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考察报告还要“文革期间的表现”吗？

　　在干部考察报告中，至今还保留着“文革期间及ＸＸＸ年ＸＸＸ中的表现”一栏，以此来衡量干部的政治性和忠诚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30年了，那场浩劫给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成为我们民族心底永远的痛。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对象，而是大面积的、群体性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认定，就普通的干部群众来说，再追究其当时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这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僵化思维。
　　“文化大革命”过错的根源不在普通的干部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首先，“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普通干部群众无法揣测的。毛泽东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在运动初期，其真实意图，是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以及绝大多数普通干部群众无法预知的。其次，“文化大革命”的局势是普通干部群众无法控制的。“文化大革命”自发动以后，已迅速演变为席卷全党、全军、全国的政治狂潮，发展之盛，已到了彻底失控的程度，即使毛泽东本人也缺乏准确的估计。第三，“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普通干部群众无法预料的。叶剑英曾总结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远不止于此，而且其造成的后遗症更是长期的、无法估计的。
　　“文化大革命”过错的对象是群体而不只是个体。“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但是，这些人还是身不由己支持、参与甚至鼓动了这场运动。说他们是别有用心也好，盲从也罢，可以肯定地说，上至国家主席，下至贫民百姓，他们与党中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与他们的过失相比，他们更多的是无辜，是受害者，是牺牲品。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说过,当时大家脑子都发热,包括他自己、总理也说了许多违心的话, 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不管是在清醒状态还是处于蒙昧状态，当时谁不是一哄而起呢？谁不是争先恐后呢？谁不是慷慨激昂呢？“文化大革命”扭曲了许多人的党性和人性，扭曲的党性、人性又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如果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言行表现来评价干部，恐怕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干部。
　　“文化大革命”的过错不应无限延伸。如今的干部，除了省部级当中的年长者，多数人年龄在50岁以内。1966年，现在50岁的人当时才10来岁。从干部选拔的年轻化程度来看，许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是处于襁褓之中，就是十多岁的小孩子，有的可能还没有出生。象这样画蛇添足增加干部考察的项目，是矫枉过正呢？还是形而上学？这样的项目设计还有什么时效性？
　　干部考核材料中列入“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一栏，充分体现了一些地方、一些领导思想的落后、保守和无所作为。叫别人积极“开拓创新”，但是自己却不能与时俱进；叫别人不要墨守成规，但是与现实明显不协调的、已经毫无意义的规章制度，却无法突破，不敢越雷池一步。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内容堂而皇之地写在干部的考察报告里。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践“三个代表”，保持先进性，我们是不是要排查一下自己身边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并切实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