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如敌，真言的“上甘岭”谁守？[转载]

十里青山 · 发表于 2008-1-30 02:15:39

　　“三点八平方公里的狭小面积，一日之内落弹三十余万发，一万余人要对抗七万多敌人；前沿阵地上，经常是一两个残破的连对抗一两个齐装满员的团，而且没有炮火支援，弹药也常常补充不上，一桶水、一箱弹药、一个苹果常常是牺牲好几个战士都不一定送得上去……”。

　　这就是我们的志愿军当年坚守上甘岭的情景。然而，现在竟有人感概：说真话就象坚守上甘岭一样艰难。并且志愿军坚守上甘岭负了伤、牺牲了，那是为祖国而战，是无尚光荣的，会成为人人敬仰的英雄；而如果你因为说真话被淘汰出局，甚至被整死了，不仅没人说你是英雄，还可能会落下个人人唾骂的坏名声。

　　张志新在文革中说了真话，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彭德怀在“大跃进”中说了真话，结果被罢了官；许多人在“大鸣大放”中说了真话，结果被打成右派，几乎“一辈子”都未能翻身。

　　现在我们的真言环境好多了，说真话可能不再会有生命之虞了，可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崔永元针对媒体因片面追求收视率而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说出了“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真话时，就引来了不少非议。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也是在“反正要退”之前才公开对媒体说出了中国教育界多年来的积弊与沉疴，并且也仅仅因为他是在官位上说出一些真话的人，才使得他一夜成名，让许多老百姓对他推崇倍至。用张保庆的自己的话来说“对我评价这么高，说明官场问题大了”。这又是一句真话。

　　当然，即使在那真言环境极差的年代，也还是有人坚持说真话而没被追究的。如钱钟书，有一次江青差人去请他参加国宴，钱先生说自己正忙，不能去。来人问是否可以说先生身体不适，去不了。钱先生坚持说：不，我身体很好，就是忙，不能去。还有巴金先生，自一九七八年就开始写一些后来被收入《随想录》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勇敢地说了真话：“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

　　钱钟书和巴金都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家，所以他们有敢于说真话的资本，若换一个无名之辈试试？

　　说真话难，而说假话如何呢？事实上说假话太容易，并且好处多得不得了。在权势面前说假话、拍马屁的好处就不用说了，就是一味粉饰太平，报虚假数字，搞形象工程的好处也多得让局外人大跌眼镜。一个贫困县的财政困难之极，穷的连教师工资都发不上，可财政报表都是年年再攀“新高”，加上关键人物的能说会道，又不时的引进一些鬼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见效益的“外资”，他们就远比只知“傻乎乎”地说真话、讲实事求是的人升迁的快。

　　张三借了李四一万块钱，李四把借条弄丢了，李四找张三要钱，张三因生意不好就不想还了，李四起诉到法院。张三如果说了真话，他就得还这一万块钱，还要承担诉讼费用，而如果他说了假话，说自己从来就没借过这一万块钱，他就可能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当然他可能会承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而如果他的良心早被谎言之敌所瓦解，他就会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说假话所得到的利益。

　　上个世纪末，我国四大银行的许多“不良贷款”中就有不少是在方方面面都心明肚知的谎言中被“消化”掉的。说上几句假话，就能得到一笔巨额财产，谁不说假话谁才是“傻蛋”！

　　就连在法庭上明目张胆地作了伪证的证人，一旦被识破，大家也往往是一笑了之，很少有被依法给予处罚的，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

　　难怪有人在网上感叹：在生活中我们用真名说假话，在网络上我们用假名说真话，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真名说真话。所以，当笔者用真名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争议后，一位记者就很奇怪地问“怎么，你在网上用的是真名？”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这回事，都知道中国因为鸦片战争被帝国主义列强们占了许多土地，被迫付出了许多战争赔偿。但很少有人知道，鸦片为什么会给中国带来这么多大的影响？事实上，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人会制造鸦片了，而到了康熙时代，会吸食的人已经很多了。而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并没有人敢向皇上谏言，提出禁烟。要说人们对鸦片的危害一无所知是不可能的，关键就在于让当时的统治者听到真话太难了。专制体制下的官员都非常看重政绩和自己在上级官员心中的形象，最怕别人“揭短”。有人吸食鸦片，你充耳不闻没有人追究你，而如果你主动反映了情况，上级会认为你多事，暴露了他辖区内的“软肋”，他会不择手段地封锁消息，蒙骗上级的上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压制反映问题者，甚至加害之。

　　向顶头上司反映情况不行，而直接向皇上反映也一样充满风险。对于“人民来信”，皇上不外乎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为弃而不理，二为差人调查。而调查结果也有两种，一为调查人员认真负责，发现“举报”属实；二是调查人员工作浅浮或被地方官员收买或蒙骗，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个时候，反映情况者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纵观古今，针对“举报者”所反映的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往往是后者居多。于是就有了《皇帝的新衣》之类的童话。

　　坚守上甘岭是十分艰难，可上甘岭最终还是被我们英勇的志愿军守住了。坚守上甘岭的胜利不仅让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民族在穷困潦倒之后重新找回了自信，也给年轻的共和国赢得了在国际上的地位。而面对谎言之敌，我们的勇士似乎就少了一些。尽管我们在“拨乱反正”之后曾大力倡导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我们的党曾反复强调过实事求是，但谎言之敌仍若上甘岭前沿阵地上的美国鬼子一样向我们的真言高地蜂涌而来，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我们共同挺身而出的时候。因为一个真相、民情皆被掖着藏着、缺少透明度的民族大家庭是无法走在人类文明社会的前列的。

　　“……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已七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上流尽了。

　　当时的目击者大都在后来的反击中牺牲了，只有万福来重伤活了下来，在医院听到报上说黄继光仅追授‘二级英雄’，大为不满，上书陈情，志愿军总部遂撤销黄继光‘二级英雄’，追授‘特级英雄’称号”。

　　崔永元和张保庆在坚守真言阵地上的功绩并不亚于黄继光，笔者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黄继光”们冲上来，与他们一同坚守我们共和国真言的“上甘岭”，狠狠地打击敢于来犯的谎言制造者，创造一个让说谎者不得人心、说谎的成本高得让人无法承受的真言环境，让说谎者的良心永远不得安宁。当然，笔者还希望有更多的“万福来”们敢于“上书陈情”，给那些坚守真言阵地的英雄们更多地理解和支持。

　　只有这样，我们真言的上甘岭才不致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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