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国人在地球两侧的对话

　　3月3日上午，我在西安市中级法院出庭。这是一件仅为了管辖权就争讼了三年的案件，这也是我为此案第六次去西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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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6 n* q: t  d+ e/ l/ K9 G　　上午九点多钟，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因为还在开庭，我没有接听。过了一会儿，手机又振动了起来，并且连续不断地振动。我趁审判长与主审法官交头接耳讨论案情的当儿，悄悄掏出手机看了看，竟是国外来电。我忙侧下身去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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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问“你是不是写了那篇《我们为什么要理性地对待杀人狂魔A>》的李利律师a>？”


/ N/ b+ y/ D+ V: L3 u7 {3 U　　我说：“是”。我懒得再说我与安徽省司法厅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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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d0 h& S( c: X/ v0 B5 I9 a　　对方自报家门说：我是刘锡伟，现在在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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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对方是我国著名的精神病专家刘锡伟教授。 我忙说：“刘老师你好，实在对不起，我现在正在开庭，请你在中午12点再打过来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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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同意了，挂掉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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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我们的庭在上午10点多就暂停了，原、被告双方还要对帐，要过几天再过来继续开庭。我在上午11点多钟就退房赶到了咸阳机场。


　　中午12点，刘锡伟教授并没有打来电话。这是我才想到，我们这里的中午12点，在美国已近午夜，我实在不应该忽略这个问题，让刘教授在午夜打电话过来，我以为他可能是休息了，不会再打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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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Y7 O, m" B. P　　然而，到了12点50分，我的手机响起来，我拿出来一看，正是美国打过来的国际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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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9 y+ I- }) C2 g* ]4 E　　“您好，刘老师，实在抱歉，让您这个时候打电话”。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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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锡伟教授说：“我在找你，我看了你的文章，我们有共同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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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说：“每一个有理性而又深爱我们这个国家的人都会有共同语言的”。


3 V5 g/ f7 ^* y# r　　“我们的理性可能会有一些人暂时不理解”。刘锡伟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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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说“不过我后来又写了一篇《给一个匿名网友的公开信》，让更多人理解了我们的理性，您在网上可以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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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9 r# O1 K/ R* n( }# N  G8 y　　“不知您关注发生在加拿大的华裔李伟光杀人案没有？最近法院可能会宣判他因患精神病而不负刑事责任”。刘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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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分遗憾地回答：“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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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教授说：“希望你能关注这个案件，我们中国有一千多万精神病人，他们需要我们政府的关心和帮助，希望你有时间能写一些文章呼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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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W3 m/ q' s' d: Z　　我没加思考就承诺了下来：“好，我一定会关注这件事的，尽可能地写些文章在网上发表，尽管人微言轻，但只要大家都在说，就会有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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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大岁数了？”刘教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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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X0 F0 V; H* l! ?　　“五十多了”。我回答。


　　刘教授说：“你还年富力强，还有能力为国家效力，要多为国家的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今年已七十六了，我还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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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我说“王工老师都八十多岁了，他还在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鼓与呼，中国现在需要像您这样具有理性和前瞻性并且又敢于发表自己见解的精英。我相信会有更多年青的精英们向全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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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7 j( z0 S9 r3 {; i6 F　　刘锡伟教授在向我核实了他在网上查到了我的电子邮箱地址之后，结束了我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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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b, t$ B% E& |, t- |　　出差回来后，我在网上看到了新华网a>的消息：“据港台媒体报道，加拿大西部巴士分尸案审判庭今天宣判，中国移民凶嫌李伟光因患精神病，不须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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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7月31日，李伟光在一辆巴士上毫无缘由地将邻座的22岁青年麦克莱恩杀死，之后，再割下麦克莱恩的头颅，开膛破肚”，“生吞人肉”，“惨绝人寰，此一残酷杀人事件也震惊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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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7 i! E% |5 L6 S8 e) {1 F0 U　　同时，我又在网上看到《联合早报》的报道：“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指出，根据中国卫生部疾控中心今年初的统计，中国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病的人口比例高达7%，总数超过1亿人。”


　　范利说，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增多，竞争压力加大，工作节奏加速，以及重大灾害、经济危机等因素，是造成患病人群庞大的原因。


　　她介绍说，中国心理疾病正呈现年轻化发病的趁势，最小的只有8岁，当前中国儿童精神问题的患病率，已超过了国际上15%至20%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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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 Z6 ?7 m+ Z  t/ a! `% `　　范利指出：心理精神健康是全民素质的标志之一，如此高发的心理问题与精神疾病，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 W) e& I+ b) \$ P# \, E3 P8 w- t　　她说：截至2005年，中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只有572家，有精神科床位132881张，注册精神科医师16383人，按此计算，中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平均10万人才a>有一个精神科医生，这与中国“小康社会”十大标准中规定每千人中有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要求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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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0 m& ^' U- ]5 L5 e　　而2008年第22期的《民主与法制》则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有超过5%的中国人（约6600万）患有已经确诊的各类精神障碍，而全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数总和则高达2亿至3亿，全国第3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更明确指出，目前我国的重症精神病病人总数高达1600万，而其中以“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人数最多，达到600万人次，这相当于每60户居民中就有一例，且这个数字还正在以每年10万名的速度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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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8 J, ^6 W8 l7 @9 X% ?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称，中国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死亡，8人自杀未遂，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更令人忧心的是，目前中国约有3000万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以上的数据确实让我吃惊，我想在自己的工作之余，也关注一下中国的“精神病人”，这是我对刘锡伟教授的承诺，也是我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承诺。


　　也许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写出关于“中国病人”的系列文章，关注一下中国的“精神病人”，并探索一下他们的病结，尽管我此前对精神病的知识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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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精神病的产生，社会因素大于心理因素，这也是我敢于触摸这个领域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