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的律师辩护不存在方向性错误

　　从网络上读到高一飞先生《许霆案的A>律师a>辩护存在方向性错误A>》，感觉许霆辩护人的辩护不存在方向性问题，而公诉人的指控存在问题，兹作一番简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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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霆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一、许霆没有从物理上或者从虚拟空间非法进入到银行系统去取钱；二、被告人许霆使用自己的实名银行卡到有监控系统的自动柜员机上取款，输入自己的密码，取款行为是公开的，不存在秘密环节。三、盗窃行为是单方面的，而本案许霆每笔取款都是与机器互动的，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因此不存在秘密窃取。


9 P6 U$ e1 U$ Z# d3 b# s7 ?/ j3 f　　公诉机关反驳：一、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是盗窃金融机构的资金，不管手段如何，是否进入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只要盗窃金融机构的资金，就成立盗窃行为。二、是否构成盗窃，只能以行为人行为的时候是否秘密窃取来认定，当时有没有被发现和在事后有没有发现并不影响行为的性质。许霆秘密窃取款项后，到银行发现许霆的盗窃行为，之间需要一个复杂过程。三、许霆的盗窃行为并不是针对自动柜员机，而是针对银行，因此许霆的行为仍然是一个单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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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诉人的第一点理由：第一、可否指出是哪一个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用到许霆案上是否合适？第二、依照立法法a>，该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及有效性如何？第三、许霆是否构成犯罪，尚在争议中，公诉人却先以“只要盗窃金融机构的资金，就成立盗窃行为”，陷入了同义反复的逻辑矛盾，实质上是说，“因为许霆盗窃了金融机构，所以他是盗窃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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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认人的第二点理由：第一、辩护人已经讲到，许霆是在银行录像设备监控之下，以真实身份，使用实名银行卡，输入自己密码，输入指令，正常操作，自动柜员机出错多吐钱出来，行为并不存在“秘密性”，公诉人反驳时讲道“是否构成盗窃，只能以行为人行为的时候是否秘密窃取来认定，当时有没有被发现和在事后有没有发现并不影响行为的性质”并未回答并解释这个问题。第二、公诉人讲“许霆秘密窃取款项后，到银行发现许霆的盗窃行为，之间需要一个复杂过程”，又是犯了同义反复的逻辑矛盾，尚未证明许霆“秘密窃取”，又以此为前提去证明这个结论，等于在说“许霆是秘密窃取，所以他是秘密窃取”。第三、银行发现吐钱错误，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同样不能认证许霆是“秘密窃取”。第四、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发现机器出纳过程中的问题，本身是银行管理存在漏洞，用银行自己的漏洞更不能证明许霆的行为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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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 b% T7 s0 {* |2 X　　关于公诉人的第三个理由。公诉人认为许霆的行为是针对银行，没错。许霆取的钱原本属于银行。根据公诉人的逻辑，自动柜员机是金融机构，与自动柜员机互动，当然就是与银行的互动了。根据这种逻辑，能不能说是银行自己愿意多付钱给许霆呢？


　　更详细的分析，参见拙文《许霆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许霆案件辩护方与公诉方的焦点分析》、《关于匿名新浪网友对重审许霆时法庭上公诉方与辩护律师a>观点的批评的意见》与《关于的几个问题》等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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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 u& G8 Z$ Z: \: D　　总结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不难发现，不少认为应给许霆定罪的人，包括法学专家、网友和其他怀着良好愿望的人们，为了证明许霆的行为是犯罪，作了很多努力。其中应用最多的办法是举例子和同义反复式地论证：什么脱衣服引诱、什么进入房间等等。总是说，许霆有罪是肯定的，但论证的逻辑总是“因为许霆是盗窃，所以他是盗窃”这种同义反复。这样论证，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同时，总是回避我国刑法“罪刑法定”“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有意回避辩护人提出的许霆行为公开性的特点，有意回避我国的刑法不允许类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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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p7 l& I! V1 F" l7 t! ^. o　　作者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盗窃罪中 秘密窃取 的含义是相对于财物的占有者而言的， 自己的失误 本身只是对财物保管不善的问题，不是否认盗窃罪构成的理由；所谓有记录和监控录像也不能改变许霆行为的 秘密窃取 的本质，因为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是指取得财物的当时财物的占有人不知道”，但回避许霆案件事实的细节：“许霆是用公开的身份、实名的银行借记卡、在银行录像镜头监视下，输入密码，正常操作，从自己的帐户是，而不是砸开自动柜员机或破译密码取钱”。换句话说，总是回避 “为什么许霆拿了这个天上掉到自己口袋里的馅饼是犯罪”？当然，相信许霆根据现有法律无罪的人也绝不会赞赏许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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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 D# M$ v0 N　　作者批评辩护律师a>把ATM机这个机器等同于自然人来看待，与这个机器的交流和与人的交流一样，是一种“互动的，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在这里，作者无视了一个事实，当人们取款时自动柜员机确实与人是互动的，不做插卡输密码等动作，机器不作相应的响应，就取不出钱。


$ N5 A4 t0 B. }0 b　　作者举了一个绿林大盗行窃后留名的例子，认为取款时留下了自己的真实信息不等于“公开”。在刑事诉讼中，第一、任何比喻都是类推，是为我国刑事法律所不允许的。第二、绿林大盗是到别人家去行窃，许霆在是自己的帐户里取走“意外之财”，两者性质与情景均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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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认为许霆案原审的问题在于量刑过重。实际上，法庭上控辩双方真正的焦点还是罪与非罪。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量刑轻重，以及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是否在法定刑之下决定处罚的问题。在刑事审理的过程中，永远脱离不了先定性，决定何罪名，再定量的逻辑。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就直接进入量刑轻重与否的问题，很容易进入“有罪断定”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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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许霆在法庭上的表现是非常反常的，使得许多原本支持他的人“倒戈”。许霆的反常值得人们考虑，为什么许霆会说对自己不利的话，是谁诱导了他？他在监内有没有条件阅读与学习，了解自己的案情？他是否懂得自己的行为是罪还是非罪？或者，他认为自己有罪就有罪，还是他认为自己无罪因而给公诉人留下认罪态度不好的坏印象就是犯罪？而“倒戈”的人们有多少是基于对法律与事实的考量，有多少是基于“感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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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导，“公诉人称他没有彻底的悔罪表现” 。许霆悔罪的前提就是他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是民事行为，是刑事犯罪。让他后悔自己的行为是可以的，悔罪则为期早了点。在罪名已确定的情况下，才谈得上悔罪。若他认了罪，是不是盗窃罪名一定适合于他，而不是看他的行为与法律规定的关系？若他不认罪，只是后悔，是不是因其态度不好，也适合盗窃罪名？这样，他认了罪，或认罪态度好，是盗窃罪。不认罪，也是盗窃罪。目前在罪与非罪问题上尚存在争议，让他悔罪，岂不是不需要审判，直接定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