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萧翰《如果我是大学校长》

如果我是大学校长--- 萧瀚
3 m- R* l2 r6 o" }     假如我是大学校长，就好好做校长，学问做不做不重要。 如果是法政大学，以姓氏拼音为序，想办法把这些人都弄来，大约是：方流芳先生（民法）、高鸿钧先生、贺卫方先生、季卫东先生、江山先生、梁治平先生、舒国滢先生、许章润先生、於兴中先生、朱苏力先生、郑永流先生、张俊浩先生（民法）……一看，差不多全是搞法理的，晕；其他部门法的优秀学者当然也有不少，同辈学人尤其不少，就懒得罗列了，省得人说我举贤不避亲——真当了校长当然不避亲！然后，请他们来制定教学和学术规范。校长嘛，就是要尽力网罗各方人才，要是像某些大牌法学院那样一夫当“官”万夫莫开，那就把大学办成山海关了。 对了，还得请江平先生、茅于轼先生、还有吴敬琏先生一起做名誉校长。 到我这学校来担任名誉职务或者教授，只有两条标准，是否有正直的品格，是不是有学问，其他一切在所不问，无论年龄、出身、地位、名声、学历、是否留过洋。实际上，纵观中国目前各大学，就正直和学问这两条而言，我做校长对教授的要求恰恰是最高的。不少校长是捡破烂收垃圾的，我可没那么好脾气。 教师都住在学校里，尽量给出比较优厚的待遇。不得兼职，一学期最多只能开两门课，开三门课以上的必须用学术证明自己有陈寅恪先生的能耐。任何人任何年龄——当然得18岁以上——都可以来申请教职，教授一旦被聘用，就是终身制的，除非有严重过犯才解聘。教授没有级别，一律平等，用那几级破工资来分三六九等，真……恶心（绝不爆粗口，教授都得做到，更何况校长），教授当然是博导——所以废掉这莫名其妙的称呼。每年最多只能带二个硕士生、一个博士生，超过此数要申请，并且要减去10%的薪水。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如果论文不能过关，研究生重修一年，该年度的学费由教授承担；博士研究生毕业时可以不提交论文，保留博士候选人身份，一生中任何时候都可以提交论文，也可以永远不提交论文。提交论文答辩三次没有通过者，取消博士候选人资格。攻读博士学位就意味着要做学问的，但做学问并非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事业，所以没打算做学问的话，完全不必读博士，不做学问而占据学术资源，是最大的浪费，看着许多经理、官员什么的名片，动辄弄个博士学位，这是当代中国最无聊的事情之一。 彻底取消目前学术成果考察制度，全面取消每年发几篇论文之类的鸟规定，是不是发表论文完全由学者自主，但是课必须上好。如果学问做得很好，但课讲不好，可以申请专职做学问，不上课，没有学术成果的要求，但因为不上课，所以薪水要减掉一半。上课的教师如果上不好课，被教授委员会认定不适合上课，那就不必上课，可以专职做学问。真正的大学必须养得起闲人——一个有尊严的学者不会真闲，他们的闲只是缓慢之德而已，逼出来的玩意儿能算是学术成果吗？ 将大学重心转移到教学上来，学生有权提建议、甚至向教授委员会投诉，但没有决定权。 做了校长还得想办法找钱，办个好的图书馆啊，争取最新出版的好书都要有，而且至少每种若干本以上（不能让学生、教师没书读），还有以前出版的，只要是治学必需的，都要派专门的人去找。 不过，做了校长，不做学问了，书还是要读的，只读最想读的，比如沈从文、比如蒲宁、比如红楼梦、比如托尔斯泰……，那些满纸注释的玩意儿不读——就是韦伯的都不读；那些写得像中英文的不读，写得牛逼哄哄的不读，写得谦虚得要命的也不读，还有毛癣也不读——我又不打算写论文批判它，读它干吗？ 做了校长，可能得喝很多酒，开很多会。至于所谓教育部实际上是反教育部的那些行政管理，是不是要应付得看我高兴，要是觉得非有应付必要的话，就找个替身，主要用来喝酒和开会，因为那种地方我不去，绝对不会影响办学的，不过这替身的工资当然得向社会募捐，主要是向党员，我才不会自己花这冤枉钱。不过，这么一想，这替身也不能找了，找了还没经费来源——学校没义务为这种事情花钱。 做了校长可能还得老出国考察，实际上都只是借机出去玩罢了。这种玩法特别适合毫无浪漫蒂克习惯的中国人，花公家的钱——只要为了省钱，跟谁出去玩都行，最没出息。要我，如果真有考察必要，那就找几个懂行的同事一起去好好考察，做点真实的研究。要么，自己花钱，带着老婆、孩子或者恋人去开开心心地玩，出来玩就是玩的，绝不考察任何学校，任何教育制度，不然对同行的家人不公平，谁有义务一天到晚忍受你那破工作？ 按照大学理念办学可能会跟政府发生冲突，比如它会命令你必须成立马院（以前我在北大的时候，大家都管马院叫马厩的），设置跟各种马有关的课，实际上我很热愛马克思、恩格斯，所以会设置这些课程，但不是因为政府要求，课怎么上得随教授们，我也不能管。 对待教育部之类的教育行政部门，不管它的什么命令，一概不予理睬，这是保持独立办学权必不可少的，与他们要干涉的内容是不是正确没有关系。除非他们给钱的时候，可以考虑是不是接受——不过也得看这钱是不是干净，如果是纳税人的钱，就不能要，兄弟我办的是私学，从社会募捐的钱来办学的，哪能花纳税人的钱，又不是办奥运会。如果是有人托付教育部给我送钱，第一回先收下，接着就告诉送钱的，以后直接给我们学校就行了，不用再通过教育部。我只对良法负责，那些违反自由办学的一切法律，在我的良心范畴全部无效，如果因此而触犯，我愿意接受它们这些无耻的所谓法律的惩罚。 每个季度都要将学校开支的明细向社会公布，允许捐助者自行邀请中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将审计之后的结果发表出来。学校的开支必须是透明的，每一分钱的开销都必须经得起质疑。 如果我做校长，政府可能觉得我很讨厌，千方百计地刁难——这不是鬼吹灯的拿手好戏吗？不让你办学，要借各种机会卡你，甚至吊销你的学校资格，OK，不予理睬，与教授、同学一起非暴力抵制，我们照样上我们的课，如果万一出现极端情况，我的对付方案如下： 1、如果政府叫来他们的法院奴，下判决查封学校，我不予理睬，不执行判决书； 2、法院奴因为我不执行判决书，会到学校门口贴“粉条”，那么我会去撕掉“粉条”； 3、法院奴会因为我撕掉“粉条”，而拘留我，我愿意为此蹲班房，过几天放出来继续办学，一如既往，在我蹲班房期间，学校一切事务由常务副校长代管，如果伊也跟我一样，因为揭“粉条”而被拘留，那么由教务长接管学校日常事务；如此，一直到最后一位教授被拘留为止，所以，跟我一起办学，风险很大，很大。当然，我有这么坚持抵制的自由，同事们是否愿意跟我一起这样做是他们的自由，他们怎么选择我都理解。如果一起行动，一定是事先就达成共识了的。 反正，如果当了校长，我必须要捍卫自己全权办学的基本权利，如果这种非暴力抵制需要坐牢，那就坐吧。受教育的权利是人民的基本人权，如何办教育是社会的基本权利，政府有什么资格来限制社会？假如有资格原谅，我甚至愿意原谅鬼吹灯那么多年来的其他所有暴行，唯有对中国教育的摧残，就是修成佛，我也不会原谅它们，对于它们在教育领域犯下的滔天罪行，我绝不宽恕。 我想做校长，我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能够得到真正的关于人的教育，如果有人为的干扰，不允许我按理想去办教育，那么我会在我天赋人权范围内做我该做的事，只要理想没改变，就做到做不动了为止。 2008年8月23日於追遠堂（起稿于2008年3月11日）

曾经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是校长会如何。最近也曾发奇想，如此文一般写上几笔。
最想的是两条：一，行政人员裁员至少三分之二，下来的，能讲课的去讲课，不能讲课的自谋。二，千方百计让全体老师的收入水平连上几个台阶，以目前消费水平计，平均不少于五千。
别的事就一概不管了。因为不会再有管的必要。无为可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