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菅人命的司法样本

　　2009年4月24日，广西来宾市看守所，39岁的当地农民卓发坤被卸下了只有死刑犯才戴的镣铐，在警务人员的护送下走出看守所大门。此前，他因被控杀害一名女邻居，两次被判死刑并被羁押2339天。经过6年多的上诉，这位“广西佘祥林a>”终获无罪释放。（http://news.sina.com.cn/o/2009-04-30/064815550980s.shtmlA>，2009年04月30日，荆楚网-楚天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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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发坤回到家中，已经长高的儿女却不认识他）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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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又有人会说，案件最终的平反，正说明我们的司法是公正的。但问题是，这个案件并不复杂，漏洞百出，司法机关犯了一些低级错误，这样的低级错误应当能够得到及时纠正而不应当一错就是6年。

5 ^2 f, i; D! {. w. ?4 t+ }/ Y　　在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中，除卓发坤的口供外，没有任何证据能直接证明他有杀人事实。而几组检方提供的“证人证据”，都不是现场目击证人。卓发坤的口供中有许多细节自相矛盾。比如证人卓某证实，事发当晚他和卓发坤一起到后者姐夫家喝酒，直到晚11时左右两人才a>回村。而在卓发坤向公安机关所作的6次自认口供中，却均招供在当晚10时多“作案”，公诉人指控的作案时间却是晚11时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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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 ]8 i% C$ `0 q　　根据两名证人的证实，卓发坤在案发当晚不具有作案时间。这次，出庭支持公诉和履行法律监督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两名检察官，也认为卓发坤不具有作案时间，原来控诉的证据存在许多疑点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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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判认定卓发坤犯故意杀人罪的重要证据之一，是公安机关在工地里找到卓发坤一件带血迹的花衬衣。花衬衣上沾有B型血，而受害人卢某也是B型血。但卓发坤本人也是B型血，公安机关并无证据证明卓发坤衫衣上所沾血迹就是卢某的血迹。

　　在以上的问题中，从公安机关的原因来看，主要是存在刑讯逼供、侵犯人权，因为没有不能忍受的折磨，卓发坤是不会承认杀人这样的死罪的。但是，作为最后防线、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法院却上级法院否决、被告人不认罪，证据矛盾百出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固执地给无辜的人定了罪，原因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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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案情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一是因为司法不独立。可以想象，法院在裁判时对侦、诉机关有迁就的成份，在各地方，法院往往不敢轻易否定公安、检察机关的战果，虽然报道没有提出，但这样的大案，甚至于还有可能存在当地党政机关的压力。二是因为缺乏监督。在这样连普通人都知道的证据脆弱、矛盾、并且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如果早日有公开审判、媒体报道，法官决不可能违背常识作出这样的糊涂判决。就如周正龙案件，网友们对证据的分析，对司法的监督才促成了最后对假虎案的裁判。三是法官缺乏起码的司法能力。这一案件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了庭外调查权，只要对都是B型血的受害人和被告人的血液进行DNA鉴定，就可真相大白，可法院却草菅人命，不愿意付出这一举手之劳。

　　2002年9月18日，美国最高法院**官桑德拉.戴.奥康纳在中国国家法官学院讲演时强调坚强，司法制度必须具有独立、廉正和称职的特征，它们是超越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她说，“法治的司法应遵循的三大基本原则：独立、廉正和称职。尽管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但这些基本原则已经证明其对于维护法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桑德拉.戴.奥康纳：美国司法维护法治：司法的作用，载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主办的《交流》杂志2003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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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n: x' t+ C/ N* w# d* d　　第一个原则，司法独立。奥康纳提到：司法独立除了“机构性”独立外，还应当包括“个人的”司法独立。第二个原则，司法廉正。司法独立和司法廉正在维护法治方面共同起着作用，司法制度内部缺乏廉正会像缺乏司法独立一样肯定会威胁到法治。第三个原则，称职的司法队伍。法官必须接受过足够的法律推理方面的训练，并接受过有关一致性、明晰性、灵活性等法律素质的教育。司法的这三个基本原则如果翻译成中国话语，第一点可以表述为“独立行使审判权”；第二点可以表述为“司法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第三点可以表述为“司法能力”。

4 Y3 K  T2 P3 `6 ^* V　　在卓发坤案件中，由于有上级法院的撑腰，实际上干预即司法不独立的因素已经不是形成错误判决的主要原因。在重审阶段，来宾市中级法院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错误的权威，以免承担责任而一错再错。所以，此案最终不得不由自治区高级法院直接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卓发坤案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监督和法官缺乏司法的能力和良心。

9 k0 e# d) c: ]# M4 S* t- }　　卓发坤案给我们在法院改革方面的启示是，法院改革中，必须兼顾独立、廉正和称职三大司法特征，而在民主不成熟、人民权利不完备的当今中国，强调对司法权这一国家权力的监督，与维护司法独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司法独立也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追求公正和法治才是其目的，先“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在建立了严密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之后再推行更多的司法独立的措施，是一种理性而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