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味的“息访”

　
人盯人、陪吃喝、“学习班”
采访中，中部某省一名乡党委书记向记者诉苦，每逢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就是基层干部最劳累、压力最大的时候。按上级要求，每个乡镇都有截访任务，哪个乡镇有老上访户，那里的领导就异常紧张。他们往往安排干部“包干”，采取人盯人战术，几个干部包一个上访户，不让其越级上访。

记者在某县信访局采访，看到一份总结材料上说，北京奥运会前夕，一名老上访户提出要到省城儿子家中静养一段时间。当地镇党委、政府经研究，同意其要求，派出了以镇人武部长为组长的4人监控小组到省城对其实行24小时监控。其间，这名上访户的儿子到省公安厅反映，因其父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已送至医院进行治疗，强烈要求镇里的监控小组取消监控，同时保证最近不会上访。监控小组核实后，改全面监控为外围监控，但没想到这名上访户还是去了北京。

有的地方事先已预感到“盯人”并不保险，万一让上访户偷偷跑了，麻烦可就大了。一名县信访局局长透露，无奈之下，信访干部干脆请上访户住进宾馆，好吃好喝好招待。

前几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一些人员上访要求医治职业病、提高待遇。因缺乏政策依据，当地党委、政府无能为力。每逢信访敏感期，为了维稳，上级就会要求上访人所在的村或工作单位，实行人盯人。不少村干部无奈之下，只好顿顿请那些要到北京或郑州上访的人喝酒，直到喝醉为止。

一名镇党委书记说，几年前，他所在的镇为了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推出了“群众办事张嘴、干部服务跑腿”的新举措，受到老百姓好评。几年下来，干群关系融洽了，越级上访和非正常上访减少了。但镇党委书记却有了难言之隐。他说，正因为上访少，反而让上级一些领导觉得我们这里好像没干好工作。

另外，敏感时期，有的地方就采取给上访户办“法制培训班”的办法，把他们集中到某一个地点（以宾馆居多），学习有关信访的法律法规。培训班对“学员”（上访户）管吃管住，就是不能随便出去。在此期间，上访户衣食无忧，睡觉、聊天都可以，就是不允许上访。敏感期一过，培训班也就寿终正寝了。

　　送旅游、派公安、坐飞机
豫北某县一名干部介绍他们减少上访量的办法是，每逢敏感时期，就把那些可能上访的群众集中起来，让相关部门人员带着到外地旅游，从而避免他们往北京和省会城市跑。总之一句话，只要不去上访，干啥都行。

“我们最怕接到上级电话，说辖区内有人越级上访了。”基层一些干部向记者反映，每到这个时候，相关部门得马上派人赶到上访地点。为了尽快把上访者带回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邹天成（化名）是中部地区某县一名“挂了号”的老上访户，他的经历颇为典型。1998年至2000年，老邹的朋友先后两次向他借款4万元，约定利息按2%计算，后借款人无力偿还，举家藏匿。老邹向县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后因有关部门工作失误、借款人逃跑等原因遭遇执行难，老邹气不过，开始连续上访。

老邹告诉记者：“2003年我开始进京上访。县法院等部门立即派人来接我。为了让我早点回去，县里的人带我去颐和园、天安门等景点玩了一趟。因为我是信佛之人，他们又带我去了趟五台山。当然，这些钱都是他们出的。一趟旅游下来，我也就回去了。”

2004年，老邹又进京上访了。他对记者解释说，截访的人当时承诺解决问题，回来后却不解决，所以我还要上访。这一次，县里对他就没那么客气了。“县里派了警车来北京接我。从北京开车回来，我们在路上住了两个晚上，睡的是旅社的三人间，我在中间，两边是警察，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2008年10月，老邹带着妻子再次进京上访，反映信访过程中遭遇的不公。结果，“乡里派了6个人、县里派了2个人，还有市里也派了人来北京围追堵截。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当时我们想去景山公园、北海公园游玩，他们怕夜长梦多，不让我们去，答应让我们坐飞机回家。”

这个县的信访局长说，邹天成是老上访户。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一名县委副书记包案处理，还专门请他吃饭。去年10月，他和老婆去北京，提出旅游费4000元由我们出，还想坐飞机。我们答应给700元，同意坐飞机，这样他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