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流：雕栏玉砌朱颜改——写在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将尽处

　 邓正来先生洒十七万余言，以权利本位论等四理论模式为例，判定26年来之中国法学皆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以“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为圭臬，由此引发中国法学总体性的危机。更为堪忧的是，人们对中国法学缺失“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集体无意识。追问至深层处在于，不思考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社会秩序之中，不思考根据什么去思想中国。作为出路，人们被“命令”要立马开始思考“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究其根本，是“中国理想图景”，以使中国拥有“主体性”。达致此目的之途径为，须重新认识或定义“中国”，依凭对中国现实的“问题化”理论处理，建构一种有关中国社会秩序之合法性的“中国自然法”。　 一卷读罢，似曾相识，百年前民国报人邓实面对西学东渐有言：“欧风美雨，驰卷中原，陆沉矣，邱墟矣，亡无日矣。” 当然，邓文没有邓实言辞中的国之将亡的悲怆，却一样忧虑中国法学乃至中国揖美追欧，但令人放心地未像邓实归复“国粹”，而由批判跃上建设，欲开出新境，立意高远，抱负宏大。　 缘于报章文体和最有普适意义的双重考虑，本文遂将主题集中于如何认识或定义“中国”，但意不在与邓文争辩此根本问题是否已开放出，尽管我以为邓文说大家都不思的断言有些过了，而莫如说是在邓文正确地再强调之催促下，对此根本问题的些微再思考，在字里行间，间或与邓文所涉立场相商。　 在如何认识或定义“中国”，准确地说是当下的“中国”之前，我们应对为什么提出这一问题略作思考，所谓问题的前思便是指此。这不仅因为邓文既把中国看作研究对象，又将中国视为思考中国问题的理论根据，且其所批判的对象都对这一根本问题根本不思，还在于人文社会学界关涉中国未来走向的核心命题和判断成立与否，均取决于对此根本问题的判断，正可谓“兹事体大”，不得不思。这是其一。　 其二，近代以来，中国多为地理的中国，在社会文化上不全具主体性，而部份依附西方。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中，西方微言，占尽风流。这为一些极顾中国主体身份和自我尊严的中国学者不能释怀，他们力倡重新认识或定义“中国”，实则是要说中国有异于西方，西方话语对中国问题鲜有解释力。这一定义中国的动机是否足够的正当，不作探究，要紧之处为，是否能赋与当下的“中国”以大写的统一身份，并进而将之与西方泾渭区别。　 在社会文化上定义当下的“中国”的作法有许多，这里从经验上看，选列最有争辩意义的两种，一为描述性的，一为解释性的。依描述性方法，可选若干标准或指标来勾勒，如社会结构，如GDP数值，或如2005年的新例，世界银行在其<<国别财富报告>>中，将无形财产看作国家富强的主要标准，而受教育程度和法治水平决定着无形财产的多寡。描述性方法追求客观之真，却因标准或指标的人为设定，且多出自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或西方学者之手，普适性大于特殊性，如北京城乡居民恩格尔指数快速下降至0.4以下，但根本原因疑是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的快速上涨，恩格尔指数低并不能一定解释成北京人多么富足，未见能将中国的贫富准确地描述出来。　 近十几年来，国内研究机构在改造国际指标基础上，自创若干评价系统，却仍多以现代化程度和进程为主要内容，如不久前(2月7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该报告以社会现代化研究为主题，采用了发达、中等发达、初等发达和欠发达四种分类，将中国归属欠发达国家。这样以现代化来标识的“中国”，想必也不合反现代化范式的学者的胃口。　 解释性方法把什么是“中国”的答案系于解释者的姿态，立场，利益，姿态出“中国”，对象主体化，中国之原意无关紧要。因而，在一些人笔下，中国其兴也勃(中国第三论)，其亡也忽(中国崩溃论)。即便中国己“入世”却还未“入市”，除韩国，新西兰等十余国外，多数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后果之一是致使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付出高昂。连中国是否为发展中国家也成疑问，WTO中国工作小组只给了中国政府一个中国有特殊地位的含混说法。不仅中国被解释者的姿态决定着，其他欠发达国家也被别人定义着，如“存在腐败”的非洲国家就无法获准减免所欠西方国家的债务，而如何界定非洲国家的政府是否“腐败”，全然听凭西方国家的判断。　 描述性的不足，解释性的率性，定义中国之困难，恐大出倡导定义者的意料。最困难也是几乎不可能之处是，以中国解释中国，以统一的社会文化“中国”应对西方，且暂不管西方是否整齐划一。当下的中国，较之历史上的中国，地理意义上，雕阑玉砌应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经百年来欧风美雨的洗礼，朱颜大改。当代中国社会极富兼容性，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状态及其衍生出的问题，杂陈并立。以社会贫富状况为例，过去多看城乡东西之间的差别，而据国家发改委2月5日发布的《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今天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合理值的上限0.4左右，城市居民中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又以宗教为例，中国大陆有超过1亿的人信奉佛教，伊斯兰教，新教，天主教等宗教，而另12亿人不信教。再看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根基始固，四千万同性恋“同志”情深，等等等等，中国矛盾地存在着。　 当下中国自身鲜活的多样性，既表明单以“传统”与“现代”来两分中国故不足取，显然也无法集今日社会于所谓统一的中国文化概念之旗下，地理中国并不尽属文化中国，中西山长水远，万里遥望，精神虽非处处融贯，但时而可以会通。如果不是故意十分的民族自恋，认同此理，无需智者之能。刻意事事分离中西，在学术上抑西方话语，扬中式微言，不仅显得不那么至仁至义，而且一些西方话语是挥之不去的，因为它们早己成为人们思辨中国问题时的“前理解”，纵是言说所谓“学术自主”，多半也是在西式叙事框架里游刃。　 对多样的当代中国仍需作类型化的不同处理，当然不限于静止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划界，它们虽迟涩抽象，但仍有一定的解释力，人们更要把目光投到“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与西方之间，或别的什么之间，那里襟三江而带五湖，是一个向着原创者开放的动感地带。　（本文是应《光明日报》“书界博览栏目”邀请而作，见《光明日报》2006年3月16日第十版，刊发时略有删节）                   

                       

               

                       

                       

                       

                        200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