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讨正义
所有民间对日诉讼的艰难，都因为一个同样的背景：日本政府对于战争罪责的回避、否认、歪曲……，及对军国主义的“宽容”。而所有诉讼的意义在于，苦难的记忆终究不会泯灭，正义永远不会被抹煞！FONT>
细菌战诉讼案的第３２次开庭
STRONG> ■文、图／申智华本刊特约记者 陈景平陈立强
哭一声我妈死得最苦，死了三天无人问，亲戚路眷不敢进门。路短人稀无人走，家家户户关紧门……”
这首自编的诗歌中讲述的是湖南省常德市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的情景，也是日本立教大学历史社会学者上田信教授在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的官司中的证词内容。这起跨国官司如今已打到了第７个年头，２００４年８月，二审法院日本东京高等法院进行了第４次开庭，也是整个诉讼的第３２次开庭。
这起诉讼的地域涉及浙江金华、宁波和湖南常德，而常德，是日军细菌战中受害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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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巳之痛
６３年前。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４日清晨，常德市上空弥漫着大雾，大部分常德人还沉浸在梦乡中。突然，凄厉的防空警报惊醒了所有熟睡的人们。然而，扶老携幼逃出城去躲避空袭的人们却奇怪地发现，敌机飞临常德上空时，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掷下炸弹，城内也没有传来熟悉的爆炸声。
如今已８０岁高龄的黄岳峰是一名鼠疫感染幸存者，在回忆起６０多年前的惨痛一幕时，他苍老的眼神显得有些迷惘：“那天飞机来的时候早得很，撒的是红壳壳，这么小的红壳壳，那街上撒得几多厚。”黄岳峰艰难地向记者比划。
黄岳峰回忆说：“那天丢东西是丢在傅家拐的，老石公桥傅家拐村。”老人领我们去了那个叫做傅家拐的地方，昔日繁华的街道早已没有了，如今那里立着的是一块纪念碑。
飞机不丢炸弹，却抛粮食，事情来得实在有些蹊跷。然而，更为蹊跷的是，几天后，常德城里，光天化日之下，满街都是老鼠。据细菌战研究者常德市党史办原副主任叶荣开调查：当时城区一个叫做鸡鹅巷的地方有两个酱园，生产蚕酱、麦酱、腊八豆，那里老鼠很多，细菌投到那里，老鼠就首先染上了鼠疫。
如同夜行鬼魅一样的灾难，悄悄地、恶狠狠地向不知底细的常德人扑了过来。
陈玉芳１９９５年担任常德外侨办公室副主任，从１９９６年起开始介入和主持细菌战受害调查和诉讼事务。她告诉记者，人们把日军飞机播撒在街上的东西打扫后拿到广德医院化验，发现这些谷壳、破布条、破棉絮里含有大量带有鼠疫细菌的跳蚤，“当地政府进行了紧急防疫，军警把守城口，那些有鼠疫症状的发烧病人全部被送到隔离医院。”
王国珍，今年已是９５岁的高龄，原国民党十六军军医，常德鼠疫暴发期间，由于当时医务人员奇缺，王国珍于是被抽调到隔离医院。老人思维清晰，眼睛也仍然好使，只是高度耳聋，因此，记者的采访问题只好写在纸上，老人看完问题后，向我们谈起他在隔离医院的经历。
王国珍说自己的第一个病人是一名妓女，治了一个多星期后就去世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很难得到治疗鼠疫感染者的特效药，所以进入隔离医院的病人很少有治愈的。“那时候，青霉素都是进口的，都是从西方国家搞来的。”
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极容易传染，然而，送到隔离医院的病人却并不是很多。通过对当时档案的调阅，记者发现记录在册的鼠疫死难者只有３００多人，而事实上死于鼠疫的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更多的死难者在当时被家属悄悄地瞒下了。
家住常德城区的何英珍老人解放前家里是开药铺的。那一年一家１８口人死了６个，但没有一个登记在册。
何英珍回忆说：“当时就听晒台轰隆地一响，我哥跑到晒台一看，我嫂嫂已经倒在地上了，我父亲一看，说坏啦，这是症头，那个时候不晓得是鼠疫，认为是一种急症。”
何家立即请来了老中医进行诊治，但是何英珍嫂嫂的病情并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对何英珍来说，当时发生的情况就像是在昨天：“大夫就在我嫂嫂手上放血出来，那是一种带紫色的血。”
何英珍一家是江西人，鼠疫暴发期间，何英珍的伯父和叔父已经回江西探望年迈的父亲。嫂嫂死后，何英珍父亲将常德家中有人发病死亡的消息电告了他们。丧亲之痛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何英珍的悲哀却无法磨灭：“伯父和叔父日夜兼程地赶了回来，当时是悄悄从后门进的家，因为前门都有封锁。结果他们也都传染上了这个病，１８天里就死了６个人。”
由于害怕官方知晓后将尸体拉走进行解剖和火化，他们对亲人的死秘而不宣。“我家是靠沅江河边住着的，到了半夜，就租一条小渔船，悄悄地运到德山，悄悄把他们埋葬。”
在常德档案馆我们发现了一张摄于常德鼠疫暴发前的全家福，照片中的那个男孩名叫张礼忠。如今他已经７３岁，采访中，老人向我们展示了日军炸弹在他腿上留下的永久痕迹，“这是日军在１９３９年和１９４０年这两年炸的，我身上有很多飞机炸弹弹片，炸弹炸的两个脚都是伤，都发炎啦，一直到解放后才好”。
张礼忠的父亲是刻字的，他家的刻字店是当地有名的店铺，用张礼忠的话说当时是兴旺发达的时候，在１９３８年前后人财两旺。可是鼠疫暴发后，张礼忠两个年幼的弟弟不幸染病死亡。
张礼忠回忆说：“不敢哭，因为都是板壁房，怕隔壁邻居知道，怕被检举揭发。没办法，晚上偷偷哭一晚上，我的奶奶把毛巾捂着嘴，都呛出血来，就是不敢哭出声。早晨父亲就找两个箩筐，挑担子的箩筐，一头挑一个，就当作孩子是睡着了一样，挑着出去，送到郊区，葬在乱葬岗。一个箱子，用木板拼的，两个埋在一个箱子里，到那里也不敢哭，怕人听了报官。”张礼忠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经常停顿，目光迷茫。
尽管当时的政府也有一些防疫措施，但很快这场被当时人们称为“人瘟”的鼠疫，还是像风一样刮到了常德城四周的乡村。由于当时乡村百姓的防疫观念比城区要弱得多，加上缺医少药，乡村的情形更是惨不忍睹。
“鼠疫死人死得快，非常的痛苦，人死了以后，身上都是黑色的，乡下就把这种病叫做乌鸦症，全身都是紫的，像乌鸦一样。”据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陈致远教授介绍，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暴发鼠疫以后，常德来了很多防疫队，包括中央卫生署派来的鼠疫防疫队、军医处的卫生防疫队、红十字的防疫队，很多的专家也都来了，但是一直到第二年的４月，没有一个治好的。４月以后，因为调来一种比较特效的药——磺胺，才开始有几个人治好，“总共就治好几个人，大概城区治好了７个人。”
杨智慧，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职工，今年７３岁，这名医生的晚年生活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和弟弟杨智华就是当年感染鼠疫的幸存者，但并没有被官方记载，因为他俩并不是官派医疗机构的治愈者。
杨智慧的母亲是基督教徒，当时常德的广德医院是个美国教会医院，副院长是个叫谭学华的中国人，是留美博士，也是基督教徒，他们经常一起上教会，都认识，杨智慧的母亲就找到这个谭院长，一定要他把她两个感染鼠疫的孩子接出来，说你做试验都可以。幸存的杨智慧回忆说：“我的母亲就跟他叩头作揖，头上都砸起好大的包，他没办法了，就偷偷地背着广德医院，把我们弄到医院来了，放在一个上无片瓦的留滞室里，吃了几个月的药，才治好。”
这场灾难，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让人心有余悸。它夺去了常德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的性命。由于鼠疫始发时间为１９４１年，即中国旧历中的辛巳年，湖南地方史志称为辛巳劫难。而早在发动常德细菌战之前，日军７３１部队在浙江宁波、金华义乌等地也投放过细菌，造成无数普通百姓的死亡。
漫长之诉
细菌武器是一种对人、牲畜以及农作物等一切生命体进行大量屠杀的最为残忍的武器。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往往会导致无辜平民的大量死亡，造成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是极为残酷和卑劣的种族灭绝行为。然而，二战结束后，东京远东军事法庭并没有将日军７３１部队的司令石井四郎作为战犯审判。
陈致远教授的观点是，当时美国控制了东京审判。美国发现日本细菌战的研究很先进，于是想自己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就没有将石井四郎作为战犯审判。常德市政协原副主席，赴日诉讼第一、二次声援团团长蒯定勋的说法佐证了陈教授的观点：“细菌战的资料让美国人运走了，而交换条件是，不审判发起细菌战的战犯石井四郎。”
二战后，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美国为了扶持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支国际势力，对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铲除，导致战后的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的罪行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真诚的认罪态度。同时，中日两国长期没有建交，使得对日军罪行的清算存在着外交方面的障碍。
蒯定勋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他们相当顽固。
尽管战后日本政府对战争没有真诚认罪态度，极力掩盖细菌战的犯罪事实，但是仍然有一些爱好和平、追求正义的日本人士在不遗余力地探究事实的真相，森正孝就是其中的一个。
陈玉芳与森正孝这名日本中学教师有着直接的交往，据陈玉芳介绍：森正孝的父亲原来是驻东北哈尔滨间谍组的组长，知道很多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他父亲回去以后跟他讲过很多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他后来教书的时候发现日本慢慢地在篡改教科书，他坐不住了，从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就来中国调查，来来往往几十趟，最后制成一部影片叫做《侵略》。
森正孝在上课的时候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拍摄的纪录片《侵略》放给自己的学生看。
那些学生看了以后，写了很多日记。其中有一个女学生写一篇日记说，看了以后，我很震惊，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祖先也像法西斯那么残忍，因为日本在国内宣传他们是圣战，所以日本国民根本不知道日军在东亚东南亚这些国家犯下的种种恶行……
一本日本出版物以日记的形式记载着日军在常德上空投放鼠疫的全部过程：“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４日，７３１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５点３０分从江西南昌机场起飞，６点３０分到达常德，从常德上空不到１０００米的高度空投带鼠疫的跳蚤３６公斤。同时投下的还有保护跳蚤的棉花、谷物等。投放时有一侧撒布器开盖不充分，只好将整个容器连笼子一起投在西洞庭湖上。”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日军细菌战铁证的井本日记。日记的作者是井本熊男，侵华派遣军司令部作战参谋。据陈致远教授介绍，井本熊男当时主要负责７３１部队和日军最高司令部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进行细菌作战，所以他的日记是工作日记，不是私人的生活日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日本７３１部队于１９３２年建立，由留德医学博士石井四郎管辖，对外称做防疫给水部队，对内则秘密研究包括细菌在内的生化武器。石井四郎在给陆军省的陈言中，鼓吹细菌不仅能够人传人、村传村，不断扩大，而且其毒害可以深入人体内部，死亡率比炸弹要高得多，同时又可以节约钢铁，正好可以弥补日本资源不足的缺陷。１９３６年，７３１部队迁到哈尔滨，他们用活人做试验，并把受试者叫做原木。１９４０年７３１部队在浙江投放细菌的时候，发现鼠疫非常有效，所以在常德就投放了鼠疫。
松本正一，８６岁，日本７３１部队航空班的飞行员。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年间，曾多次参与飞机播撒鼠疫跳蚤行动，是当时那场细菌战为数不多的见证人之一。
松木正一回忆说：“开始是花钱买了一架旧式飞机，用来做实验，后来实验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从军方得到两架轻型轰炸机，轰炸机里面有容器，在里面放满了跳蚤之类的东西，飞机的主驾驶员只要一按按钮，那个大罐的盖子就会打开，跳蚤就出去了。”
日军为什么选择常德作为这场细菌战的一个重点投放地点？陈致远教授认为，常德自古以来就是川黔的咽喉、湘西的门户，抗战时期成为正面战场和重庆联系的一个交通枢纽，此外因为常德是重庆的粮仓，抗战军民需要的军粮很多都是从常德运出去的，日本选择常德作为鼠疫攻击点，用心非常险恶。
用心险恶的日军细菌战令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虽然在战后被隐瞒了几十个年头，但是苦难的记忆终究不会泯灭。１９９４年，浙江义乌崇山村的几个村民向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对崇山村实施细菌战进行道歉和赔偿。
到这个时候，王选是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因为这名伟大女性的出现让无数遭受细菌战之痛的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也包括那些因细菌战而埋身黄土的冤魂。
崇山，是王选魂牵梦萦的祖籍之地，也是她插队时挥洒过青春和汗水的地方。旅日的王选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了崇山村民递交请愿书的消息，她感到异常的震惊和从未有过的冲动。很快，王选作为一名翻译加入了由日本友人组成的细菌战调查团。后来得知，１９４０年，日军对浙江宁波、衢县、义乌等地发动过细菌战，王选的叔父也是无数死难者之一。就这样，王选作为受害家属成了原告，最后被推举为细菌战诉讼案原告团的团长。
陈玉芳回忆起当年王选来常德调查的情景：当时有位日本老人叫土屋公献，已经八十高龄，老人是日本律师a>协会前会长，在日本律师a>界颇有声望。当听说到细菌战的事情后，老人毫不犹豫地担任起替中国受害者辩护的日本律师a>团团长。
常德方面很快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委员会。据统计，常德细菌战有名有姓的受害者有７６４３人，加上全村死光、没有后人或其他不可统计的死难者估计应在１５０００人以上。１９９７年８月，包括浙江和湖南常德在内的１０８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又有７２名中国受害者加入其中。
原告提出要求被告日本国政府对原告进行谢罪、道歉，并支付每个原告１０００万日元的损害赔偿金。原告要求日本国进行“谢罪和赔偿”的法律依据是：《海牙条约》第三条；中国《民法》；日本《民法》；日本《国家赔偿法》第一条。
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答辩称：第一，海牙条约没有规定受害者可以向侵略国请求赔偿的权利；第二，依据战前日本宪法中的国家无答责的原则，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三，根据日本民法，原告的起诉超过了２０年的诉讼时效，因此，丧失赔偿请求权。
陈玉芳于２００１年底去日本旁听了当年１２月２６日一审法院的第２７次也是最后一次庭审，她向记者说起原告的日本律师a>团在法庭辩护的情景：“当时土屋公献发言，有个留学生坐在我旁边，悄声给我翻译，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我记忆犹新，‘只有野兽伤人不予赔偿，我希望我们的政府不是野兽’。”
中国受害者的声音也引起了一些有良知有正义感的日本议员的同情，川田悦子就是其中的一位。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６日，川田悦子在日本国第二议员馆为细菌战原告举行一个控诉会，然而在场的政府官员未做出任何有诚意的答复。气愤之下，川田悦子斥责了他们的表现：“我们没有感到你们说话当中有任何诚意，你们现在面对两位中国的原告代表，能否拿出真正的诚意来？”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７日，对细菌战诉讼案的原告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场打了足足有５年的跨国官司，经过共２７次开庭审理，由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认定日军７３１部队细菌战事实和原告受害情况，但驳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要求。判决理由一是依据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国家无答责”的原则，认为国家权力因素造成的损害不适用《民法》；二是以民事诉讼时效２０年为由，认为细菌战事件已经过去了６０余年，原告丧失了赔偿请求权。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聂资鲁博士认为：“国家无答责原则主要是指国家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伤害包括战争伤害，国家不负任何责任。但是这一个原则是从绝对主义时代产生而来的，就是王权神授。这样的一个原则拿到现代社会中，是没有合法性的。”同时聂资鲁教授认为，即便依据国家无答责原则，也只能适用于日本国民，对他国国民是没有效力的。
“追究战争犯罪和残害人类犯罪是不受时效的限制的。”对于诉讼时效问题，聂教授说，“依据是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６日根据联合国大会等有关决议的精神制定的国际公约《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尽管日本国没有加入这个公约，但是这个公约追究战争罪以及危害人类罪的法律原则已经在国际司法实践中被执行，反人类罪的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了，所以公约对日本国仍然具有约束力。”
此外，日方在判决中还认为，中日建交时，中国方面承诺放弃日本国的战争赔偿。对此，聂资鲁说：“全世界都很清楚，我们放弃了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
一审判决后的第三天，原告团向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２００３年５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我是７３１部队的老兵，参加过这场战争，做过对中国人民残酷的事情，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筱冢良雄，原７３１部队的老兵，是这场细菌战诉讼案原告方的重要证人，“作为日本政府，现在要对以前犯下的罪行负责，要赔偿，我会为这场活动斗争到底，斗争到死。”
采访中记者得知，像筱冢良雄这样尚在人世的老兵已经不多了。在东京地方法院一审时曾留下日记的原日军参谋本部的井本熊男，以及曾经出庭作证的增田美保都已先后谢世。中国方面，一些知情的老人也已是垂垂老矣，风烛残年。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场还看不到尽头的诉讼的担忧。
郭立纯，常德师范学校校长，常德声援团第三次赴日的负责人，“我曾经在日本国会讲过一个观点，不要以为我们的原告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地倒下了，你们从三次声援团就可以看得出，我们声援团的成员一次比一次年轻，而且我们这一次声援团来了很多校长，校长的身后就有很多年轻的一代！”
“只要坚持就有希望，坚持就有希望。”陈玉芳坚定地说。
这场对正义的追讨，还将继续。
在前途未卜的细菌战诉讼案第３２次开庭之前，２００４年７月９日，中国劳工对日诉讼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５名中国劳工诉日本西松建设公司赔偿一案，由日本广岛高等法院作出了二审判决，驳回一审原告败诉的判决，改判原告方胜诉，并勒令作为被告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向原告赔偿２７５０万日元（约合人民币２０９万元）。
这是日本的高等法院首次对中国劳工赔偿诉讼案作出赔偿判决。FONT>
二战劳工日本胜诉纪实
STRONG> ■文／宋青桦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２日下午６时５５分，青岛流亭国际机场。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缓缓地走出了国际航空通道。
他叫宋继尧，３天前在日本获胜的中国劳工索赔诉讼中，他是５位原告之一。对于６０年前的经历，老人记忆犹新。
１７岁被俘背井离乡
今年７８岁的宋继尧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市照旺庄镇前淳于村，毕业于莱阳县立中学，是当时农村少有的文化人。１９４４年初春，正当他满怀一腔热情，憋足了劲要抗日报国救天下时，却被国民党一支地方武装抓了壮丁。令他欣慰的是这支部队同样坚持抗日，一直活跃在崂山、流亭一带与驻青岛日军开展游击战。然而入伍不久，宋继尧所在部队就在与日军的一次激战中遭受重创，反复多次突围失败后，１７岁的宋继尧被俘了。
随后，宋继尧与几位战友一起被押往位于济南的强制收容所——“新华院”，日本人当时称之为“新生华人劳工训练所”。实际上这是侵华日军建立的一座专门关押、残害中国抗日军俘和平民百姓的集中营，当年日军在我国共建立了５个这样的大集中营。在“新华院”，几乎每天都有难友被折磨死，由于运送尸体的马车一天只来一次，宋继尧曾经多次与死去后却来不及被拉走的难友在同一个屋子里过夜。一位难友逃走被抓住后，大家都被日本兵驱赶到操场上，眼睁睁看着那位难友被连捅几刀后，又给狼狗活活咬死……
被收容一个多月后，宋继尧被转运至日本——１９４４年４月日本西松组（西松建设公司前身）向政府提出征用３００名中国劳工的要求，得到许可后，在侵华日军协助下，西松组来到“新华院”挑选了３６０名战俘、农民和商人作为劳工，宋继尧是其中之一。
在长达７天的赴日航程中，宋继尧等人没有一天不在经受着死亡的考验。他们被关在船底，启航不久就遭遇大风暴，货船颠簸起伏十分厉害，大家被甩得东倒西歪，很多人被同船装运的矿石撞得头破血流。由于条件恶劣，３位劳工患病后无法医治，只能眼瞅着病死。日本人把他们的尸体捆上大石块抛下船去，冤沉大海。８月５日到达日本下关，６日宋继尧等人乘火车北上广岛，又乘汽车来到山县郡加计町安野发电所施工现场，开始了他们的地狱生活。
失去双目痛不欲生
二战时期，广岛是日本的重要军事基地，为确保其电力供应，日本西松建设公司（下简称“西松公司”）承担了安野发电所建设工程。安野发电所是一座水力发电所，如今仍然在正常运转，每年可输出电力５９００千瓦。当年西松公司具体施工方案是这样的：在土居把太田川的水引上来，通过山里的导水隧道，在下游的坪野利用６０米的落差发电。
劳工们住在香草收容所中，那里的结构是全封闭式的，没有任何窗户或通风口，床是木板搭在一起的大通铺，上面仅铺了一片薄席子，５０多个人挤在一起。即便在白天，屋里也是昏暗一片。回忆起那段悲惨屈辱渗透着血泪的历史，宋继尧老泪纵横，手里的拐棍握得紧紧的、颤抖着：“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每顿饭就是一个很小的橡子面做的窝窝头，大小一口就能咽下去。不舍得吃，把它一点一点分成四口，慢慢吃掉。一天吃十几口，一天的饭就吃完了。后来，实在饿得没有办法，就把窝窝头压成饼状，掰成几小块，泡在冷水里，泡得像稀饭那样，先喝水，再吃泡涨的碎饼子。”饥饿残酷地折磨着年轻的宋继尧，他只好趁出工时偷偷捋几棵野菜垫饥，结果被监工发现了，挨了一顿暴打。捡野菜的办法行不通，夏天他们饿得两眼发昏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捉围在电灯四周成群的蚊子吃，冬天只有吃雪。
比饥饿更可怕的是每天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他们每天劳动时间都超过１２小时，手持木棍的监工还在身边不停地抽打催促。隧道里用火药爆炸的碎石是花岗石，又坚硬又尖锐，鞋子早就被磨烂了，宋继尧就赤着脚在布满碎石的坑道里来回走，划破的伤口鲜血淋漓。在日本干活期间，宋继尧们穿的始终是离开中国带去的那一身衣服，上衣没有袖子，裤子的下半截也没了。日本加计町的冬天经常下雪，在１９４４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宋继尧和难友就这样光着脚走过冻僵的雪地上工。
隧道里向外运送碎石的车轨在隧道外是３０米的下坡，然后有一个很急的右转弯，很危险。１９４５年３月初的一天，宋继尧和难友陈华书推着满载石头的铁车从隧道出来，一千多斤的碎石使铁车沿着陡峭的下坡急速滑了下去。在右转弯的地方，筋疲力尽的宋继尧怎么也搬不动方向操纵杆，铁车顿时冲出轨道翻了过去，将宋继尧甩下了山崖。大大小小的碎石紧随着劈头盖脸打下来，宋继尧当场昏死过去。难友把他救上来后，发现宋继尧的眼睛被砸伤了，进了许多沙子，没人给治疗，宋继尧只好用附近的污水洗了洗。但是，很快他的双眼就肿了起来，开始流脓，大约过了十几天，整个头部都剧痛起来，接连疼昏过去三次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双目失明彻底摧毁了年仅１８岁的宋继尧，他接连几天不吃不喝，多次要自杀都被难友拉住了，大家一边安慰他，一边与日方交涉要求为他治疗。
３月下旬的一天，日本翻译川上对宋继尧说要带他到广岛医院治疗，把他和邵义诚、郑吉彪等１３个病伤劳工集中到一起，离开了安野，结果川上直接把他们送上了船。原来，西松公司看到这１３个人确实不能干活了又不想给治疗，就像甩包袱一样把他们抛弃了。在回国途中，宋继尧的右眼疼得几次昏厥过去，最后，他自己用手把眼珠生挤出来，挤出了眼里的脓血，疼痛才减轻了些。
其余劳工在日本战败后回国，其中有２４人因事故或疾病死亡，另有５人死于原子弹爆炸，３６０名劳工实际回国是３３１人。
伸冤诉讼义无反顾
１９４５年３月底，宋继尧等人到达塘沽港后，被日本人看押在一个马棚里，浑身长满疥疮，５天后，日方将他们押送至青岛拘禁在一家旅舍。随后不到两天时间，两位难友突然失踪，这件事引起宋继尧等人的警惕：也许日本人要对这些无处可送的人下毒手了。这时，旅舍的账房先生也暗中叮嘱他们伺机逃走。大家决定离开旅舍。为照顾双目失明的宋继尧，一位姓石的难友挺身而出，愿意把他送回莱阳。到青岛后，宋继尧和难友向过路人打听道路时，过路的人都说莱阳的八路军正与亲日的国民党暂编十二师激战，劝他们不要去送死。归心似箭的宋继尧坚持要回家，“我就是死也得回家，俺娘在家里惦念着呐。”于是他和姓石的难友告了别，一路乞讨独自往家走。由于不熟悉路他多次掉进河里，摔到沟里，手指也磕断了，半路上还差一点被当作日军奸细给打死。２个月后，在莱阳地方抗日政府派人护送下，宋继尧回到了自己的家。母亲见到独生儿子浑身长满疥疮、双目失明的样子，顿时哭晕了过去。
宋继尧的伤病整整治了一年才逐渐好转，第二年秋天，母亲为他拜了一位盲人师父，学说书唱戏弹三弦。１９４９年，宋继尧成了家，婚后生有四子一女，生活十分贫苦。
从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４年，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安野劳工调查，宋继尧是在最后一次调查中被找到的。此前的１９９３年，刘宝辰教授已经协助劳工吕学文向日本西松公司要求赔偿，西松公司以“只不过是使用国家分配的中国人而已”等理由拒绝了。宋继尧知道后，当即表示要和幸存的难友一起把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进行到底，为３６０名受害工友讨一个公道。
１９９４年６月，宋继尧向西松公司提出谢罪赔偿的要求被拒绝。１９９５年５月，宋继尧在儿子宋建刚陪同下第一次返回日本，向位于东京的西松公司详细地陈述受害的实情，要求对强掳劳工的事实进行谢罪和赔偿。西松公司一方面以种种理由推脱责任，一方面派人到宋继尧下榻的宾馆交给他一个红包，妄图收买拉拢、息事宁人。宋继尧当场严厉拒绝，义正词严地说：“在安野残酷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给我带来了一生的苦难。我们要你们谢罪是为了不让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历史重演，是争回我们的尊严，你这种不知悔改的行为是对我们受害难友的再次侮辱！”西松公司的代表灰溜溜地走了。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６日，吕学文、宋继尧、邵义诚３名幸存者和杨世斗、曲训先２名遗属共５名原告向广岛地方法院起诉西松公司，追究其强掳中国人当劳工的责任。一场旷日持久的艰难诉讼开始了。
年近八旬五次赴日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１日，广岛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安野中国劳工诉西松公司案，宋继尧、吕学文和日本友好人士山田延广、足立修一、山口格之、中岛宪组成的律师a>团在法庭上与西松公司展开激烈辩论。
宋继尧当庭把当年的苦难和一直影响至今的受害事实公之于众。对于这些受害事实，西松公司却狡辩说：“到现在都已经过了５０多年的长期岁月了，被告公司的资料已经完全没有了，当时的被告公司的有关人员的姓名、生死不清楚，在公司内也没有传下来的迹象。因此对原告们向被告公司主张的事实也没有积极争辩的手段，对于事实的认定也没有确认的方法。”原告律师a>团对西松公司的主张予以严厉驳斥，并请生长在当地的广岛市西区原农业团体职员栗栖薰老人出庭作证，当场揭露了西松公司否认原告受害的谎言。
栗栖薰生于１９２９年，他父亲曾是宋继尧所在香草收容所的监视员，１９４５年１６岁的他曾经多次看见中国劳工和手推车一起掉到悬崖下面。栗栖薰作证时热泪纵横，坐满旁听席的当地民众无不痛哭失声，他们为当时国人的残暴行径羞愧，为遭受虐待的中国人伤悲。
在原告和日本友好律师a>团开展的要求广岛地方法院充分审理和公正判决的署名运动中，日本各地民众署名声援超过９万人，４７６９０封署名信被提交法庭。然而争取正义的道路却出乎宋继尧等人意料的艰难——２００２年７月９日，广岛地方法院以“超过２０年时效期”和“当劳工是中、日政府的行为，劳工本人无资格起诉”为由，判宋继尧等原告败诉，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一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诉讼，打了几年，结果竟然是败诉，宋继尧愤怒了，更让他气愤的是自己明明是受害者，法官却说“劳工本人无资格起诉”。他们当即决定上诉，第二天就到广岛高等法院办理了上诉手续。
７月２１日，由新美隆律师a>为团长的新上诉律师a>团组成，全力投入新一轮工作。新美隆是一位长期援助中国劳工诉讼的日本著名律师a>，他作为“花冈事件”中方律师a>团团长，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在东京高等法院为中国劳工诉讼取得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花冈和解”，使中国劳工获得了诉讼史上的首笔赔偿金。
两年后，经过宋继尧等原告和日本友人的不懈努力，正义之声终于在广岛这个曾经遭受原子弹爆炸留下深深苦难的城市上空响起来。
２００４年７月７日下午，宋继尧老人在儿子宋建刚陪同下，踏上了第五次赴日诉讼的征途。抵达日本福冈第二天，宋继尧与邵义诚、杨世斗三人（另外两名原告曲训先、吕学文在诉讼期间不幸先后去世）来到位于广岛市中区的和平纪念公园，对当时被强掳至日本后死于原子弹爆炸的杨世斗的父亲杨希恩（当时２２岁）等５名原劳工进行了悼念。宋继尧满怀期待地表示：“希望法庭能作出一个可以治愈苦难伤口的判决。”
７月９日下午，宋继尧、邵义诚、杨世斗三人捧着吕学文、曲训先的遗像缓步走入广岛高等法院法庭。主审法官铃木敏之宣布正式开庭，现场座无虚席，挤满了前来旁听声援的日本民众。辩护中，西松建设公司辩护律师a>马场则行依旧援引了“时效壁垒”。以新美隆律师a>为首的中国劳工律师a>团则指出：原告在战争期间被掳做劳工，人权上受到了重大损害。同时，原告一直受被害事实的困扰，日本企业还封锁、伪造强掳资料，原告行使权利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诉讼时效为由判定原告丧失索赔权，显然违背了正义原则。双方唇枪舌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２００４年７月９日下午２时３０分左右，法院审判长铃木敏之下达了判决书：判决原告胜诉，责令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向其在二战期间强掳的中国劳工和已故劳工家属代表作出赔偿，赔偿金额为５名原告每人５５０万日元（约合５万美元）。
这是日本高等法院首次对中国劳工赔偿诉讼案作出赔偿判决，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二战劳工对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提起诉讼以来首次在二审中胜诉！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判决跨越了妨碍解决战后赔偿问题的“时效障碍”，具有历史意义，将对今后中国劳工向日本企业和政府提起类似的赔偿诉讼的判决产生重要影响。
安野地狱般的苦难冤屈终于得到公正的判决！６０年来如磐石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屈辱血泪终于得到伸张！那一刻，宋继尧仰天长叹，从１９４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４年７月，６０年前失去的尊严、遭受的折磨，整整６０年后才得以讨还，人生再也不可能重来的６０年就这样在漫长的痛苦中永远失去了。正义来得太晚了！
当天夜里，宋继尧辗转反侧，无法入眠，６０年前在安野的悲惨遭遇一幕幕清晰起来，难友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身影久久萦绕在他的脑海中。７月１０日一大早，宋继尧就动身来到加计町香草，来到当年的建设工地，把胜利的消息告诉了长眠于异国他乡的２９名难友，以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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