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监督要自觉，但监督不能靠自觉

■ 刘根生　
近日有媒体报道深圳代市长王荣履新的“三斧头”：自觉接受监督，狠抓清正廉洁，不以权谋私。在这“三斧头”中，“第一斧头”显然更为重要，它是后面“两斧头”的基本保证。王荣特别强调：“我一定自觉接受市委常委会和全体委员的监督，自觉接受人大、政府、政协和纪委的监督，自觉接受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一连三个“自觉”，透出诚恳和决心，也赢得了不少称道。
自觉接受监督，说到底是党性问题。若连监督也不愿接受，还谈什么“权为民所用”？权力不受监督，则难免滋生腐败。因而无论掌权者自觉不自觉，监督都丝毫不能放松。换句话说，党员干部接受监督要自觉，但监督不能依赖“自觉”。特别是当我们在称道“自觉接受监督”承诺之时，更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点。

这些年，我们对加强监督相当重视。法规也好，文件也好，都对监督有很多具体要求。但每每有腐败大案出现，我们几乎都能找到一条原因，即“监督不力”。于是我们总是感叹：“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

“监督不力”，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就在于太依赖“自觉接受监督”，而忽视了监督强制性。监督最大特性就是具有强制性，不管被监督者是否“自觉”和“接受”，监督都得强行实施。道理也很简单，有人能自觉接受监督，也有人不愿接受监督，有人甚至竭力逃避监督——把监督成效寄托于被监督者自觉性上，靠不住。

毫无疑问，我们要继续提倡“自觉接受监督”。这和监督不能依赖“自觉”也不矛盾：“自觉接受监督”者越多，监督在强制推进中就越顺利和有效；监督真正具有强制性，“自觉接受监督”才能由承诺变成行动。我们讲监督不能依赖“自觉”，就是要在监督强制性上下足功夫，使监督不至于沦为“形式主义”。

就对领导干部监督而言，我们有多种途径和渠道：权力机关监督、上下级相互监督、专门监督机关监督、党内监督、新闻媒体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当务之急是，如何完善制度，使所有监督更强硬。比如，怎样完善权力的阳光运行机制，使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比如，怎样严格问责制，使“监督不力”也受到责任追究。当然，我也希望，王荣和所有领导干部不仅能公开承诺“自觉接受监督”，更能在强制推进监督上多下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