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正义（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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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三次看《红》的时候，才明白这部我最初并不太喜欢的片子其中的深意，才模糊地理解基斯洛夫斯基为什么将它置于《三色》的最后，成为《蓝》与《白》的归宿。而且只是当我看过《无止无休》后，我才明白，我为什么会认为，爱与正义的关系，在一个贫乏的时代最贫乏的国家中，如此至关重要，如此紧迫。   
      
         
    《红》里的老法官，在许多地方很象上帝的化身，甚至Valentine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你究竟是谁？”。而我们的问题是：这个“上帝”是复仇的上帝吗？好象似的。当他看见自己心爱的女人“双腿张开，其中夹着一个男人”，他的正义就带有了复仇的色彩。他可以坐在一边嘲弄地窃听邻居的所有生活，那些充满了谎言与欺诈的生活，是的，人类永远这么愚蠢和卑劣。然而，他并不想做什么，他只是听听而已。一切都已证明，人如此败坏，拯救他们已经多余了，现在，只要等待，一场天上的大雨会毁灭一切――直到遇上Valentine。基斯洛夫斯基曾经惋惜两个人生错了时代，没有机会相爱。然而“上帝”需要人的爱吗？他的大能与全知，还需要如此不完满的造物吗？这可能是人无权回答的问题。但或许正象别尔嘉耶夫所言，没有人的爱，没有寄居在肉体上残破的欲爱，我们就难免陷入一种冷漠的爱，僵死的爱，罗扎诺夫所谓“玻璃式” 的爱。这样的爱，正是那些在此世冒充上帝的人常为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上帝”，身穿过时的戏装，错误地走进了我们的时代，却经常要把庇护的手放在所有人的头顶。在他们强迫我们接受的爱中，是K.的恶梦，正义女神的面孔下藏着狩猎女神的爪子。欲爱的绝望，和真正圣爱的匮乏，也许就因为我们的“正义”沉浸在这样的“爱”中，一种象诉讼一样的爱。然而老法官告发了自己，当他面对了Valentine。   
      
         
    《蓝》从孤立者被弃的自由，对欲爱的逃离，最终到达了《欧洲交响曲》终篇乐章中真正的爱与自由的结合，人与人类的结合（而非别尔嘉耶夫笔下的对立）；《白》从欲爱的不平等开始，历经了放逐、挣扎，最终在借助法律的复仇中留下了欲爱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局，被铁窗隔断的爱的惨淡笑容；最终在《红》中，法律能从貌似超然但却厌弃人世的复仇中解脱出来，只是因为一个模特对狗的爱？或许答案真的就在这里？我们是否能够面对（而非摆脱）正义与欲爱的尖锐对立，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象Valentine一样帮那位双手颤抖、无力达到自己目的的老妇人，将垃圾放进桶中，既没有因为沉浸在内心的深渊中视而不见（无论这样的深渊来自多大的“爱”，或者为了多大的“自由”），也没有因为在欲爱与自由中经历的不义而变得冷眼旁观（其中力量的不平等，总是一再地造成怨恨，而没有让苦弱本身成为爱与自由的力量）。所以在《红》的结尾，那些为自由与平等而斗争的人们，之所以能在一场“天上的大雨”中幸免，也许是因为Valentine在欲爱之外还有同样深厚的爱，对兄弟的爱，对母亲的爱，对狗的爱，对老法官的爱，对老妇人的爱，以及对那位从窗前走过，即将面对和老法官一样严酷的命运的陌生人的关心。是的，也许就是“博爱”，它并不是什么空洞的爱，也不是庇护的爱，而是在一个充满了陌生人的世界中承受冷漠与厌倦的力量，面对深渊而不后退的力量，荷尔德林所谓“上帝不在的救助”（gottes Fehl hilft）。就象《蓝》中的Julie与妓女的相互扶持，使她拯救了自己的自由和欲爱一样，是更大的爱与自由，成就了我们身上的欲爱和自由，成为我们濒临虚无的绝望上面添加的一个微不足道，但可能却是决定性的数量，是我们这棵芦苇在手中握住的一棵稻草，跨越深渊的木板边上延长的小小一段。   
      
         
    实际上，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在《红》中，Valentine的欲爱并不完满，同样也在危机的边缘挣扎，和三色中所有人的爱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老法官凭什么“梦见”Valentine的幸福呢？因为她的欲爱不是在黑洞中，而是在隧道里。当她穿行在爱的隧道中，她能超越爱的激情经常伴随的另一面，对世界的冷漠和残酷，这正是Valentine的自由，就象《蓝》后来的Julie一样。欲爱是短暂的，只是在指尖，从来不在手心里。即使它再长久，也不会长过易朽者的生命。在欲爱中践行的自由，成就的风格，始终处在摇摇欲坠的危机中。没有什么能将我们救离这种处境。但我们如何才能有勇气象Nussbaum所说的那样，我拒绝比爱本身更幸福，即使爱会带给我们哀痛、磨难，甚至毁灭。也许Valentine对老法官的告诫，也是对我们的爱与正义的告诫。爱不仅要注视自己的深渊，爱人的深渊，还要尊重别的深渊，哪怕那些深渊之中堆满了垃圾（其实我们的不也一样吗？），甚至无力清除。就象基督一样，我们也绝不能屈从撒旦的诱惑，将那些冰冷的石头变成粮食。因为我们的使命，也许并不是将自己变成上帝的扫帚来打扫世界，而是给别人一次援手，当她要将自己的一件垃圾放在桶里的时候。   
      
         
    对于一个陷入法律这部机器的人（无论他是法官、律师，还是象K.一样的当事人）来说，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带来的巨大考验。这一点，读过卡多佐大法官对自己早年司法经历描述的人，想必都还会有一些印象。然而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化减”这种复杂性呢？一个具有“上帝观点”的理想中立者？他摆脱了所有人类的不完善，是全知与全能，“不要哭、不要笑、不要恨，而要理解”。然而这样的理想法律人，难道不是要我们的法官，乃至所有法律人，都象束缚在桅杆上的尤利西斯，面对塞壬妖女的歌声，可以听，却不受诱惑。可是他忘了，这样的尤利西斯是不能行动，而那些行动的水手却听不见歌声。而且也许象卡夫卡察觉的，那些给我们的法律之船带来不确定性的妖女，也许只会用沉默来对付这样的敌人。我们被绑在桅杆上的法官，面对更可怕的沉默，不仅以为她们在歌唱，而且还自以为避免了听到她们蛊惑的歌声。   
      
         
    没有危险歌声的世界，也许是安全的，但是否沉默得有些压抑？与其说象是一座法庭，不如说象是一座监狱。里面坐着的法官，象一个不情愿的正义挑夫，漠然忍受着不确定性带来的一切，甚至以此作为恣意的借口，或者享用掌握生杀权柄的乐趣。   
      
         
    是的，爱，无论是所谓圣爱，还是欲爱和友爱，总面临与正义的冲突，可能会使法律不是法律。然而摆脱了爱，或者说丧失了爱的法律是正义吗？老法官自己做了回答。他对自己当年情敌的宣判，也许是中立的，然而却决不是正义的。他绝望地离开了法律，是因为他诚实，他发现他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法律的灵。正义不再是葆有生命的力量，而是致死的疾病，是黑格尔笔下和卡夫卡梦里的石头，不能飞翔，只能用来打人。   
      
         
    在我们的正义故事里，总是有死者，难道正义女神是哈得斯的邻居，就象《无止无休》中一样？所有的故事中，只有《红》不同。当问正义是否可能的时候，我们也许也应该象Valentine一样问一问，“你爱过吗？你有过爱人吗？”或许还应该再加上一个问题：当你的爱经历了背叛，遭遇了欺骗，陷入过冷漠，甚至蒙受了不幸，你还能坚持你的爱？坚持你的正义吗？你能在构成生活、爱与自由的无数细小死亡中，象卡多佐一样发现法律的精神：“所有的怀疑和担忧，希望和畏惧都是心灵努力的组成部分，是死亡的折磨和诞生的煎熬的组成部分”。   
      
         
    法律，正是因为她具有理性，是形式与普遍的，才比任何别的东西，更容易从形式走到空洞，从普遍到冷漠，从理性到达理性的自负和狂妄。如果只有法律，法律毫无意义，因为这样法律就不再是法律。这样的法律，可以变成任何力量的奴仆，制造怨恨，播撒不和，消磨勇气和正直。使狩猎女神的恐怖披上了正义女神的衣装，佩戴了胜利女神的翅膀。象托克维尔所预见到的，“专制在法律人士手中将会具有公正和依法办事的外貌”。   
      
         
    使法律不仅是“律”，还是“法”的，是对每个真正独特的人的同等尊重，对深渊一样的可能世界的尊重，甚至爱护。而没有自由之爱的经历的人，他们操持的法律，就不是在保全那些世界，而是在毁灭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即使他们的法条再“完备”，他们也不过是在把无限的世界挤压成扁扁的一个，而这一个，是他们自己也厌倦生活在其中的没有色彩的纸世界。正如一位哲学家指出的，培养对原则的坚持，如果不能洞察原则背后的精神，似乎超越就意味着人不再为人，并以此获得超人的尊严和力量，那么实际上削弱甚至消除了我们的人身之爱的能力，就象冷漠的克瑞翁。也许就在这时，正义女神就成了复仇的女神，天平变成了刀，我们的法律就容易陷入到残酷的恶性循环中：折磨者与受害者的无尽交换，残忍的再生产，以暴易暴，Shklar所谓“以残酷的方式来憎恨残酷”，这些都象基斯洛夫斯基在《杀人影片》中揭示的那样，我们生活的城市“空虚、肮脏、悲哀。人们也一样”。   
      
         
    然而，如何使法律不仅仅是克瑞翁手中狂妄的“国家”和“权威”呢？欲爱的逻辑也许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其中的奥秘。或许在法官的手中并没有掌握着一些业已发现的，牢不可破的一般规则，法官的意义在于保护、促进、培育法律的行动者，一起参与探寻这种尚未定型的规则。法律的程序理性化，与欲爱精神的类似，不仅在于它们都是自我指涉，自我证成的，还在于它们的王国都是属于“尚未”的，是将临的王国，而这样的将临，正是其力量所在，就象圣安瑟伦的祈祷。正是在这个王国里，法律才能获得她的精神，不会沦为干瘪的空壳。也许，只有当我们的律师象《无止无休》的“死者”一样，我们的法官象《红》最终告发自己的老法官一样，我们的法律才不是K.的恶梦，不是Karol（《白》）的复仇，而能成为真正的正义，使正义之外的爱与自由能够证成。正义不能实现，也许是因为我们经常无力去爱，无意去爱，因为害怕我们贫乏的肉与灵，担负不了爱，我们宁愿让我们的法律远远地避开它。然而这时，再发达的法律机器，也只是K.眼中“可笑的仪式”，与正义无关。在贫乏的时代，没有爱的正义，不再是基石，倒反而成了绊脚石。但是，也许正是时常软弱，又总是在危机中的爱，才有人的尊严和自由。只有凭借这种和一具躯体一样单薄的力量，才能在这个世界，对抗恐惧与残酷。如果说残酷是一种软弱的强硬，那么我们在正义中需要的就是一种坚强的软弱。我们的力量不是残忍无情的力量，而是苦弱的偶在的力量，尽管经常无法做出决断，经常失败，但能够在坚忍中捍卫我们的爱。   
      
         
    我们都知道，法律本身不是主动的，法律要行动，需要人的推动。或许正是法律这种相对于立法和行政治理的特点，才使法律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仅凭法律本身的逻辑，永远不足以抗拒法律变成立法的随从或行政的看守。法律终究是要行动的。只有当法律人（法官和律师们），援借来自爱的力量，象老法官从Valentine那里获得的力量一样，来丰富自己自由的技术，从这项天职中成就自己的个性和人格，从而为我们社会的法律行动者（广义的法律人）的自由实践创造条件，我们的法律，才不仅仅是一张单薄的纸上的帝国，而是“法律的共和国”。法律人的自由技术，成为整个社会的自由的条件，成为普通人践行自由、实验技术的条件，这正是法治真正的意涵。所以，也许只有当我们的法律共同体，能够探寻、坚守法律之中和法律之外的“爱”，他们扶持（而不是一手掌握）的法律才不仅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守成的力量，更成为行使自由的艺术（the art of being free）。   
      
         
    实际上，Nussbaum后来在为法学院的学生开设“法律与文学”的课程时就已经发现，爱与正义尽管不无对立，但却并非没有联络的桥梁，那就是诗。这就要使我们的法官学习做一个诗人。在亚里士多德和詹姆斯之后，Nussbaum这次的榜样是惠特曼。在蓝色的安大略湖畔，惠特曼唱到，“这些州的诗人是衡平者…他是复杂事务的仲裁人…是我们时代和国家的平衡器…他不是辩士，他是裁判…他不象法官那样裁判，而是象阳光倾注到一个无助者的周围…他看出永恒就在男男女女身上，他不把这些男男女女看成虚幻或卑微（dreams or dots）”。我不太相信，仅仅靠诗，靠情感的理性就足以弥补越来越多的法律中越来越深的裂缝。然而，也许诗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洞察爱与正义的玄机，帮助我们习得一种济慈所谓“反向的能力”（negative capacity），使我们“能够置身于不确定性、神秘和怀疑之中”。使我们在爱中经历的，变成在正义中要值守的；在爱中经历的苦弱，成为在正义中的力量。最终让我们能够在爱与正义，人与公民之间，赢得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用惠特曼的口吻来问我们的法律人们，“你可是那个想在这儿中国当一名法官或律师的人？”你准备好了吗？在每次裁判中，不仅裁判他人，也裁判自己，不仅裁判法律，还要裁判正义，而且用爱的灵与肉来裁判？   
      
         
    我必须承认，我之所以想起写这篇文章，是受到Auden的激发。诗人尝试象苏格拉底一样故作谦逊地问，“何为法”。许多人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光、智慧、道、命运、国家等等。诗人承认将法等同于任何别的东西，都有些荒谬，然而最后，他还是禁不住说出了自己的猜测。用这位杰出的诗人笔下远算不上最出色的诗句来做这篇文章的结尾也许是恰如其分的：  
      
         
     Although I can at least confine   
      
         
     Your vanity and mine   
      
         
     To stating timidly   
      
         
     A timid similarity   
      
         
     We Shall boast anyway:   
      
         
     Like love I say.   
      
         
     Like Love we don’t know where or why,   
      
         
     Like love we can’t compel or fly,   
      
         
     Like love we often weep,   
      
         
     Like love we seldom keep.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法学理论->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