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一挖冤案背后的“职务犯罪链”
6年前，河南禹州青年王俊因被冤成“强奸犯”而获刑9年，后因同监服刑的一男子主动向狱方自首才洗刷冤情，于今年8月被无罪释放。日前，禹州警方两名承办此案的民警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被检察机关批捕。据新密市检察机关透露，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已成立专案组，彻查这起冤案背后隐藏的职务犯罪问题，两民警被捕，只是查处这个职务犯罪链条的开始。（大河报10月29日）冤案背后有条“职务犯罪链”，这恐怕不是王俊超案所独有。与此案类似的，还有湖北佘祥林a>、河北李久明、云南王树红等冤案，均因“死人复活”或“真凶落网”才洗刷冤情。这些冤案的形成，固然与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制度和程序不完善有关，但直接的原因仍在于办案人员失职、渎职、违法办案。从刑讯逼供、诱供、指供，到非法取证、片面取证，甚至不惜打击证人、掩盖真相，到最后罪疑从有、枉法裁判，哪个冤案背后少得了这条“职务犯罪链”！
把冤案归咎于制度，固然有利于推动法律完善和制度变革。但不要忘记，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来执行，再完善的“法治”也离不开高素质的执法人员。上述冤案的发生，直接原因恐怕不在于法律不善，而在于有法不依、违法办案。比如，刑讯逼供、诱供、指供历来为法律禁止，为何明知故犯？明明知道证据不足、是“疑案”，为何要坚持起诉、判决？这其中，如果有一个环节能够认真负责、依法办事，冤案又如何能成？
因而，制度反思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因而遮蔽甚至代替冤案问责。挖一挖冤案背后“职务犯罪链”，让渎职违法者承担其应负的法律责任，理应是终结冤案的必备一环。否则，不仅无以警诫违法者，亦可能使“良法”在运作中蜕变成“恶法”，法治目标永难实现。
（作者单位：100038 北京木樨地南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部博士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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