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媒体，“冤家”还是战友？

              

重庆系列涉黑案的公开审判，媒体云集。
景汉朝撰文要点：一，有些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对传媒监督还有一种抵触情绪，认为传媒介入就是找茬儿、挑刺儿、帮倒忙，设置种种障碍限制记者的采访，这种认识和做法与现在国家强调的公开审判、司法公正和舆论监督不相协调。
二，司法程序不规范、不合法，妨碍了传媒监督作用的发挥，如实践中还存在应当公开审判而未真正公开或公开不够的现象，这使传媒监督客观上受到很大限制。
三，传媒监督不够广泛。目前，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大多着眼于极少数具体案件和个别司法人员违法违纪或腐败行为，而对司法机关的全面工作、办案过程中的程序违法、外界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等，则涉及很少。
四，有些传媒监督不够客观，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近年发展起来的传媒监督带有先天不足，或者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司法人员的抨击与事实出入很大，或者对问题的揭露和评论只说其一，不讲其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或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无限放大，人为制造影响。
五，传媒监督忽视司法的特性和规律，“越位”现象比较突出。有的报道案件忽视法官在当事人之间不偏不倚的中立角色，明显倾向于一方当事人，有的对司法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乱加评论，甚至冒下结论，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影响司法公正。现在发展起来的网络媒体，干扰尤甚。
———据《人民法院报》
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在各种权力的博弈与较量中达成的，媒体与司法可以在博弈中互进。其实，双方各自“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不用担心谁干涉了谁，谁妨碍了谁，身正才能不怕影子歪。










一些危害严重的渎职犯罪法定刑偏低


公安部公布60未查清身源被拐儿童信息

重庆市政府举行打黑除恶新闻通气会


上海“钓鱼执法”：拭目以待行政问责





局长与女干部发生不正当关系被免
震惊羊城的“两位女白领被杀案”近日在广州开庭，犯罪嫌疑人赵顺勇居然声称，抢劫是想帮女朋友的父亲治病。赵顺勇如此辩称的动机，一如司马昭之心，无非是想拿媒体当“枪”，达到为自己减刑的目的。
最近几年来，随着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司法生态、新闻生态的迅速开明，在许霆案、邓玉娇自卫案、张氏兄弟劫人救母案、深圳捡金案等案件中，媒体的民意表达与法院的依法判决，越来越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局面。
虽然有人说媒体积极报道促进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有人则说媒体“越位监督”影响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但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在赵顺勇的谋算里，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无独有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10月13日在《人民法院报》撰文指出，传媒监督和独立审判是一对天然的矛盾，纵观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两者间存在5方面问题，法院媒体都有原因。这一说法，引发了学界、业界和坊间对二者关系的热议。
　　司法进程公开透明不足 信息混乱诱发误报错报
近日，重庆“女黑老大包养16男宠”一事被警方澄清为误传，不少媒体都“被假新闻”了一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媒体无法从正规渠道即司法机关拿到翔实的案件材料，而只能从其他一些渠道获取信息。
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三湘巨贪”、原湖南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蒋艳萍案极具代表性。
1995年至1999年，蒋艳萍单独或联合他人，先后20次收受个人和单位贿赂308．74万多元；1994年5月至1996年6月，蒋艳萍先后14次从本单位管理的10项工程中，套取项目应上交公司的管理费73．4万多元据为己有；另外，蒋拒不说明合法来源的财产为493万元。此事引起社会的关注后，根本无法从正规的司法途径拿到案件材料的媒体将蒋艳萍定性为“巨贪”。与此同时，“肉弹”、“财色双送”、“与40多个厅级领导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贪污数额千万余元”等说法更是不绝于报，然而，这些说法大多来自其他途径，多无法证实。2001年7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蒋艳萍死刑，蒋艳萍上诉后二审维持了这一判决。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反思媒体误报现象时说：“对于一些群众比较关心的热点的案件，公检法机关应该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案件的事实做出客观的陈述，让群众和媒体都能够知情，从而对案件本身有客观的认识，就不会因为对案件本身的误读而在群众和司法之间造成误解。”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也认为：“对那些可以公开审判的案件，就应该公开审判。而既然是公开审判，理论上说社会公众都是可以知道的，也都是可以公开报道的，传媒和公众都享有知情权。但是现在部分法院的限制还比较多，当今是信息化社会，不管是行政、立法还是司法，都应该更加公开，更加透明。”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