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常识

　　   《走向新常识－－范式转变中的法律、科学和政治》＊序言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朱景文译  
    “凡人都应该有死亡的思想，而不应有不死的思想。”希腊哲学家Epicharmus说。本书涉及死的思想。它的假设是社会文化范式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自然过程，最终要死亡；但是它不象人的死亡，某种范式的死亡标志着新的范式的产生，另一方面，要记住萨特的话。“一种思想当它没有实现时总与乌托邦有些怪异的类似之处”，本书也涉及到乌托邦问题。  
    本书把在此与彼之间，在死亡与乌托邦之间的范式的转变作为主要的内容。本书同意这样的思想，即现代性的范式已经穷尽了把它更新的所有可能性，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范式继续流行只是由于历史的惯性。（这样一种穷尽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在这个范式内部不可能前后一致的思考社会解放）。从１６、７世纪以来，现代性作为一种庞大的和革命的范式出现，它建立在社会管制与解放的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的基础上。到１９世纪这种平衡开始逐渐地向有利于管制、而有损于解放的方向倾斜，直到后者完全为前者所吸纳。这就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所处的局面。  
    解放熔入到管制之中意味着现代性范式的穷尽；但是它也同时标志着一种新的范式的出现。因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范式转化的时代。转化的时代是难于描述和冠名的。这样的时代一般是模糊的，一般是不明的，它们代表了陈旧而熟悉与新鲜而怪异之间的转变。因此，把它们都放到一个唯一的设计中，例如“后现代”中，必然是不恰当的；但是恰恰因为不恰当性是必然的，所以设计本身有真理的成分，假如对它加以正当的具体的说明，它的使用就是合法的。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范式转变有几个具有不同速率的向度。我认为存在两个这样的向度：认识论的和社会的。认识论的转变比社会的转变更明显，它出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科学范式与应急（emergent）的认识论范式之间，我称后者为为了正派的生活的谨慎的知识范式。社会转变发生在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家间何系的范式与一个或更多的应急范式之间，后者Fourier曾经设计为“震动的优势”。虽然，这些转变的每一个都有多重方面，但我只涉及其中少数几个。关于认识论转变，我更多的注意它的理论和方法论条件，而不是它的社会条件。关于社会转变，我遵从杜尔克姆的教导，把法律和它的具有社会权力形式的人造物看作是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危机的特殊的指标，因而也是某些最重要的范式转变过程的特殊指标。实际上，即使它们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速率，这两个转变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本书集中在三个主要的分析领域：知识、法律和权力的原因。  
    作为对占统治地位的范式的强烈的批判，本书把它置于批判的传统之中，但是它又在两个基本方面离开了这个传统。第一，现代批判理论是亚范式的，也就是说，它企图在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内部发展社会解放的潜力，并转变为社会管制的许多形式。因此，批判的思想必须采取一种对占统治地位的范式更激进的批判的立场，并足以提出一个具有新的解放空间的新范式。只是由于允许用激进的替代物代替仅仅重复（现代范式的）可能性时才能为批判的激进性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否则，批判就失去了它所有的效益，而走向Phyrronism，关闭所有可造反的路径，把自己关在自己所选择和创造的空间中闷死。因此，范式批判必须是批判传统本身的批判。第二，范式批判不同于亚范式批判，它不希望像后者那样停留在相反的、离心的和先驱的部分。肯定的讲，所有的批判思想都是非熟悉化的。但是，现代主义的先驱主义的错误在于沉迷于这样的信念之中，即非熟悉化是目的本身，但恰恰相反，非熟悉化只不过是怀疑，它必然要创造一种新的熟悉性。要生活就要熟悉生活。真正的先驱是跨越先驱主义者（transvangardist）。后现代批判理论的目的因此是达到一种新常识－－一种解放的常识。  
    这是一本自我反应（self-reflexive）的书。它完全了解我们所说的总是比我们说我们所说的更多。自我反应性的准确性根源于对超越于所说的的部分的了解。正是这种准确性很难完成，因为它必须在个人和集体的层次上完成。个人的自我反应可能较容易完成，只要我们注意大师们的忠告。例如，John  Dewey说过：“哲学家和神学家、社会理论家的共同性是他们肯定个人的习惯和兴趣形成了他们对手的教条，同样肯定的是他们自己的信念具有‘绝对’普遍性和客观性。”或者如Kierkegaard所说：“大多数人对他们自己都是主观的，而对其他人却是客观的－－有时甚至是惊人的客观。但是，重要的是对自己要客观，而对他人要主观。”或者像Bourdieu所说，他注意到社会学家对其他人是社会学家，而对自己是唯心主义者。有关范式转变的观点的自我反应性的特殊困难在于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应该需要同时跨越两个范式。自我反应性的执行是含糊的，有时的确是相当粗俗的，如本书第２部分第三章在第三章的镜中面对着自己。  
    如上所述，自我反应也存在集体的向度。对所说的部分的超越不仅依赖于所说的比被说的更多，而且依赖于所说的处在一种文化中，企图忘记它自己的位置。在这一层次上，自我反应的要求促使个别的社会科学家把这一现象写成一个相对不忠实于起源文化的受信托人。在本书中，现代性比习惯理解的现代性有或多或少的差别。少是由于这里所理解的现代性是西方的现代性。多是因为欧洲的现代性除了奉献给现代教条的那些现代性之外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传统。我所说的这些传统指的是逐渐被压迫、被边缘化、被转变以至于这个教条能够被确信为教条的那些传统。而且，如果在一个教条文化内部，排除的过程是极其重要的，（如Raymond  Williams所教导的，）在不同文化之间它甚至更为重要，（如Edwards  Said所说的）。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的狭隘的观点倾向于鼓励一种关于他人的同样狭隘的观点。在记住这一观点时，在努力发现某些被压迫的传统时，本书把许多考古发现包含在西方现代性中，基本的假设是恐怕只有废墟才能完全表现一个事实。另一方面，由于本书的论点也依赖于其他文化的其他传统，从其他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长期的和复杂的相互关系，主要是西方文化占霸权地位时期的殖民和新殖民的语境出发，也要求另一种考古学发现。当然，这种对被压迫文化的研究无论如何没有考古学的兴趣。它更像是再造一种新的学习方法的工具，能使我们深入研究范式转变和揭示它所具有的全部解放潜力。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第一和第二章），我广泛地追述了占统治地位的范式的危机，简要的描述了范式转变。在第一章，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认识论的转变上；在第二章，是社会转变，把法律作为对过渡期进行面向当前的范式解读的代码。在第二部分（第三章，在镜中的第三章，第四、五章），我对法律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学分析，以便说明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政治范式的危机，指出通向宽广的和全面的理论再建之路。因此，我分析了法制的三个时空：地方性、国家性和跨国性。我所采取的视角是被压迫的社会阶级和群体的视角；反对许多压迫形式的斗争为我确定了范式转变的要求。Lukacs说，没有特点一位作者就永远不能把本质与非本质区别（我认为对于那些完全不相信本质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是真实的）。在第三章，我提出对里约热内卢的一个大规模的居民区的地方和内部法律秩序的分析；特别的观察是这一特殊的研究项目所选择的方法；而在镜中的第三章是一个自我反应的读物。在第四章我描述了各种不同的跨国法律领域的情况，和它们所反映的在一个新的语境中由于跨国实践和互动的日益紧张而进行的社会斗争的方法。在第五章，我提出了对另一个巴西城市的社会斗争的分析，由此法律领域不同时空之间相互形成和渗透得以清晰的显现出来。  
    在第三部分（第六、七章），我提出了一个理论再建的序言，指出现代性危机的广度和深度，选出主要的压迫形式，它同时也是我们现在进入的范式转变阶段所从事的社会和认识论斗争的主要领域。在我的话语中，我诉诸于空间的比喻，一种后现代知识所具有的韵律学的工具，它的一般特征我已经在第一章中描述。在第六章，我确认在世界体系和国家间的体系内部资本主义社会性的六个结构空间，并描述了它们的特征。我的分析集中在三个主要的社会管制形式上：权力、知识和法律。在第七章，我集中在法律形式的理论再建上，把空间的比喻推到极端，也就是说，使它非常的文学化；法律形式的分析好象它们真的是地图一样。然后我谈到法律的符号制图学。  
    最后，第四部分（第八章）我试图确认在范式转变中解放斗争的主要参数。在社会科学是在现代性范式的范围内构筑的情况下，这不是一件易事，反之，现代性范式已经耗尽了所有的解放的潜力。相反，要想解放，要想为解放而斗争，就是社会的越轨行为，也是认识论的越轨行为。因此，在第八章我求助于另一个现代性被压迫的传统－－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已经涉及，在第八章给予总结以完成双重任务；一方面再造解放的社会领域（我谈的解放是多重意义上的，而不仅一个大写字母的解放）；另一方面，再造个人和集体的主体性，它们具有跨越范式转变、揭示应急范式的全部解放潜力的能力和意志。  
    附：《走向新常识－－范式转变中的法律、科学和政治》一书目录  
    第一部分    走向科学和法律的范式转变  
    导论  
    第一章    从现代科学到后现代知识  
    第二章    走向对法律的后现代的理解  
    第二部分    法律的时空：地方性、国家性和跨国性  
    导论  
    第三章    被压迫者的法律：Pasargada合法性的建设和再生产  
    第三章（在镜中的第三章）：我们称做同一性的感觉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事Rio‘s  Squeatter  
    居民区研究  
    第四章    全球化、民族国家和法律领域：从法律的犹太散居主义到法律的泛基督教主义  
    第五章    法律、国家和在Recife的城市斗争  
    第三部分    权力、法律和知识：熟悉地方的地图  
    导论  
    第六章    论社会权力和法律生产的地图  
    第七章    法律：一张误读的地图  
    第四部分    乌托邦，解放和主体性  
    导论  
    第八章    不要攻击乌托邦  
    Immanuel  Wallerstein对该书的评价：  
    这是一本关于常识的不平常的书。桑托斯把我们从经典科学和现代性的尽头带到了乌托邦的必要的建设，并详细分析了法律制度，使几百年的历史理论化。这个旅程是令人愉快的，－－个人的、反应的、一系列的分析……一本好书，也是一本有用的书，一本我们都需要认真考虑的书。  
    注：  
    ＊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Toward  A  New  Common  Sense,  Law,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葡萄牙卡姆诺（Coimbra）大学经济学院的社会学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教授。  
      
    转载须经得作者同意，转载时注明自本站以及作者姓名。《走向新常识－－范式转变中的法律、科学和政治》＊序言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朱景文译  
    “凡人都应该有死亡的思想，而不应有不死的思想。”希腊哲学家Epicharmus说。本书涉及死的思想。它的假设是社会文化范式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自然过程，最终要死亡；但是它不象人的死亡，某种范式的死亡标志着新的范式的产生，另一方面，要记住萨特的话。“一种思想当它没有实现时总与乌托邦有些怪异的类似之处”，本书也涉及到乌托邦问题。  
    本书把在此与彼之间，在死亡与乌托邦之间的范式的转变作为主要的内容。本书同意这样的思想，即现代性的范式已经穷尽了把它更新的所有可能性，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范式继续流行只是由于历史的惯性。（这样一种穷尽的最明显的例证是在这个范式内部不可能前后一致的思考社会解放）。从１６、７世纪以来，现代性作为一种庞大的和革命的范式出现，它建立在社会管制与解放的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的基础上。到１９世纪这种平衡开始逐渐地向有利于管制、而有损于解放的方向倾斜，直到后者完全为前者所吸纳。这就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所处的局面。  
    解放熔入到管制之中意味着现代性范式的穷尽；但是它也同时标志着一种新的范式的出现。因此，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范式转化的时代。转化的时代是难于描述和冠名的。这样的时代一般是模糊的，一般是不明的，它们代表了陈旧而熟悉与新鲜而怪异之间的转变。因此，把它们都放到一个唯一的设计中，例如“后现代”中，必然是不恰当的；但是恰恰因为不恰当性是必然的，所以设计本身有真理的成分，假如对它加以正当的具体的说明，它的使用就是合法的。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范式转变有几个具有不同速率的向度。我认为存在两个这样的向度：认识论的和社会的。认识论的转变比社会的转变更明显，它出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科学范式与应急（emergent）的认识论范式之间，我称后者为为了正派的生活的谨慎的知识范式。社会转变发生在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家间何系的范式与一个或更多的应急范式之间，后者Fourier曾经设计为“震动的优势”。虽然，这些转变的每一个都有多重方面，但我只涉及其中少数几个。关于认识论转变，我更多的注意它的理论和方法论条件，而不是它的社会条件。关于社会转变，我遵从杜尔克姆的教导，把法律和它的具有社会权力形式的人造物看作是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危机的特殊的指标，因而也是某些最重要的范式转变过程的特殊指标。实际上，即使它们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速率，这两个转变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本书集中在三个主要的分析领域：知识、法律和权力的原因。  
    作为对占统治地位的范式的强烈的批判，本书把它置于批判的传统之中，但是它又在两个基本方面离开了这个传统。第一，现代批判理论是亚范式的，也就是说，它企图在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内部发展社会解放的潜力，并转变为社会管制的许多形式。因此，批判的思想必须采取一种对占统治地位的范式更激进的批判的立场，并足以提出一个具有新的解放空间的新范式。只是由于允许用激进的替代物代替仅仅重复（现代范式的）可能性时才能为批判的激进性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否则，批判就失去了它所有的效益，而走向Phyrronism，关闭所有可造反的路径，把自己关在自己所选择和创造的空间中闷死。因此，范式批判必须是批判传统本身的批判。第二，范式批判不同于亚范式批判，它不希望像后者那样停留在相反的、离心的和先驱的部分。肯定的讲，所有的批判思想都是非熟悉化的。但是，现代主义的先驱主义的错误在于沉迷于这样的信念之中，即非熟悉化是目的本身，但恰恰相反，非熟悉化只不过是怀疑，它必然要创造一种新的熟悉性。要生活就要熟悉生活。真正的先驱是跨越先驱主义者（transvangardist）。后现代批判理论的目的因此是达到一种新常识－－一种解放的常识。  
    这是一本自我反应（self-reflexive）的书。它完全了解我们所说的总是比我们说我们所说的更多。自我反应性的准确性根源于对超越于所说的的部分的了解。正是这种准确性很难完成，因为它必须在个人和集体的层次上完成。个人的自我反应可能较容易完成，只要我们注意大师们的忠告。例如，John  Dewey说过：“哲学家和神学家、社会理论家的共同性是他们肯定个人的习惯和兴趣形成了他们对手的教条，同样肯定的是他们自己的信念具有‘绝对’普遍性和客观性。”或者如Kierkegaard所说：“大多数人对他们自己都是主观的，而对其他人却是客观的－－有时甚至是惊人的客观。但是，重要的是对自己要客观，而对他人要主观。”或者像Bourdieu所说，他注意到社会学家对其他人是社会学家，而对自己是唯心主义者。有关范式转变的观点的自我反应性的特殊困难在于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应该需要同时跨越两个范式。自我反应性的执行是含糊的，有时的确是相当粗俗的，如本第２部分第三章在第三章的镜中面对着自己。  
    如上所述，自我反应也存在集体的向度。对所说的部分的超越不仅依赖于所说的比被说的更多，而且依赖于所说的处在一种文化中，企图忘记它自己的位置。在这一层次上，自我反应的要求促使个别的社会科学家把这一现象写成一个相对不忠实于起源文化的受信托人。在本书中，现代性比习惯理解的现代性有或多或少的差别。少是由于这里所理解的现代性是西方的现代性。多是因为欧洲的现代性除了奉献给现代教条的那些现代性之外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传统。我所说的这些传统指的是逐渐被压迫、被边缘化、被转变以至于这个教条能够被确信为教条的那些传统。而且，如果在一个教条文化内部，排除的过程是极其重要的，（如Raymond  Williams所教导的，）在不同文化之间它甚至更为重要，（如Edwards  Said所说的）。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的狭隘的观点倾向于鼓励一种关于他人的同样狭隘的观点。在记住这一观点时，在努力发现某些被压迫的传统时，本书把许多考古发现包含在西方现代性中，基本的假设是恐怕只有废墟才能完全表现一个事实。另一方面，由于本书的论点也依赖于其他文化的其他传统，从其他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长期的和复杂的相互关系，主要是西方文化占霸权地位时期的殖民和新殖民的语境出发，也要求另一种考古学发现。当然，这种对被压迫文化的研究无论如何没有考古学的兴趣。它更像是再造一种新的学习方法的工具，能使我们深入研究范式转变和揭示它所具有的全部解放潜力。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第一和第二章），我广泛地追述了占统治地位的范式的危机，简要的描述了范式转变。在第一章，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认识论的转变上；在第二章，是社会转变，把法律作为对过渡期进行面向当前的范式解读的代码。在第二部分（第三章，在镜中的第三章，第四、五章），我对法律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学分析，以便说明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政治范式的危机，指出通向宽广的和全面的理论再建之路。因此，我分析了法制的三个时空：地方性、国家性和跨国性。我所采取的视角是被压迫的社会阶级和群体的视角；反对许多压迫形式的斗争为我确定了范式转变的要求。Lukacs说，没有特点一位作者就永远不能把本质与非本质区别（我认为对于那些完全不相信本质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是真实的）。在第三章，我提出对里约热内卢的一个大规模的居民区的地方和内部法律秩序的分析；特别的观察是这一特殊的研究项目所选择的方法；而在镜中的第三章是一个自我反应的读物。在第四章我描述了各种不同的跨国法律领域的情况，和它们所反映的在一个新的语境中由于跨国实践和互动的日益紧张而进行的社会斗争的方法。在第五章，我提出了对另一个巴西城市的社会斗争的分析，由此法律领域不同时空之间相互形成和渗透得以清晰的显现出来。  
    在第三部分（第六、七章），我提出了一个理论再建的序言，指出现代性危机的广度和深度，选出主要的压迫形式，它同时也是我们现在进入的范式转变阶段所从事的社会和认识论斗争的主要领域。在我的话语中，我诉诸于空间的比喻，一种后现代知识所具有的韵律学的工具，它的一般特征我已经在第一章中描述。在第六章，我确认在世界体系和国家间的体系内部资本主义社会性的六个结构空间，并描述了它们的特征。我的分析集中在三个主要的社会管制形式上：权力、知识和法律。在第七章，我集中在法律形式的理论再建上，把空间的比喻推到极端，也就是说，使它非常的文学化；法律形式的分析好象它们真的是地图一样。然后我谈到法律的符号制图学。  
    最后，第四部分（第八章）我试图确认在范式转变中解放斗争的主要参数。在社会科学是在现代性范式的范围内构筑的情况下，这不是一件易事，反之，现代性范式已经耗尽了所有的解放的潜力。相反，要想解放，要想为解放而斗争，就是社会的越轨行为，也是认识论的越轨行为。因此，在第八章我求助于另一个现代性被压迫的传统－－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已经涉及，在第八章给予总结以完成双重任务；一方面再造解放的社会领域（我谈的解放是多重意义上的，而不仅一个大写字母的解放）；另一方面，再造个人和集体的主体性，它们具有跨越范式转变、揭示应急范式的全部解放潜力的能力和意志。  
    附：《走向新常识－－范式转变中的法律、科学和政治》一书目录  
    第一部分    走向科学和法律的范式转变  
    导论  
    第一章    从现代科学到后现代知识  
    第二章    走向对法律的后现代的理解  
    第二部分    法律的时空：地方性、国家性和跨国性  
    导论  
    第三章    被压迫者的法律：Pasargada合法性的建设和再生产  
    第三章（在镜中的第三章）：我们称做同一性的感觉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事Rio‘s  Squeatter  
    居民区研究  
    第四章    全球化、民族国家和法律领域：从法律的犹太散居主义到法律的泛基督教主义  
    第五章    法律、国和在Recife的城市斗争  
    第三部分    权力、法律和知识：熟悉地方的地图  
    导论  
    第六章    论社会权力和法律生产的地图  
    第七章    法律：一张误读的地图  
    第四部分    乌托邦，解放和主体性  
    导论  
    第八章    不要攻击乌托邦  
    Immanuel  Wallerstein对该书的评价：  
    这是一本关于常识的不平常的书。桑托斯把我们从经典科学和现代性的尽头带到了乌托邦的必要的建设，并详细分析了法律制度，使几百年的历史理论化。这个旅程是令人愉快的，－－个人的、反应的、一系列的分析……一本好书，也是一本有用的书，一本我们都需要认真考虑的书。  
    注：  
    ＊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Toward  A  New  Common  Sense,  Law,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葡萄牙卡姆诺（Coimbra）大学经济学院的社会学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教授。  
      
    转载须经得作者同意，转载时注明自本站以及作者姓名。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法制史->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