很少回家看望母亲，和亲戚朋友之间的走动也很少，大部分时间都陪着赵晓芬。赵晓芬感到很幸运，心里跟灌了蜜似的。
　　今年春节，赵晓芬带着张大泽回了趟河南老家，家里的父母、亲戚对张大泽这个大城市来的准女婿满意极了，对他照顾得十分周到，催着他们回京后赶紧把婚事办了。就在元月，赵晓芬怀孕了。她高兴极了，可张大泽知道后，却没有像赵晓芬一样兴奋，相反，他显得闷闷不乐。他说，他们的经济不很宽裕，要孩子会加重生活的压力。可赵晓芬坚持要生下来。
　　趁此机会，赵晓芬又向张大泽提起了结婚的事。同居后他们也曾多次聊过这件事，但张大泽的离婚证丢了，没法办结婚手续，张大泽一直说要去补办，又总是拖着没办。赵晓芬曾经跟张大泽一起去过民政部门，亲眼在登记中看到过张大泽的离婚记录。所以赵晓芬一直认为结婚不是问题，从未和张大泽闹过。这一次也一样，尽管已经怀孕，但她相信结婚是早晚的事。
　　随后的日子里，赵晓芬快乐得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张大泽对她照顾得也是无微不至。只是结婚的事有点迫在眉睫，这让赵晓芬在幸福之余隐隐感到一丝不安。转眼就到了４月，张大泽的离婚证还没补办下来，赵晓芬开始烦躁起来。今年５月初，为结婚的事他们吵了一次，张大泽总拖着不办，赵晓芬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和自己结婚。赵晓芬越想越伤心，大发脾气，哭着喊着要去把孩子做掉。张大泽在一边又是赔笑脸又是道歉。
　　６月１８日晚，张大泽回家后对赵晓芬说第二天要去山东出差，给那边送器械，估计要去一两天。临睡前张大泽还不忘叮嘱赵晓芬去把工作辞了，说大着肚子天天上班太辛苦，等孩子生出来后再找工作。赵晓芬温情脉脉地看着张大泽，心里十分感激他的体贴。张大泽走后赵晓芬把工作辞了在家闲着。左右邻居都夸她好福气，说她一个外地人找到北京男人不说，对她还这么好，真是天下的好事都被她占尽了。
　　６月２０日，张大泽来电话说车在路上坏了，一两天之内恐怕回不来。过了一天赵晓芬再呼他，他回电说车还没修好。接下来，无论是传呼还是打他的手机，都没有任何回音。在焦急、等待、猜想、绝望中，赵晓芬熬过了一个月，这时她已有６个月的身孕了。自辞职后生活没有了来源，家里剩下的钱也不多了，可张大泽还是没有踪影。赵晓芬想过回河南老家，可是在农村的家人怎么能够接受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儿大着肚子回去。她也想过把孩子做掉，可是６个月的身孕做引产是要家属签字的。
　　过去张大泽曾带赵晓芬去过他母亲家。张大泽离婚后，儿子小辉判给了前妻梁静。因为张大泽长年在外很少回家，瘫痪的老母亲想念儿媳和孙子，加上小辉上学是在张大泽母亲家附近，于是张大泽的前妻梁静就带着小辉搬回去和张大泽的母亲一起住了。赵晓芬想张大泽的前妻或许知道他的下落，就试着往张大泽母亲家打电话，每一次都是保姆接的，说张大泽很久没有回家了。她不信。
　　７月８日晚，赵晓芬不由自主地来到张大泽母亲家，她鼓足了勇气敲门，想来个突然袭击。夜已经深了，开门的是梁静。赵晓芬问：“张大泽在家吗？”黑夜中梁静一听是个女的找张大泽，气就不打一处来，没好气地说道：“这不是张大泽的家，你以后别来了，再来我就叫警察，再说就是打你也不犯法。”说完“嘭”地关上了门。赵晓芬觉得这些话不顺耳，凭什么打她就不犯法？她也不是第三者！
　　７月１９日，赵晓芬又魂不守舍地来到张大泽母亲家附近。赵晓芬突然想到一个主意，绑架张大泽的儿子，逼张大泽出来。于是她又给张大泽母亲家打电话，连打了两次还是保姆接的，她没出声，把电话放了。隔了一会儿又打，这次居然是小辉接的，赵晓芬对小辉说：“你想见你爸爸吗？我可以带你去。”小辉二话没说和赵晓芬约了见面地点就出了家门。
　　赵晓芬打车将小辉带到了她和张大泽租住的小屋，拿出和张大泽的结婚照给小辉看。１２岁的小辉脱口就冲着她“呸”了一声，推了她一把，骂道：“不要脸！”这句话把压抑已久的赵晓芬激怒了，一个月以来，赵晓芬绝望、愤怒，“凭什么张大泽就可以骗我？凭什么张大泽的前妻说可以打我？现在连小辉也骂我不要脸”……她丧心病狂地顺手抄起桌上的刀，疯狂地砍向小辉。
　　４０多刀啊，一个１２岁的孩子倒在血泊中……
　　作案后，赵晓芬处理了尸体，来到那远房的亲戚家，心灰意冷地对亲戚说自己杀了人。亲戚一边劝她自首，一边让家里人报案。不久，警察赶到了。
　　梁静得知孩子被害后，立刻昏了过去。
　　小辉被害的第三天，张大泽偶然地被梁静的大嫂碰到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北京，只是在丰台的某小区内又租了一套房。他说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出来清净几天，把离婚证赶紧补办好和赵晓芬结婚。

　　赵晓芬进看守所后将肚里的孩子做了引产。她见到记者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哭。当问她有什么话想托我们转告时，她抬起了头，说了三句话：告诉小辉的母亲我对不起她；告诉那些曾经和我一样恋爱着的单纯的姑娘，不要轻率地失去自己；最后，如果你们能见到张大泽，告诉他我恨他，我什么也不想了，就想问他一句为什么要走？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初，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赵晓芬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犯罪心理学来说，这起涉及情感问题的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化犯罪。赵晓芬从一开始就打算跟张大泽结婚，并且怀有身孕。后来怀疑张大泽把她抛弃了，有种被欺骗的感觉，又不知道如何处理即将出生的孩子，对将来的生活十分焦虑。她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感到绝望，再加上一个突发的因素——被害人小辉推了她一把，说了伤她感情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她精神完全崩溃，丧失了理智。

　　打工妹掠杀“好色处长”
　　２００４年９月，贺冰被执行死刑前夕，我们曾试图采访她，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好在厚厚的卷宗和大量的当事人，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悲剧是如何形成的。
　　贺冰１９８１年３月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市的一个小镇上，父母均是乡镇企业工人。贺家有三个女儿，小妹贺冰最为聪颖秀丽，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贺冰父母所在的工厂越来越不景气，贺家的生活也陷入困境。为了维持生计，贺冰姐妹三人过早地踏入社会，开始打工挣钱。贺冰在熟人的帮助下，到北京一家美容美发店打工。天资聪慧的她很快就掌握了全套技术。然而，一位“特殊”客人的出现，打破了她安分守己学手艺的平静生活。他就是后来改变贺冰人生轨迹的某部委机关后勤处副处长刘良风。
　　刘良风３６岁，风流倜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贺冰所在的理发店，一见到贺冰，就立刻为她靓丽的容貌所倾倒。这以后，刘副处长三天两头往店里跑，有事没事常来坐坐，有话没话想法找话茬儿聊聊。由于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贺冰对这个长相英俊、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充满了好奇和好感。两人日久生情，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在刘良风的资助下，贺冰开了自己的美发店。
　　得到刘处长的相助，贺冰的美发店生意红火。很快，刘良风就使刚满１７岁的贺冰以身相许。从刘良风的身上，贺冰得到了一种特殊的温暖，既有物质的满足也有精神的依恋。刘良风给她租了套高档房子，配上时尚的手机，经常开车带她去游山玩水，买高档前卫的衣服、首饰，把她当“金丝鸟”一样养了起来。贺冰深深地陷入了与这个有家室的刘处长的畸形“爱情”之中，转眼就过了３年。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两人的地下活动还是被刘良风的妻子发现了。刘妻带领娘家人冲进美发店，将家具砸了个稀巴烂，把贺冰痛打一顿、羞辱一番。贺冰吓得魂飞魄散，噤若寒蝉，蹲在墙角大气也不敢出。众人走后，刘良风却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一把搂过哭成泪人的贺冰，安慰她说：“别哭，好妹妹，咱换个地方，让她找不到。”
　　当夜，贺冰搂住刘良风柔情地说：“这种日子我不能过了，我要你离婚，娶我。”刘良风一听，就像只泄了气的皮球。与老婆离婚，娶个美发小姐做妻子，对此，刘良风连想都没有想过。于是，两人开始吵闹，日益增多的矛盾和摩擦让贺冰反思自己与情郎的关系。她开始吸烟、喝酒，有时喝醉了就砸东西、与人吵架。那段时间，贺冰简直疯了。
　　为寻求未来的人生和爱情，贺冰转让了美发店，独自一人坐车东去。她不敢告诉刘良风，怕他缠住她不放，更怕他打扰自己今后的新生活。
　　贺冰来到了天津，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贺冰的消沉和不幸引起了同住一院的一位年轻女子的注意，她时常去贺冰屋里，劝她想开点，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天下男人多得是，你有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还怕没有钱？”在这位大姐的影响下，走投无路的贺冰就随她走进歌舞厅，成了坐台小姐，过起了放荡的生活。
　　麻木的生活中，一个痴情追求者让贺冰的生活出现了亮点，他叫崔志斌。崔志斌是浙江杭州人，跟姐姐在天津做服装专卖，贺冰时常到他的专卖店里买东西。崔志斌帮贺冰付房租、送小礼物、陪逛街，很得贺冰好感。尤其是崔志斌２３岁，一米七八的个头，身材魁梧，更让贺冰有依赖感。崔志斌很痴情，并没有嫌弃贺冰的出身。他发誓要挣好多的钱，让她过上贵妇人一样的生活。崔志斌感动了沦落异乡的贺冰，他们同居了。从贺冰身上，崔志斌得到了极大的家庭幸福感。同样，在崔志斌的精心呵护下，贺冰也感到了安逸与温馨。她几乎产生了金盆洗手、退出风月场的打算。他们还到照相馆拍了结婚照，计划着在“十一”国庆节办喜事。但在她内心深处却有一个隐情始终不能释怀，那就是她对初恋情人刘良风的思念。不知为什么，她总忘怀不了与刘良风相处的日日夜夜。
　　远在北京的刘良风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打破了他们的计划。
　　一天，贺冰接到刘良风发来的手机短信：我所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老得哪也去不成，你仍是我手中的宝……像这样情意绵绵的短信，他不知给她发去多少。说实话，贺冰对刘良风的爱怎么也割舍不下。２００２年５月，贺冰抛弃崔志斌又回到了给她欢乐、给她痛苦的北京。
　　贺冰回来的当天，刘良风就急不可耐地赶到一家宾馆开了房间。激情过后，贺冰问刘良风啥时办离婚手续，刘良风哄骗她说，他马上就要提为处长，组织上正对他考核，在这个节骨眼上不适合离婚，要她放眼未来，从长计议。贺冰一时对他毫无办法，只有苦苦等待。
　　因无事可做，不甘寂寞的贺冰又重操旧业，到一家刘良风很少光顾的歌舞厅当了坐台小姐。一天，前来歌舞厅潇洒的马世仁与贺冰不期而遇。这位年近五旬的某局处长，在贺冰开美发店时，曾经是刘良风引见的常客。马世仁处长见做了三陪女的贺冰越发风情万种，妩媚迷人，立马上前搭讪。贺冰想，马世仁是刘良风的铁哥们，如果他让心上人知道了自己的“三陪”身份，自己有何脸面活下去？还谈得上结婚吗？
　　晚上，贺冰被噩梦吓醒，她越想越害怕，感到马世仁不除，永无宁日。可自己是个弱女子，如何对付得了人高马大的马世仁呢？她想到了一片痴情的崔志斌。而此时的崔志斌正为贺冰的不辞而别而寝食不安。接到贺冰的召唤，崔志斌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心仪的姑娘身边。为讨情人的欢心，“侠肝义胆”的崔志斌听完贺冰花言巧语的爱情表白后，竟然不假思索地表示，帮助贺冰消灭马世仁他责无旁贷。随后，两人准备了电棍、尖刀等作案工具。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６日１６时许，马处长接到贺冰的电话召唤，急不可耐地奔向她的住处。一开门，贺冰就一脸媚笑把他往卧室里引。一心想着好事的马世仁走进卧室，一双罪恶的手用带子牢牢套住了他的脖子，贺冰见崔志斌将马世仁勒昏在床边，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西瓜刀朝马世仁背部猛砍，当场将他砍死。尸体被装进电视机箱子，放在床下。几天后，尸体发出了阵阵臭味。为避免邻居发觉，他们将尸体分割蒸煮，然后利用夜色掩护多处抛尸，还将来不及抛掉的尸块用砖垒进房屋客厅的壁柜里。两人做完这一切后逃离了住处。贺冰的姐姐贺阳得知实情后，对贺冰进行资助并帮助妹妹逃匿。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９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贺冰、崔志斌故意杀人、贺阳窝藏一案。庭审中，贺冰辩解称曾被马世仁强奸，因缺乏证据支持，法庭不予采信。被告人崔志斌积极参与犯罪，与贺冰互相配合，同属主犯。被告人贺阳归案后有重大立功表现，认罪态度较好，减轻处罚。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贺冰、崔志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窝藏罪判处贺阳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贺冰崔志斌的上诉也被驳回。

　　贺冰、崔志斌两个年轻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而那个包养贺冰的刘副处长又做何感想呢？

　　■化解、防范与惩治■

　　化解、防范与惩治
　　在调查中我发现，这些都市边缘女性涉情罪犯们的感情特别敏感、脆弱。她们原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她们最初所寻求的无非是她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做人的尊严和平等的感情。然而，事情有时便走向了反面。
　　冷冰冰的卷宗里，隐藏了太多我们应该知晓却尚未知晓的细节——在通往犯罪的道路上，一些人并非就是天生的罪犯。金钱和物质欲望的诱惑、感情的被欺诈、家庭的暴力、价值观的冲突、社会对于家庭的疏离以及普遍的孤独情绪等等，都可能成为诱使她们堕落的因素。
　　调查和研究涉情女性违法犯罪现象，心情并不轻松。调查为我们所提供的第一个教训是：一个人的堕落往往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家长、亲友、领导（对于未成年女性来说，还包括她们的师长），完全可以通过许多征兆察觉出来，从而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悲剧的发生。第二个教训是：应该健全我们对于各类犯罪，特别是弱势群体犯罪的预防机制。这种机制越健全越彻底越好。显然，对于犯罪的事先化解、防范，与事后的惩治同样重要。
　　在此，也愿更多的城市外来女性以沦落的同性为鉴，用合乎道德、法律的方式呵护、创造美丽快乐的生活。苟能如此，家庭幸甚，社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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