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观看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础——读卡尔

　　  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众多挑战，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使人们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产生怀疑，并促使西方学者反思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就是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成果。他检讨的主要问题是极权主义。  
    在波普尔看来，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用本质主义的方法论所推导出来的历史主义（或称为“历史决定论”）的观念。这种观念历史悠久，并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它可以上溯到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思想中就包含着历史主义的因素。这个观念通过卢梭被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继承。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的观念会导致实践中的极权主义。因此，这本书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评述。  
     （一）  
    历史主义，在波普尔看来是这样一种观念：一些哲学和社会学家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有明确的规律或法则的，人们可以根据对这些规律和法则的认识预测人类未来的命运。思想家的任务就是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对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行预测。历史主义的最古老、最朴素的形式是上帝的选民说，它认为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的规则，而他的选民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有神论的历史主义）。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也是类似的理论，无产阶级是马克思理论中的选民（无神论的历史主义）。波普尔对这种历史主义不以为然，他说历史主义对历史发展方向的预测并不比占卜的效果好多少。但他认为我们应该考察为什么这样的错误观念会产生并且长期占据人们的思想。  
    历史主义的传统十分悠久，早期希腊哲学家提出各种各样的历史主义观念，特别是雅典人，热中于描绘壮观的哲学图景。波普尔认为古希腊时期历史主义的高潮是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的社会变化和命运的思想对柏拉图影响很大，这导致了柏拉图对历史的发展可能不断走向衰败的担忧。柏拉图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衰败的过程，而他所处的时代的衰败已经十分严重，社会的衰败和知识以及道德的衰败密切相关。但在这里他和赫拉克利特不同，柏拉图相信，人们是可以改变这种历史的劫难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位立法者。他认为：“正如衰败这一普遍法则在道德退化导致政治腐败过程中体现自身，宇宙转折点同样通过一个立法者的出现体现出来，这个立法者有能力以其推理能力和道德意志结束政治腐败时期。”（道德就在此刻被引进人类的历史）从这个理论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柏拉图的政治目的：人类的历史是个不断衰败的历史，但我们可以改变它，并且，只要回溯到过去，我们就可以发现理想的社会状态（理想国）。  
    那么，为什么柏拉图提出要由哲学家当国王？在柏拉图看来，国王的首要任务是制定法律，而只有哲学家才有极高的智慧，能认识真理的全部而不是部分，而且，他和普通人不同，他有德行，还能认识事物的美和善。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的哲学家就和上帝差不多了，是全知、全能和至善的。哲学王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复制城邦的神圣原型，同时他还得复制人类的神圣原型。而且，只有哲学王才能胜任这样的角色。这和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很不一样。  
    波普尔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的进行了和其他人不同的解读。由于苏格拉底没有著作，人们了解和分析他的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而且，柏拉图的很多观点都是以苏格拉底的名义提出的；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很难确切区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虽然人们一般把柏拉图后来的思想当成他自己的思想，但对柏拉图的早期作品，则不容易区分）。但波普尔和绝大多数的人的解读不同。虽然他也承认柏拉图的一些思想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但他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完全对立起来。  
    波普尔认为，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不是真理的占有者，而是真理的追求者、探究者、热爱者。但在柏拉图那里，由于他的理想是哲学家当国王，所以，哲学家是真理的占有者。“柏拉图是如何改变这种学说的？乍看起来，他没能改变这种学说，因为他主张国家的统治权应当赋予哲学家，尤其是当他像苏格拉底一样，把哲学家定义为智慧的热爱者时。但是，在柏拉图那里的转变的确是巨大的。他的热爱者不再是谦逊的追求者，而是骄傲的真理的占有者，一位训练有素的辩证学家，他具有心智上的直觉力，也即，可以看到永恒神圣的形式和理念并能够与之交流。他被置于所有的普通人之上，不论是他的智慧还是他的权力，即使“不是……神的，也似是神的”。用这样一种方式，柏拉图给“哲学家”这一术语赋予了新的含义，他是神圣的形式或理念世界的热爱者和见证者。如此一来，哲学家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德行的城邦的建立者。因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哲学的理念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两个世界的差异——一个是谦逊理性的人的世界；另一个是极权主义的半神半人的世界。由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的社会，它的一切制度由能认识真理的哲学家制定，而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各安心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各施其职，这样的社会在柏拉图看来就是正义的。  
    柏拉图旨在设计一个由一条进化规律支配的历史阶段体系；换言之，柏拉图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理论。这个尝试经由卢梭而重振活力，并因孔德和穆勒、因黑格尔和马克思而风行于世。  
    （二）  
      
    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提出了国家理论的一个基本的问题：该由谁来统治？谁的意志该成为法律？在卢梭以前，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通常是：国王。而卢梭提出了一个新的具有革命性的答案。他认为不是由国王而是由人民来统治；成为法律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而是人民的意志，或者说是“公意”。但人民一旦被赋予意志，就必然会成为一种超越的人格；它也可能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另一种极权主义。卢梭所建立的“道德理想国”也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柏拉图的思想经由卢梭为黑格尔所继承。  
    波普尔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他对黑格尔主义的两大支柱：辩证法和同一中学（后者也是辩证法的应用）进行了批判。波普尔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歪曲1789年的自由、平等等观念的。他还认为，黑格尔完全清楚“辨证的方法可以用来把一种思想歪曲成它的对立面”他举黑格尔《法哲学》中对“思想自由”的理论为例。黑格尔说：象布鲁诺、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家因为宗教被迫放弃科学，他们应该向国家寻求保护，因为国家必须捍卫客观真理。但黑格尔接下去又说，对什么是客观真理，只能由国家来回答。这样，思想自由就走向它的对立面。  
    此外，黑格尔从本质主义方法论出发提出：认识或理解国家显然意味着认识它的本质或精神。我们只能从一个国家的现实的历史中认识本质及其潜能。这是历史主义方法的基本立场，即，认识国家这样的社会机构的最好方法是去研究它的历史，或者研究它的“精神”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决定着它的潜在的历史命运；每一个“希望成为存在”的民族必须通过进人“历史舞台”，即通过击败其他民族，来肯定其个体性或灵魂；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支配世界，所以，黑格尔的哲学中包含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它对德国后来的民族主义的灾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柏拉图的历史主义和黑格尔的有一些不同。黑格尔继承了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变的思想。和柏拉图不同，黑格尔并不认为变化的趋势是走向衰落，而是趋向理念，是向上发展的。因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是乐观主义的。  
    黑格尔的思想分别被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左派及其法西斯主义继承。但波普尔认为，虽然这些思想流派在知识渊源上十分近似，但如果忽视他们之间的差别，则是很不公正的。他首先肯定马克思的真诚。他说：“如果不承认马克思的真诚，我们就不能公正地对待他。马克思的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空言、尤其是不信道德方面的空言，使他成了世界上反对伪善和法利赛主义的最有影响的战士之一。……他追求真理的真诚和他在理智上的诚实，使他与他的许多追随者完全不同。”他还认为马克思是真正热爱自由的，马克思对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的兴趣，基本上是一种实践的兴趣。马克思在知识中找到了一种推动人进步的手段。他的贡献是巨大的。波普尔肯定了马克思用社会的经济条件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的科学性和进步意义，他还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是不能简单化地运用。而且，马克思的理论也是一种向前发展的尝试，哪怕它可能有错误，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尝试，科学是不会向前发展的。  
    波普尔对马克思的评价其实是很高的，在本书的许多地方，他都表达了对马克思的尊敬。他自己认为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和马克思是一致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观点甚至可以被当成是对马克思的辩护。他说：“他以各种方式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目光更敏锐。退回到前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是不可想象的。所有现代的著作家都受惠于马克思，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点。”  
    虽然马克思有许多功绩，但在波普尔看来，他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错误地相信历史发展存在着和自然科学一样的法则，并且力图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和柏拉图一样，有一种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相信，可以通过一种激烈的社会革命的形式，扫荡一切罪恶。马克思把社会革命当成是取得社会进步的唯一选择，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波普尔不能同意马克思的地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马克思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他认为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除了社会革命这种全方位的变革外，无产阶级还可能选择其他的方式（如他所提倡的零星的社会工程）改变他们的处境，波普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批评马克思。  
    （三）  
      
    波普尔把从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对社会改造的方案称为“乌托邦主义”。他不赞同乌托邦主义，认为只有社会零星工程才是一种理性的制度设计。  
    在波普尔看来，“乌托邦方法可描述如下：任何一种理性行动必定具有特定目的。它有意识地且一以贯之地追求其目的，并且根据其目的决定所采取的手段，这同样是理性的。因此，假如我们想要理性地行动，那么选择这个目的就是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而且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决定我们真正的或最终的目的，我们必须把它们同那些实际上仅仅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或中间步骤的中间的或局部的目的明确区分开来。假如我们忽略了这个区别，那么我们也一定会忽略了追问这些局部的目的是否可能促进最终目的的实现。而相应地，我们必定无法理性地行动。假如应用于政治活动领域，这些原则要求我们在采取任何一种实际行动之前，必须决定我们最终的政治目标，或理想国家。只有当这个终极目的确定之后，至少是要有粗略的大纲，只有当我们拥有了像是我们目标所系的社会蓝图一样的某种东西，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开始考虑实现它的最佳途径和手段，并制订实际行动的计划。这些是能够称得上是理性的、特别是社会工程的任何实际政治行动必需的基本条件。”  
    用这种乌托邦方法对社会制度进行设计在波普尔看来是很不可靠的。因为它必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存在一个绝对理想的方案，（2）对这个方案要有绝对的信仰，（3）有办法把这样的方案挑选出来，（4）还要有实现这种方案的最佳手段。波普尔认为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只要乌托邦工程管理者之间有在任何一点上有任何的意见分歧，如果不能采取理性的办法解决分歧，就可能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领导者的英明，“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英明的领导者们不可能通过理性的方法产生出来，而只能靠运气侥幸获得。”因此，这种方法是十分危险的。而且，乌托邦方法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它使人们过分依赖“精神领袖”或伟大导师为我们设计的“理想方案”，认为我们只要按这样的方案实施，而无须思考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放弃了思想自由和独立批判的能力，把自己主动交给别人，这很容易为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条件。它同时还为政治家推脱自己的责任找到“合理的借口”。如果一种方案实施的效果好，政治家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功绩，而一旦它失败了，政治家们又可以为自己辩解，把责任推给前人。另外，要实现一种整体的社会蓝图，往往需要少数人强有力的独裁统治。因此，这种乌托邦的方法是有害的。  
    另一种社会方法是零星工程的思考方法。波普尔认为这种思考方法在方法论上具有合理性。采用这种方法的政治家在其头脑之中，可以有或者没有一个社会蓝图，他也可以相信或不相信人类有一天将实现某种理想国家、并在人世间实现幸福与完善的目标。但是他会明白，假如至善至美在任何程度上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它也是极其遥远的。而且每一代人都拥有追求幸福避免痛苦和灾难的权利。“因此，零星工程将采取找寻社会上最重大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的方法。”波普尔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这远远超过单纯的字面上的差异，实际上，是理智的方法和非理智的方法之间的差别。社会零星工程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实施的。它鼓励人们积极地改变现有社会中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争取更好的结果。而乌托邦的方法潜在地期待某种一劳永逸的变革，不切实际地以为人间天堂可以在一夜间建立起来。事实上，建立人间天堂的梦想最终导致的都是灾难性的结局。  
    以上是波普尔的基本分析，我们可以把它和同时代的同样对极权主义的批评的著名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进行简单的比较。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极权主义带来以及可能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奥威尔的《1984》让人们能体会到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的可怕。而哈耶克则从经济和法律角度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得出和波普尔几乎相同的结论。他引用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哈耶克同样意识到极权主义是对真理的终结，是对个人自由的极大侵犯，并最终损害个人的幸福。   
    总之，波普尔在本书中详尽地分析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必须肯定波普尔是很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理论的。他仔细区分了马克思和其他看起来相似的思想。他也不是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只是进行学术讨论。我们可能不同意他的一些结论，比如对柏拉图的“哲学王”的解读，他把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对立和他对柏拉图的评价——“在哲学王统治背后隐藏的是对权力的追求，给最高统治者的画像就是一幅自画像”；他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的批评有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他的理论分析对我们还是有启发作用的。其次，他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预见也是很有见地的，是善意的提醒而不是恶意的攻击。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自由主义理论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已经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能比较公平地对待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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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极权主义主要指的是法西斯主义和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以及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直被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把笔者不同意他们的著作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因为在波普尔笔下，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会导致极权主义，甚至福利国家也有可能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所以，不能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就先否认波普尔这本书的价值。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同上书，第一卷，第244页。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同上注，第141页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292页。  
    同前注，第300页。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注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宪法->外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