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村官腐败透视：手段简单直接 家长制作风严重

来自青海各地的检察长们披露的事实令人震惊：一些村干部把当村官同捞钱、为亲朋好友谋利等同起来;个别村的村委会在土地补偿款上“抱团腐败”，作案手段简单直接，大有“我的地盘我做主”之势……

村干部职务犯罪逐年上升———如此趋势出现在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经济欠发达的青海省，颇令人费解。检察官分析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忽视廉政建设工作，惩罚力度弱，村干部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村级财务混乱监督缺失，都成了滋长村官腐败的“温床”。

19起24人，21起21人，28起30人，31起37人，35起49人……
2004年为246万元，2007年511万余元，2008年达778万余元……
两组数据来源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呈现的是从2004年至2008年，青海省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乡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变化趋势。
数字解读出了事实：乡村干部职务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且涉案金额不断增大……
化隆县村干部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超过了90%。在浓厚的家族观念影响下，一些村干部存在严重的家长制作风，把当村官同捞钱、为亲朋好友谋利等同起来
青海省化隆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24万人，有17个乡镇，362个村。
　　据化隆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多吉介绍，2006年至2008年3年间，该院共立案侦查各类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9起13人，村干部涉嫌职务犯罪6起9人，分别占总立案数的66.7%和69.2%。

李多吉说，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是该县村干部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目前全县村干部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超过了90%。在浓厚的家族观念影响下，一些村干部存在严重的家长制作风，把当村官同捞钱、为亲朋好友谋利等同起来，甚至把自己的违法乱纪行为当作“敢做敢为”。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李保国告诉记者，从查办的案件情况看，涉案人员中村级组织主要负责人居多，占所查处村干部职务犯罪总人数的67.1%；担任会计、出纳的35人，占查处人数的21.7%。

以挪用公款和贪污为手段的犯罪也比较突出。2004年以来，共查处乡村干部贪污犯罪者97人，挪用公款犯罪者57人，两类犯罪占到村官犯罪案件人数的95.65%。

犯罪形式和作案手段简单直接，作案次数多，持续时间较长，也是村干部职务犯罪的一大特点。具体表现为：弄虚作假、套取公款；假公济私，虚报冒领；隐瞒收入，截留私分；虚列支出，虚假报账。

同时，贪污、挪用专项资金犯罪突出，且多数案件发生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2004年以来共查处以专项款物为作案对象的案件80余起，占查处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数的77.67%。

此外，共同犯罪案件占较大比例。2004年以来共查处2人以上共同犯罪案件18起45人，占立案查处乡村干部职务犯罪人数的28%。
采访中，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繁荣不无忧虑地说，青海广大农村地处偏僻，经济条件落后，对村干部的教育往往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已查处的案件看，一部分村干部因为不懂法，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有经济问题顶多是把自己撤了，不知道自己在协助乡(镇)政府从事有关行政管理工作时，便具有了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相当一部分人还认为，自己挣钱不多、管事不少，一年到头很辛苦，心理不平衡。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这些村干部不是想着更好地为村民服务，依法从事经济活动，而是只想趁手中有权捞一些钱财，以求补偿，结果往往以身试法。

在土地征用补偿款上，容易出现“抱团腐败”案，对村集体事务享有一定决策权的人员全部参与、利益均沾，胆子之大、手段之简单令人瞠目

分析青海省检察机关近年来所办案件不难看出，权力过于集中，财务管理缺失，已成为滋生村官腐败的“温床”。
2005年12月至2006年2月，西宁第七水厂在大通县上孙村修建加气站时征用了该村土地。村干部李延虎与田玉生、孙吉昌、王有雄、李银业共同预谋后，以李延虎之名虚报耕地1.1亩，冒领补偿款49500元后私分。

2007年2月，在又一次的征地过程中，村干部田玉生、孙吉昌、王有雄、李银业4人经预谋，将已征用的应属村集体的土地，以田玉生之妻杨秀花的名义虚报，冒领征地补偿款15万余元后私分。

2007年3月，孙吉昌、王有雄、李银业、王占奎等人，将村民刘万奎多丈量的耕地补偿款14000元私分。
大通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向东说，此案是一起典型的“抱团腐败”案。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共同预谋侵吞土地征用补偿款，利益均沾，形成犯罪的群体化，出现了“办一案，带一串，挖一窝”的现象，结果是上孙村村委会“全军覆没”。

孙向东说，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田玉生等人胆子之大、手段之简单令人瞠目。他们在完成本村土地丈量工作向县土地局申报过程中，认为征地任务重、时间紧，土地局工作人员应该没有时间仔细核对，即便被发现也可以以工作失误为借口推脱、搪塞。因此，几人就在县土地局门口进行商议，当田玉生提出虚报土地亩数的提议时，几人立即赞同，并且临时决定以田玉生之妻的名义虚报。正是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支配下，几个人大胆地实施了贪污犯罪行为。

另一起典型案例发生在西宁市。2006年8月，西宁市城北区马坊村村委会原主任石成斌利用职务之便，欺骗征地人员，将他人被征用土地的地上附着物进行重复丈量，骗得国家土地补偿款5万余元，据为己有。2007年10月10日，石成斌被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根据石成斌贪污的手段和特点，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深入被征土地的各村，就土地征用款的发放和领取情况，作进一步重点核查。在马坊村核查土地征用补偿合同时，又查出石成斌于2007年2月在协助土地管理部门征地过程中，伙同村干部吕生琪、会计郭帮新贪污土地补偿款的犯罪事实。该案提起公诉后，法院对3人均作了有罪判决。

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伟说，在这起典型的村干部集体贪污窝案中，对村集体事务享有一定决策权的人员全部参与，相关人员实行利益均沾。这些人凌驾于村民和制度之上，无视村规民约和财务制度，任何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直至走上犯罪道路。

集权钱于一身，财务制度不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建设相对滞后，惩罚力度弱，再加上“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观念，致使一些乡村干部敢于暗箱操作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吴海燕认为，从青海所查办的个案和类案分析，村干部职务犯罪有5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个别地区对村干部廉政建设工作重视不够。一些部门在思想认识上有偏差，认为村官腐败程度较小，危害不大，可以放一放，特别是当前，青海农村最重要的问题是脱贫致富，因此一些地方更重视抓经济建设工作，而忽视了廉政建设工作。同时，部分乡村干部存在着“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观念。另外，近年来许多村官犯罪案件适用了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从而导致个别村官滋长了铤而走险的犯罪意图。

其次，国家各种支农、惠农资金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活力和动力，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权限空间也得到扩大。这些工作人员既是具体经济活动的实际运作者，又是经济活动的管理者，集权钱于一身，致使一些乡村干部敢于暗箱操作。

从查办的案件情况看，发案的这些乡村组织普遍存在着财务制度不健全、有章不循、管理松懈的问题。一些村干部为了用钱方便，不用会计、出纳，自批自支，“白条”现象在村级财务管理中较为常见，为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

土地征用政策不完善，导致案件频繁发生。近年来，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但土地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使村官在代表村民与征用方交涉过程中有很大随意性，个别人乘机以较低的价格出让土地，而征用方则以工程承包权等形式“优惠”村官，达到所谓的“互利共赢”。而村民无从知道土地征用数量和补偿款数额，不能在此过程中履行民主管理和监督权利，这就为村干部贪污、挪用留下了空间。

专项资金监管不到位，使个别村干部有了可乘之机。随着国家对农村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农(牧)区有各种专项资金，如生态环境保护、民政扶贫、城乡公路、水利设施、人畜饮水、退耕还林还草、青苗补助、救灾等款项。由于这些专项资金管理不集中，发放渠道不透明，农(牧)民群众对资金的来源和使用不了解、不清楚，加之外部监督机制建设相对滞后，缺少对村委会定期或不定期审核监督机制，使村干部犯罪有了可乘之机。

目前急需加强对农村资金的分类管理，切实解决村干部犯罪资金性质难以界定、犯罪案件管辖权不明等问题，以便于依法惩治村干部职务犯罪

采访中，几位检察机关的负责人对预防村干部职务犯罪各抒己见，提出了对策。
李多吉说，村干部行使着和国家干部一样的权利，而且分布广泛、数量多，与人民群众接触最直接，是任何一级国家干部都无法比拟的。只有用好、管好、教育好村干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才会有保障。因此，要对村官、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村级财务建章立制。财务管理、纪检、监察等部门应经常加强对村社财务的监督，做到收支统一管理，严格审批，合理使用。此外，还要落实政务、村务双公开制度，从根源上铲除滋生腐败和犯罪的土壤。

李伟说，预防村官职务犯罪，还要及时将土地补偿款纳入财务统一管理，实行征地款专户管理制度。通过定期审计和村干部离任审计等各种方式，保证村级集体资金的健康运行。

孙向东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制度，加强对村委会的民主监督，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农村干部队伍，以改变目前农村干部年龄渐趋老化、学历偏低、地域化及其他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以提高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李繁荣则告诉记者，农村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涉及面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构筑政府与有关部门多方参与的预防体系。而眼下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是：首先，要加强对农村资金的分类管理，切实解决村干部犯罪资金性质难以界定，犯罪案件管辖权不明等问题，以便于依法惩治村干部职务犯罪；其次，对群众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征地补偿、建设项目等重大事项，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对村民的告知义务，及时公示，使村里各项收支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给群众以明白，保干部以清白。(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