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加力推进透明政府 信息公开要过“坎”

在经济困难和危机下，强化透明政府建设，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人心和合，助力经济回暖
“推进政务公开，增加透明度，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赢得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龚立群对本刊记者说，温总理报告中的这些话，正是当前政府能否凝聚人心，带领全国人民共渡难关的关键所在。

距去年两会推行大部制改革已有一年时间，目前全国有21个省（区、市）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获批，今年上半年地市一级的机构改革也将进行。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迎头撞上国际金融危机，如何推动政府改革以及更进一步的政治建设，使经济发展获得新的活力和空间，促进民生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是每个政府部门面临的一道必答题。

今春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都提出，经济困难和危机下，强化透明政府建设，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人心和合，助力经济回暖。

以政治建设凝聚民心
“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概结为“24字方针”。“‘抓改革’，说明虽然面临经济困难和危机，改革仍是今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中政治建设和政府改革必然包含在内”，汪玉凯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政治建设历来被认为是需要一定社会环境和社会共识的敏感领域，而当前政治建设更面临着如何服务于应对经济困难和危机的问题。

汪玉凯认为，“改革的推动是由政府主导的。因此应对危机，首先政府自身要有改革的意识和姿态。”
这是因为，在困难和危机下，推进政治建设反倒具有一些其他时候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比如，各方对政治建设方面存在问题的感受和认识更加强烈、充分；应对危机压力较大的基层政府具备了更强的改革动力；保民生、保稳定压力为政治建设提供了更大社会支持。

“此时，一些体制性的问题更具备了改革的相关条件”，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说，“由于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全都感受到或面临着危机的冲击，一些过去共识度不高的改革，现在也变得更加好沟通了，过去没有信心推动的改革，目前也变成了在应对困难时具有特定针对性的手段，推动起来阻力也相对小了。”

“目前是推动政治建设的一个时机，为缓解社会矛盾，需要紧锣密鼓地对部分改革措施深入调研、制订方案。比如公务消费改革、公车改革等措施，在‘萧条’时推出，更能取信于民、团结人心”，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本刊记者说。

“指望政治改革起到立竿见影的直接效果并不现实，但它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人心。当人们看到党和政府在困难中仍然持续推动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使之更加优化，帮助困难群体，促进利益公平，这无疑有利于凝聚人心，提振信心。这是在困难和危机面前，政治建设纾解社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的特殊作用”，刘春表示。
透明政府要过两道“坎”
推进政务公开，赢得群众支持，一个基本条件是信息透明。去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政府信息公开已成潮流，但同时，也不断出现被回复“不宜公开”等情况。

受访专家、代表委员分析，信息公开要过“坎”。
“政府信息公开的边界仍然模糊，特别是关于什么是涉及‘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应该进一步厘清。这个尺度不应交给政府部门来判断和界定”，汪玉凯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源于政府部门多年养成的惯性和封闭的心态，一方面也是缺乏相应的规范的工作流程和机制保障。”

龚立群说：“由于缺乏信息公开的经验，许多领导干部对信息公开后的社会效果心里没底。怕太透明了会影响社会稳定，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心态。”

海南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林方略说：“信息公开对政府行政构成了压力，但这是建设‘为民政府’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儿、一个考验，我们必须迈过去。”

第二个“坎”，是建立民意上达与参与决策的“实效”渠道。
有专家分析，目前存在一定程度“信息过滤、决策扭曲”的现象。老百姓支持中央决策的声音高层听不到；一些地方、部门制定、执行政策出现问题，老百姓有意见，也反馈不到高层。

因此，反映、汇聚、发现、解决民生相关的各种信息的上达渠道，需要进一步通畅，完善各利益群体诉求表达的体制性保障，使政府密切政群关系，听取群众心声。

“越是困难和危机重的时候，民主决策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中央的一系列举动表明，高层正在以实际行动带动各级政府和部门，开门纳谏，在困难和危机中践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刘春说。

龚立群委员认为，4万亿庞大投资和国家各项政策补贴等资金要下到基层，但是公示、招投标等程序一道也不能少，这对政府的高效决策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必须透明行政以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对此，高层官员认识得比较透彻，基层干部中有些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
　　还有三大领域要拓展
除了政府自身的信息公开和透明，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的公共企事业单位、重大民生工程、国有企业等，也应依照信息公开的原则，增加透明度，主动服务于民生发展。

首先，公共企事业单位是基本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龚立群说，虽然这部分企事业单位早已从政府剥离出来，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问题仍然存在。由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有利益在其中，就很容易发生“与民争利”的情况。

最典型的现象，是一些高端公立医院集中着优质医疗资源，患者却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公立名校有着优质的教育资源，学生和家长却不得不面对托关系、走后门，以及明里暗里的择校费。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早已将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纳入了制度范畴，信息公开的部门涵盖“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

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全国人大代表赵长义说，但现实中，由于认识水平、人员素质、工作性质、约束机制等多方面原因，这部分信息公开依然薄弱，群众监督无法深入。

其次，涉及民生的重大工程的投资和运行，也同样需要阳光的照射。
1月7日，上海律师严义明要求公开4万亿元“救市”资金的来源去向。汪玉凯十分赞同他的这一举动。他表示，4万亿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涉及民生的重大工程，这些项目的投资、选址、招标、环评、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应该全流程对公众公开，接受监督。

“这些项目、投资能否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汪玉凯对本刊记者说，“如果工程的全过程不能做到透明、公开，那么我们也很可能走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一批工程建起来，一批干部倒下去。’”

再有，在全国上下共渡难关的当下，国有企业也应推进信息公开。这不仅是企业内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还包括将企业的重要信息对公众公开。

早在2005年，招商银行行长、全国人大代表马蔚华就提交议案认为，我国应尽快制订“国有企业信息公开法”，把对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乃至对国资委的监督，置身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

“国有企业每年的经营情况应该部分对外公开，利润中多少用于收入分配，多少用于再生产，多少用于上缴利税都应该让公众明明白白。这些不涉及商业秘密，而且由于国企的性质是国有的，这些内容更多的涉及公共利益，应该公开”，汪玉凯认为。

“国企老总与党政干部互相调动的制度也应该进一步完善。国企老总应该按照职业经理人的性质来招聘，可以高薪，但不能‘入官’，以堵住官员与企业家互动、轮流发财的腐败漏洞”，汪玉凯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