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太骂娘与律师代理权及其他

泰安rjf · 发表于 2009-5-11 12:04:46

　　最近几天，著名民工维权律师a>周立太大骂拒付律师a>费的民工，引起网友热议。笔者不想重复对该事件本身的诸多评论，只想对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作一简要剖析，以引起社会和更多的有识之士对律师a>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关注！

　　在我看来，周立太骂娘事件折射出律师a>代理（辩护）制度、律师a>社会信任的双重缺失。

　　作为因民工维权出名的律师a>，周立太不会不懂得在与民工们签订民事诉讼代理合同的同时，要求民工们授予自己特别代理权——其中当然包括“收转执行标的款”的特别授权，但为什么周律师a>最后仍然没有拿到律师a>代理费呢？我想，其中的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有关机关或者有关人员不把律师a>的特别代理权当回事。

　　如果周立太得到的是民工们的特别授权，如果东莞的某法院把周律师a>的特别授权当回事，完全可以将执行款直接交与周律师a>的财务人员，这既节省了司法资源（至少可以少打几个电话，节省些办公经费），也提高了执行效率（将执行款发给一个人比所谓的集中发放显然更有效率）。显然，周律师a>没有拿到钱，与执行法官不把律师a>的特别授权当回事有关。

　　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不把律师a>的代理权及其他权利当回事的事情经常发生，比比皆是，比如：律师a>接受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委托却见不到犯罪嫌疑人、做死刑辩护的律师a>在法庭慷慨陈词后却不知道被告人什么时候被执行的死刑、当事人拿到了判决书律师a>还不知道案件已经判决或者判决书上没有律师a>的名字……这其中，最常见的当属律师a>手持特别授权只能拿案件材料不能拿案件款项的现象了，诸如此类，折射出我国律师a>代理（辩护）制度及整体律师a>权利制度的缺失。

　　在我国，法律对刑事辩护律师a>的权利和一般辩护人的权利作出了有限的区分，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a>比一般人较多的辩护特权；而在民事诉讼中，代理律师a>与一般代理人在代理权上连有限的区分都没有，如果非要找出律师a>在民事诉讼代理上的特权的话，只有一个：律师a>代理可以收费——这项“特权”不但是皇帝的新衣（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没有一个所谓的法律工作者愿意无偿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而且常常被人们作为律师a>盘剥当事人的说辞（许多人认为：当事人打不起官司与律师a>收费高有直接关系）！

　　有一次，我阅读一位美国教授兼律师a>写的《最佳辩护》，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在美国，正是由于存在诸多律师a>的特权才保证了整个司法制度的廉洁和公正！比如：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有一个制度，大致规定的是：如果法官在案件的审理中表现了倾向性并可能导致审理不公，辨护律师a>可以要求更换法官——如果自己被更换，无疑是奇耻大辱——许多法官由于忌讳这个制度，而不敢对自己讨厌的律师a>提出的不同法律意见拒绝听证！在美国，虽然几乎没有法官因适用这个制度而被更换，律师a>也极少动用这个特权，但勿庸置疑，这个备而不用的制度的确能保证律师a>的代理（辩护）权利得到落实，从而保证了司法的廉洁和公正。

　　回到话题上来：不把律师a>特别代理权当回事，有两个危害：

　　第一，它漠视了人权，危害到人们对法律能否被执行的信心——律师a>特别代理权，往大一点说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诉讼权利）问题，不把它当回事就是漠视基本人权；往小一点说是一般民事代理权问题，如果法院或者法官连一般的民事代理制度都不依法执行的话，还怎么让人相信中国的法律能够得到执行？

　　第二，它鼓励了不诚信的行为，导致了新的信任危机和社会矛盾，——律师a>特别代理权基于律师a>与当事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而产生，关于收取执行标的款的特别授权一般是律师a>为保障委托人严守委托合同中的付费义务而设立，如果法院不认可这个特别授权，无疑给委托人不遵守委托合同义务提供可乘之机，有鼓励不诚信行为的嫌疑。委托代理关系是基于人身信任关系建立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法院带头不把它当回事，会直接影响到委托关系双方的相互信任，导致新的信任危机，至于说它导致了新的社会矛盾，周律师a>的粗口和周律师a>为讨律师a>费将民工们由原告变成被告就是明证！

　　其二，律师a>社会信任的缺失

　　法院或者执行法官之所以甘愿多费些周折亲自发放款项，其中的缘由不外两点：对律师a>的不信任和对民工维权的争功，现笔者只对前者进行讨论：

　　首先，律师a>社会信任的缺失表现在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对律师a>的极端不信任。勿庸讳言，也无须论证，法院拒绝将执行款直接交予有特别授权的律师a>以及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律师a>在场权的种种担心，都集中反映了现有法制环境下，司法机关对律师a>的极端不信任。

　　其次，律师a>社会信任的缺失表现在我国的立法当中。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发展史上，几乎都有一个与律师a>信任缺失有关的法律制度：与帮讼有关的债权让与制度。这个制度讲，受让人在没有真实的或实质的利益的情况下，仅仅是为获得起诉债务人的权利而进行的债权让与，因具有援助诉讼的性质，可能助长诉讼的方式，导致滥用债权让与欺压债务人等不公平、不道德后果，故，各国法律几乎一致地拒绝承认该债权让与的有效性。但随着社会和法制的进步及人们对律师a>作用的认识深化，各国逐渐严格地限制了以禁止帮讼为目的的债权让与的适用范围。现在，国外法制先进国家一般认为，如果受让人具有合法的商业目的，即使单纯以诉讼为目的债权让与也是有效的。但在我国，200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11条第4款却规定：专以诉讼或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的，该信托无效。在我看来，这个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第306条关于律师a>伪证罪的规定等在一起，构成了立法对律师a>的不信任。

　　再次，律师a>社会信任的缺失表现在律师a>与当事人的关系中。许多当事人不尊重律师a>的劳动，认为律师a>摇摇脑袋、动动嘴皮就收那么多钱是乘人危机、近似敲诈！因此，有的律师a>津津乐道地话题是如何防范当事人和驾驭当事人等等。

　　最后，律师a>社会信任的缺失还表现在制度层面。我经常听到老律师a>们说，律师a>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业。律师a>行业内“充斥”着各种各样“身份不明”、“来历不明”的人——什么人都可以当律师a>，但律师a>却什么都不可以当——律师a>不能从政、不能经商办企业、不能做专职人大代表等等。如果你是法官、检察官、政府官员“下海”作律师a>，律师a>就意味着你的“不归路”！制度的设置表明国家和社会并没有将律师a>与法官、检察官都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平等看待，将律师a>职业设置为法官、检察官等各色人才a>流动的下游，表明国家在制度层面对律师a>缺乏信任。

　　律师a>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以至辩论权、执业豁免权……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发展，会逐步得以保证，政府机关、社会和民众对律师a>的信任也会逐渐增强！

　　律师a>同仁们：让我们也为此奋斗！更为此自律、自尊、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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