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贵否难易”由谁评说

　　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记者就“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采访了卫生界人士。天津市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徐勇委员、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玉峰委员一致认为：“中国看病不难又不贵”，钟南山院士则认为：“现在看病难且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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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南山院士是知名人士，徐勇与李玉峰亦是地方名人，三人同属全国政协委员，都从事与卫生相关的职业，对“看病贵否难易”理应答案近似，但三位委员对“看病贵否难易”的答案却迥然不同。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们评价问题的标准不同，不过，似乎钟南山院士的回答更为客观，因为，在几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解决群众看病难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说明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仍然普遍存在，否则，没有必要多次将其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 Z/ |# z; k9 P" b4 S+ m　　“人生而平等”，在现实中却很难实现。“看病贵否难易”属于个人的心理感受与体验，它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情况。由于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财力不同，享受公费医疗的程度不同，对“看病贵否难易”，就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与体验。对亿万富翁而言，他尽可享受天价医疗，对一个下岗工人或失地农民而言，有时连买感冒药的十元钱都拿不出来。目前，农民、工人的人数仍然占据全国总人口的绝对多数，评价“看病贵否难易”，恐怕只能以农民、工人的感受与体验为标准，而不能以政治精英、商业富豪、卫生贵族的感受与体验为标准。因为，他们的权势、阶层、财富足以使他们享受各种各类的优质服务，包括优质的医疗服务，所以，他们会觉得“看病不难又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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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徐勇委员认为看病“不难又不贵”的天津，看不起病的人也不是少数。2月16日，河北张家口的幼童李瑞身患白血病在天津就医，因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父母只能带其返乡，放弃治疗。幸运的是李瑞在天津火车站巧遇温家宝总理，幸运地获得第二次生命。作为天津卫生界的知名人士，徐勇委员想必不会不知道此事吧。

　　就江苏而言，南京市的医疗条件应该比李玉峰委员所在的淮安市好多了，作为在南京生活的普通人感觉南京的“看病难且贵”，并不像李玉峰委员所说的“不难又不贵”，有如下事实为证：

% A6 p& s$ K$ _% P( r2 t　　一位朋友的母亲患肺血栓，到江苏省人民医院治疗。据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生说：在几年前，这种病他们也确诊不了，有了先进仪器，现在能够确诊。朋友的母亲住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重症病房，12天时间，共花费了6万元人民币。据他在陪侍母亲12天中的观察：在重症病房内的病人有三种类型，一类是“有钱没命的”，他遇到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因摔跤变成植物人，身价过十亿，他“不差钱”，但医院回天乏术，公司老总仍然处于昏迷状态。另一类象他这样的殷实之家，由于他母亲没有享受公费医疗，12天中花6万，对他来说也是沉重负担。好在他兄弟姐妹多，并且收入都不错，才勉为其难筹钱治好了母亲的病。我问他：为什么不在当地治疗，可以省去一大笔钱。他说：当地医疗设备与医生的水平都差强人意，他母亲病在当地无法确诊，更不用说治疗了。最后一类人是“有命没钱”的，这样的人本可以治好，但由于没有钱，只能回家等死。现在的医院都是先收钱，后治病，并且重症病房每次收费都在五千至一万元人民币以上。对这类人而言，有钱就可以买命。据他在12天中观察，有三起安徽籍的病人因付不起药费，被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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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年春节前，鄙人偶患感冒，自感病情严重，影响工作，遂到江苏人民医院就医。本想利用中午节约点时间，没想到医生中午都休息，普通门诊不开放。如要看病，只能看急诊。找到急诊窗口后，告诉护士小姐挂内科号。护士小姐告知：必须先登记，才能挂号。为了身体早日康复，只好先去登记，再挂号。挂号后，为免等待，遂跑步看医生。在等了三位看病的人后，终于轮到自己。但医生不急于看病，而是问：要不要开药？如要开药，到挂号处买一张处方单来。只得第三次到挂号窗口，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张处方单。再去看医生时，又多了几个病人。看来，为了五笔钱，大医院也有它的小算计，五笔钱虽小，但医院捞钱之心可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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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非常复杂，但人患是制造“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因素。仅从江苏省人民医院对急诊流程的设定看，至少挂号前的登记是多余的，买处方看病的五笔钱也不必收。加之，医生与药商普遍勾结，抬高药价，老百姓看病想不难也不行。

　　都说“医者父母心”，从江苏省人民医院对急诊流程的设计看，它实在缺少“医者父母心”情怀，当然，省人民医院中也不乏医德高尚者，但这与看病“难不难、贵不贵”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