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刚凌教授值得苛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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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由于重庆自杀事件，网络和媒体沸沸扬扬。虽然重庆事件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定性，尽管涉及公共事业（污水处理厂），但是更多的乃是涉及违法建筑的认定和拆除方面的法律问题。薛刚凌教授对媒体表示：“拆迁房升值是由于公共投入，高额拆迁补偿应纳税遏制钉子户不合理要价”；“《拆迁法》不能一蹴而就，当务之急是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引起一片叫骂声。其实比较之下，我觉得上海“燃烧弹”拆迁事件，更为符合薛刚凌教授评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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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我虽然有所留心，但是对台湾的营建法规仍然算不得精通。但是我在学习中听说过台湾有一种“工程受益费”制度。台湾学者介绍说：“工程受益费为近代各国筹措公共建设经费普遍采用方法之一，美国称之为“特别征费”或“特赋”，英国称之为“受益税”或“改良税”，法国称之为“改良受益捐”，日本称之为“受益者负担金”。论其性质，并非如一般按一定税率经常课征之赋税，亦不同于为特定人服务所收取之规费，而是工程费用之分摊。但其功能颇类似土地增值税，既可课去私人不劳所得，又可遏制土地投机行为，故实际上亦系实行涨价归公之一种方法。”“拆迁房升值是由于公共投入”的观点，不但没有什么错误，而且几乎是一种共识。其实早年我在读《德国普通行政法读本》时，即读到德国法上的“受益费”制度。


　　受益费的征收不限于被拆迁人，而住宅的拆迁似乎不在其内。征收“受益费”的具体制度方面，在台湾，订有《工程受益费征收条例》，最新修订于2000年。该条例规定“各级政府于该管区域内，因推行都市建设，提高土地使用，便利交通或防止天然灾害，而建筑或改善道路、桥梁、沟渠、港口、码头、水库、堤防、疏濬水道及其他水陆等工程，应就直接受益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征收工程受益费；其无直接受益之土地者，就使用该项工程设施之车辆、船舶征收之。”又定有《工程受益费征收条例实施细则》凡十一章八十九条。以重要的公物市区道路为例，其沿线不动产权利人应承担工程实际所需费用的比例为：“ 受益线负担总额百分之二十，各土地依其临接受益线之长度分担受益线之受益费。”“(一)第一区：沿道路境界线自该线起垂直深入至等于路宽之地区，负担百分之四十。(二)第二区：沿第一区边线，自该线起垂直深入至等于路宽两倍以内之地区，负担百分之二十五。(三)第三区：沿第二区边缘，自该线起垂直深入至等于路宽两倍以内之地区，负担百分之十五。(四)市区道路之终始端地区受益面负担比例，以照第一、二、三区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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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受益者负担金是指对于从特定事业受到特别利益者，在其所受利益的范围内， 使其负担该事业经费的一部分。例如：《道路法》第61条规定：“在存在因有关道路工程而享受显著利益者时，在该受益的范围内，道路管理者可以使其 负担该工程的所需费用的全部或一部分。”此外，《森林法》第36条、《都市计划法》第6条第二款、《河川法》第70条、《砂防法》第17条、《海岸法》第33条、 《港湾法》第43条第四款、《特定多目的水库法》第9条、《自然环境保护法a>》第38条、《滑坡等防止法》第36条等都有相类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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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费或者受益者负担金，是公物法中公物营建法规的一部分，在大陆法系属于行政规费而不是税收，薛刚凌教授所说应该征收。我国的城市建设、管理中弊病很多，这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具体的公物制度缺失造成的。本来学者向媒体说几句话，未尝不可，但是却很难详尽而科学的阐述有关制度的学术问题，从而容易引起误读。当然，我并不知道薛刚凌本人对于境外的“工程受益金”制度，是不是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反之，我认为大陆的行政法学者，普遍的对于具体的行政法制度，尤其是各论部分，知之甚少或者一知半解，我想这倒是符合袁裕来律师a>指摘行政法学界的本意。我国的学者们，少发点不着边际的宏论，踏踏实实做点具体的实务上的学问，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