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父丧”更值得宣讲的是什么？

　　“隐瞒父丧”事件中，有一个情节，即母亲在知悉部队不可能批准儿子（战士）休假之后，被迫决定配合部队隐瞒情况。这恰恰表明，母亲知道一旦儿子知道父丧，很可能决定奔丧而影响继续参加阅兵。毕竟“知子莫若母”啊。从这种意义上说，母亲是否更加值得宣扬呢？


　　丧父是人伦大节。这也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如果儿子能够在知悉父丧后毅然决定不申请休假继续参加阅兵，则更加能够表现出该战士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这岂不比隐瞒的做法更加能获得世人的尊重，获得更多的荣誉？哪些认为部队和母亲是在为战士本人利益考虑的观点，真有讽刺意味啊！“钓名沽誉”之徒以小人之心度他人，此之谓也。


  [! @9 }9 w6 o, D5 ]' Z　　“隐瞒父丧”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本人在没有掌握实际情况之时，没有经过正当的告知和审批程序，就被他人（部队和母亲合谋）决定剥夺了休假的可能。部队的长官意志，是自来的弊端；而军队—军人之间的关系，更具有研究价值的地方在于，这是一种部门法（军事法）上的法律关系，这也是法律人研究这一事件意义所在，从而“更加看出“依法治军”这一伟大目标任重道远。


　　作为有过军旅经历的人，我当然知道、尊重并且理解军人奉献价值的所在；但是这种价值，必须是建立在自愿的牺牲精神或者服从精神的基础之上，这也是人们在道德上敬服军人的原因；我也从来不反对部队依法限制军人的休假权益，但是这种限制必须建立在正当程序之上，这也是保障军人权益的必然要求。而一旦军人的牺牲成为“被奉献”，那么这种道德上的崇高也就被打了折扣了，甚至荡然无存。


. {( K$ d9 |8 @4 ^3 M" d7 t4 @　　其实，如果战士在得知父丧之后，决定申请休假，放弃参加阅兵，同样值得尊敬——即便这种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至少这种程序表达出部队尊重个人利益的姿态——而人之所以沦为工具，多数由于这种正当程序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