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务正业的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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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n; F8 V: t; z) R' X 不久前读过一篇文章,说我国高校各种评比之多,举世罕见。 3 u) s# |# p" S2 {* i, S" b9 A4 a2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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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有同感。常在校内打印室打印文稿,发现那里几位打字员一年到头都在为各种各样的评比材料和自荐、他荐表格忙得不亦乐乎。很长时间置身事外种自己的园地。不明白这些年哪来这么多评比。 + H6 K/ U" x% y4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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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名目,有教学质量评比、教研质量评比、学术成果评比……,再看评奖级别,校级、省级、部委级、国家级,只差没见“宇宙级”,煞是热闹。最近一拨评比,国家级专家、省级专家、学科带头人、优秀人才,还有跨世纪人才,不光局外人瞧着眼花缭乱,恐怕局内参评者也云里雾里,说不清这些名目之间有何微妙区别。 2 V* g3 v1 C& j' J: c
5 \7 a8 F1 E. `6 Q8 i6 ?0 u6 E 要让我说,第一,这些评比全都多此一举;第二,这奖那奖,这名份那封号,全都不值得认真对待。专家不专家,工作业绩上见分晓,没有业绩,头上顶个再高级别的封号,除了捞点实利,徒招笑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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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那“国家级”什么的,早就用得太普及,连贫困也可以弄个“国家级”冠在前面,只差没把懒惰、愚蠢也封“国家级”了。学科带头人之说倒还过得去。但真正的学科带头人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评比评出来的;靠的是学界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而既不靠一个什么委员会的投票,也用不着自己去把该花在学术研究上的宝贵精力和时间浪费在填写大量表格上。 . Z/ ^0 ~# c% Y6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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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优秀不优秀,也不取决于“委员会”的投票,而只取决于学术水准、教学质量和为学为教的道德。这一点,学生和同行的感受往往比评比结果准确得多、公正得多。至于跨世纪人才,是个奇怪的称谓。只要世纪末不死,谁都要跨世纪;一个学人,只要学术上有前瞻性眼光、理论上有面对问题和挑战的底蕴和能力,即使英年早逝,过不了1999年,其思想和理论也会属于下一个世纪,甚至更长久。 + u9 K9 `7 B! |* e2 L(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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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这不伦不类的词风靡一时,到处泛滥,本来就表明许多人的跟风逐潮和无创造力。用作在学术领域赐给一些人的封号,更是成了笑料。真有实力的学者,没几个想给自己讨来这么一个引人窃笑的封号,即使给“逮”住硬加了这封号来为“跨世纪队伍”作点缀,也不想张扬。 : a0 r' H- ]( j X1 s% [
% x$ y, Z0 l0 T9 h) p 不过,要完全说这类评比是没事找事,也不尽然。许多学校,评比其实已成一种分赃机制和学术头衔的造假机制。现今中国社会各类评比上的腐败,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大学也守不住阵脚,在腐败上丝毫不例外。评优也好,想拿课题项目也罢,都少不了跟一些评委“勾兑”。再加上长官意志和意识形态标准的搅扰,即使必要的评比,结果也很难有公正性,人们早就不再认真看待。但中选者的实惠却很大。别的不去管,仅就大学里各种各样评比的中选者来说,奖金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评比结果成了评职称时远比真实的学术成就管用得多的取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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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m+ H) b6 K" J4 Z 评比泛滥在双重意义上产生恶劣后果。一是败坏大学风气,诱使教师追名逐利,把功夫用在学问之外。二是强化了大学因固有的体制弊端而本来就严重的优汰劣胜机制。应接不暇的评比还劳命伤财,严重干扰和冲击了作为大学立身之本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评比泛滥实实在在成一大害。 : ~! `1 |4 I# }& v- K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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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官员说:“没有教师照样可以办大学” 2 S; U! g$ f-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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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再怎么胡闹,再怎么收容和保护学术混混、南郭先生,再怎么以假乱真、以假压真,它的精神和智力优势还是别处不能比的。原因在于,尽管大学教师良莠不齐,但仍然集中了最多的高层次人才。正是这部分人中的忠于职守者以自己的敬业和辛劳在支撑着大学保存、发展和传播知识的功能,他们在腹背受敌、夹缝求生般的困厄中创造的一项又一项学术成就则当各种诱惑和骚扰弄得大学早已魂不附体的情况下在保全着高等学府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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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学中,教师却是最没有地位的一群。许许多多日常小事很可证明这一点。两年前,我所在学校的新游泳池投入使用,一日傍晚,我拎着装游泳衣帽的袋子前去,后面一小孩问:“阿姨,你去游泳吗?”我答“是”。小孩又问,“你用特泳证吗?”我说不是,反问小孩:“你是吗?”小孩很有几分得意地说是。后来才知道校游泳池给办公大楼每个处,给食堂、汽车房、电话班、水电科、保卫部门……全发送了“特泳证”,我们叫它“特权证”。持此证的人可以不限时间、场次地免费游,而且家属持证也享受同样特权。这特权,唯独教师没有资格享受,想进场,与校外来人一样,老老实实交钱办证,老老实实排队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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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社团。学生来复去,成员处于每年一批批的更替流变之中,教师也有流动,但相对稳定,是这个社团的中坚。中国现代大学起步晚,最老的也不过百年,而且一诞生就落入一个多灾多难的社会环境中。但在这一百年的前半段,虽然社会动荡、战火频仍,大学却并未因此而失去作为师生自治团体的本色。那时的教师由于他们的学识和良知,不仅是大学的中坚,也是社会中最具精神权威、最受尊重的群体。但后半个世纪,大学虽处于和平环境中,却连番遭遇政治飓风。被整肃异己的风暴刮来刮去,大学昔日的尊严荡然无存。 / m' Z7 c9 u# l# e, s
1 n2 m2 J3 Y7 q6 D 整肃大学的办法中,大学首脑行政任命制是很厉害的。仅此一招,大学的自治团体性质和教师在大学的中坚地位便消失得踪迹难寻。近一、二十年,大学机构“改革”。不用说,改的结果与社会上其他部门改的结果一样,行政机构越改越大,官员人数越来越多。不知是不是机构和人数膨胀了,气势和雄心也跟着膨化?反正,攥着权柄和钱袋的大学行政气壮如牛,俨然像老板一般睥睨起教师来。 X: M3 D( P& Y; ^
! y2 C$ w* w5 \" Y" P 最有意思的是,因为权和钱在中国无所不能,攥着它们的人以为自己也变得无所不能。前不多久,本地一位大学“校官”如是说:“没有了行政办不成大学,但没有教师照样可以办大学。”如此大话,令人忍俊不禁。谁说40年前全国发高烧时期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凌云壮志就失传了?不要教师群体,单靠行政就可照办大学,这雄心比那凌云壮志的气魄还要大。 1 k8 R; `& q; [) p3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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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官所谓他们自己也可办大学,并不说要“御驾亲征”上讲台。这口干舌燥、腰酸腿疼的活儿他们可不想干,但仗着钱、仗着支配钱的权,可以别处“聘”人上课(这里把“聘”加了引号,因为在他们眼里,“聘”其实就是“雇”)。至于没有一个稳定的高素质的教师群体,全靠花钱临时雇人上课,教学质量有无保证,说这热昏胡话的官肯定没有费心。 / K0 L9 S6 ^6 j& I- ^& 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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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这个别官的荒唐话不说明什么。如果不是越发变本加厉的官本位,如果不是这些年钱能通神、什么都能用钱买到的超级腐败,如果不是动辄在大学教师中搜索异己的政治痉挛对教师地位所作的暗示,再弱智、再不知天高地厚的官也不至发此宏论。一个关于大学教师处境的可悲事实就通过个别官员最荒唐的话无遮无拦地道了出来。的确,当学术至上的原则被颠覆后,教师是作用最暧昧不明的一群人。大学里其他人,行政官自不必说,自我感觉好得很,自我角色认定也高得很。别的如食堂、医院、汽车房、水电科、木工房……,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这些部门和机构的人不管住这,就管住那。唯独教师,真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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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6 m, G" L& \* O; y 除了教师,大学里的保卫部门也是作用暧昧不明。了解一下它在大学的地位,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在大学里最奇怪的机构,如果就观察所见,似乎就只管向进校的车辆收买路钱,向校内经他们特许摆摊设点的人收地皮费。实际上,它的影响无处不在,权力范围很大。 2 N+ E' n( S g7 N7 ]* u
: m$ |' y0 b/ A" B% G2 z 曾到中国卧龙参加“熊猫计划”达四年之久的博物学家夏勒先生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个保留在每个单位的机构监视每个人的行动,批准结婚、生育、出境……(见夏勒者《最后的熊猫》,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大学当然不例外。至于真正跟它的名称相符的工作:维护校内师生员工的安全,却似乎可有可无了。 & }7 q( S+ v;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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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学校的这机构更有趣,总有一批干保卫的一到上班时间就聚在一个单元房住户家里打麻将,一打就一整天。如能保护这个单元的住户安全,倒也算有功。但偏偏这个单元大白天遭入室行窃的事件发生率最高,而且无一起破了案。校内其他宿舍,甚至一些办公室失窃,也无一起破了案。在这方面的渎职和无能使大学保卫机构的作用显得更加暧昧。但此暧昧不是彼暧昧。教师作用暧昧,是因为学术至上原则被抽掉而丧失了其工作价值的根基,保卫机构作用暧昧,但却以处级以上庞大编制存在,暗含的政治象征意味对于一向被当作异己对待的教师来说,是相当苦涩的。 6 A1 y, O7 y. w! t2 p2 ], C
{$ m+ F( a; I 写到这里,想起谢泳研究西南联大的书中的一句话,大意是,在那时的大学里,教授是最不可以得罪的,因为尊重他们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看看现状,真是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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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学、大学,早已魂不附体 - X; ?5 {/ N! @$ d/ e. T1 o7 A
6 \ ]; i* {) P2 S/ { 中国的现代大学是一批有识之士放开眼界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产物。 + E* @, Y, _& a3 Z
) W- {2 P) k" v8 S 大学是西方中世纪文明最伟大的创造。有人认为,单凭这一点,中世纪历史就足以自豪。这话一点不夸张。作为教师和学生联合体的大学制度在中世纪的创立,是一种伟大精神躁动的标志。这种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大大彰显了的伟大精神,是对知识的无私追求,是承认客观真理具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派别、超脱于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利益、习惯和标准的权威性,是在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中去重估文化遗产、审视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并继承和创新文化遗产,保持和更新传统的价值和理想。 + b: F- x6 W& F u5 d9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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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在近十个世纪中享有的荣誉就在于它以其独立、开放和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完善地代表了这种伟大精神。当社会停滞不前,人们的精神因受到严密监视而处于蛰伏状态时,大学是挑战精神封锁,激活人们思想,刺激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力量,是蕴酿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理想的源泉;当社会处于激变之中,万花筒般瞬息万变的风尚、时潮汹涌而至,人类精神和恒久价值有被淹没之虞时,大学是思想和精神在任何风浪中都可以依靠的停泊处,是人类宝贵的价值原则可以得到小心保存的诺亚方舟。 4 a. E1 {4 z" u( q* i" a
5 I% r4 w9 m7 t: D! e0 P& S 大学,它凭借自己在历史上争得的独立特权,在许多个世纪的狂风暴雨中傲然挺立。一旦丧失独立,犹如丢失了灵魂。不幸,这正是中国的大学在晚近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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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强加的凌辱使大学沦为政府的附庸,它不再能无视社会权力机构的意向就重大问题独立而公正的发言,被迫地或者自愿地附和权势,干起在精神上指鹿为马的勾当;传统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在政治入侵和强暴下荡然无存,教科书排斥和贬抑公理,美化无价值的东西,教学过程由师生之间通过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来传播和发展知识蜕变成教师的精神自虐和对学生的精神施暴。 8 w& d+ a6 l, R- H$ a6 S0 z
/ \3 Z7 @$ d% z3 K2 y; e 自虐表现为被迫牺牲思想上的正直而自我糟践,一方面屈就党同伐异的文化政策,把课堂变成政治大批判场所,另一方面粉饰太平,使人对社会现实的严峻性视而不见;施暴表现为向学生强行灌输一套颠倒的价值体系,取消学生对知识和价值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取消他们对社会问题作出独立反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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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 M' u7 K; N 政治附庸的屈辱地位甚至使大学放弃了在招生问题以学业为取舍标准的传统,换成以家庭的阶级成分为第一标准。这种根据出身决定一个人有无上大学权利的取舍标准,几乎是大学制度在许多世纪以前一创立就废弃了的。事实上,在重血缘、重等级的中世纪,大学是瓦解这种野蛮的“动物纹章学”信仰和制度的革命力量。西欧几所古老大学一开始就以开放之势容纳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青年。 / H# ]3 `6 {6 b, D6 Q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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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在20世纪后半期以“阶级路线”复活了“动物纹章学”。这种复活了的“动物纹章学”,它的野蛮和残酷,连种族隔离时的南非政府发布的按肤色和种族分立大学的指令,也难与之比拟。无论如何,那个指令并没有剥夺有色人种上大学的权利。何况,那里仍然有大学不顾政府指令,坚守开放、自主的传统精神,坚持以学业为唯一入学标准向所有人开放,而且没有因此招来横祸。 / s! l6 C/ a; D5 Z* F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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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大学贯彻“阶级路线”没有例外,不敢例外。除非特意要选谁来体现执政党“有成分论,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否则,无论多高天赋的青年,只要投错娘胎,摊上一个被排斥和打击阶级的家庭,大学的门就对他们彻底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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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S# S2 S% F X6 b% [ 出身论政策推行近三十年,无数被排斥的不幸青年丧失了发展潜能的希望,绝大多数过的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悲惨生活,拥有的是一个没有光明的黯淡人生。至于民族智力资源遭到的浪费和破坏,则是空前绝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权力强加给大学的种种凌辱中,最露骨最野蛮的这一部分终止了,但大学的附庸地位并未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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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_# q% s- ~ n u 权力对学术和教学的持续干预和支配导致一套颠倒的评价标准。最无独创性的东西可以冒充学术,那些见到权力就有屈膝叩拜冲动的人,那些奉召而行党同伐异的人尤其受到褒扬。他们的“学术论著”,通篇是与学术尊严不相容的内容,不是充满谄媚意味地颂扬权势,就是带着精神恫吓的倾向,去压制和围剿自由的学术。 1 j' t6 i0 }5 a
+ W; i% e2 H5 a. Z2 o" q 去年第12期某号称中国最权威学术刊物转载的一篇文章堪称谄媚权力的“范文”,中心是证明政治领导人“极为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一贯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支持”,还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指明了方向”。一个学人,放着学科本身那么多有待探索的问题不去下功夫,却去写学科如何如何蒙政治领导人关怀,本身就既不务正业也不自重。如果所写“关怀”是真,这不务正业和不自重倒可仅视为个人风格。问题是,连事情的“真”也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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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在毛泽东时代,领袖如何批马寅初的人口论,如何运筹1957年的“阳谋”,如何从批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发动全国大“革”文化的命,后来干脆宣布“知识越多越反动”,干脆停办大学文科。谁也不能否认的如山铁证早已昭告世人:人文、社会科学在那个时代遭到的是连续摧残,而不是什么关怀,是灭顶之灾,而不是什么繁荣。说社会科学在领袖关怀下“发展和繁荣”纯属弥天大谎。 ( u5 z' ?& k7 c K& | s
& \8 J; b4 Q3 V9 f! d& H 至于对第二、三代政治领导人,目前尚未拉开一段作客观判断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现在就急急忙忙下结论,过于轻率,也不该是正派学人所为。而且认真说来,不论有无关心,文章的立论都大成问题。因为,就学科的健康发展而论,政治领导人与其于日理万机中去关心,去指方向,不如让各门学科按自身规律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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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虽然讲真话难,但一般来说,不说假话已无安全之虞。作者在并无外力胁迫的情况下,如此作谄媚状,如此信口雌黄地纂改历史,应该说,是心甘情愿地自己选择了堕落。而如此集谄媚、撒谎于一体的文章竟在号称中国最权威学术刊物的社会科学栏目中以最显赫的位置长篇转载。这无异于在犒赏堕落,其结果,势必加速学术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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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J5 D# \* b5 M! h" F- w 在现今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像刚才那样的文字垃圾还并非个别。它们到处充斥着书籍、报刊,搅得学界乌烟瘴气。要查这些文字的出生,它们大多是高校所产。这情形标志着大学在长期遭受强加于己的凌辱中已然灵魂不存。诚然,大学在这期间并非没有进行过保卫灵魂的英勇抵抗。1957年的悲壮惨烈,80年代以来几次政治干预学术时部分学人公开的或沉默地抵制与不合作……,都体现了一种护卫灵魂的可贵努力。遗憾的是,作这种努力的人不多,但选择堕落的人不少,而更多的人则敏捷地跟着风向走。 ' m$ l. |3 Q' N9 U& N# Q- x7 c
" D& ~! q" R \ 如今,除了政治权力对大学的困扰,大学还面临新的困扰。在我国社会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时,人们曾久遭禁锢的“原欲”爆发而出。随之而来的,是追逐金钱的非理性狂潮。大学本来就因在权力面前没能护住灵魂、守住阵脚而丧失信誉,而今既面对全社会的金钱拜物教,自身又为经济窘迫所困,再次脚陷泥潭。一些饥不择食的“解困”举措简直就是在自取其辱。 3 }/ o* w/ P0 S) o: i1 b"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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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堪的是出于弄钱目的滥发研究生文凭,滥聘“客座教授”。近年来,许多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研究生“炸棚”。别以为这表现了人们求知的热情,而是一些有钱的老板和有权的官儿对高学历文凭的热情;别以为他们会放下生意,放下官位呆在大学里修炼、读书、做学问,不!他们生意照做、官照当,只需给学校交笔钱,再花点钱请人代笔捉刀写论文就行了。文凭“市场”的买方,就不去说它了。可卖方是大学。为了钱而卖文凭,就连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最后一点点“形骸”也丢尽了。 5 [* S2 J! l# b-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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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卖高学历文凭同时进行的,是请富豪当“客座教授”。我的母校,西南学术重镇,全国重点大学,这几年不断爆出轶闻。腰缠万贯的猪饲料大王,号称中国第一富婆的影视明星,都被瞄中,要“聘”了来当“教授”。这场聘富豪闹剧最惨不忍睹的一幕是,时不时地卷入逃税丑闻、收受巨额公众财产丑闻的女富豪对名校递送的秋波不作回应。 3 g8 H) \# E1 w3 E, D0 x%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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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想一下,哈佛大学曾断然拒绝里根总统这位当时在美国乃至世界都最有权势的人物欲获该校名誉博士称号的请求,此间却是有影响的大学对既无学问又丑闻缠身的富豪奉送教授头衔却遭冷落。两相比较,此间大学的沦落,也实在太离谱。如果再考虑到我的母校并不是唯一一所盯着钱袋“聘教授”的大学,也不是发明这一招的大学,结论就更令人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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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W% x7 I3 ?% Z' i: x K 这类自毁信誉,自取其辱的作法在中国大学已很普遍。任何国家的大学都有一个寻求财源的问题。但正如高等教育专家、加拿大麦积尔大学校长 伯纳德·J·萨皮罗教授所说,大学在寻求资金和物质上的支持时,应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与那些置大学恪守的学术价值观于不顾的人合作。然而,我们的大学早就没有了能说得出这番话的精神底蕴和气质。 * [* x8 `6 e% [* S4 W- |
6 Z% m/ S' q1 P+ A5 O; F' h 过去在权力强加的凌辱下屈服,而今在诱惑的陷阱中自我沦落丧失自尊,大学早已变形。人们很难再能从这样的大学身上认出它本应成为的那一艘不沉之舟——为人类思想和精神提供栖息之处,并作为人类所珍视的价值和理想赖以保存的诺亚方舟。失去了这一特质,无论它可能获得多么现代化的设施,可能具有多么高的知识和智力优势,也只是一具灵魂不附的躯壳。(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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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 v; \9 T3 T# K[ 本帖最后由 十里青山 于 2007-7-23 20:22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