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三联书店推出的第四本韦伯著作,翻译质量相当上乘。这样说,有两个理由。一方面,译者能够很好地把握韦伯的思想,这一点从译者对两篇演讲的段落划分就可以看出来(不过,第二篇演讲有一、两处划分稍嫌勉强);另一方面,作者的译文不仅基本做到了准确和忠实,而且文笔流畅,颇有文采,时常能够捕捉到韦伯演讲的神韵。在许多学术翻译流于单纯的外语翻译练习或生硬的学术术语对译的今天,诚属难能可贵。不过,两篇演讲比较而言,尽管第一篇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基本上问题不大。而且我怀疑,对于这些错误,作者依靠的英文译本可能要负很大的责任;此外,如果作者在翻译时参考的德文本不是早期版本,而是注释详尽的全集本,可能韦伯文章中直接或间接提到的许多引文至少会译得更妥贴一些。第二篇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部分因为作者没有利用Peter Lassman和Ronald Speirs更忠实原文的新英译本(“以学术为业”使用的就是Lassman等人的这种新译本),部分可能由于作者并不太熟悉韦伯在同期撰写的解释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体系(即今天所谓《经济与社会》的第一部分),有些重要的用语或概念,或者译得不够准确,或者前后不够统一。比如韦伯论述的现代政党政治的重要特点:“Betrieb”,只是在文章开始十几页后才译作“经营”,此前数次出现,均译为含糊不清的“组织”。韦伯论述的政治家的三种素质之一的“Augenmass”,也只是在全文结尾一段才译为比较简洁准确的“眼光”,而此前一直采用比较冗赘的译法:“恰如其分的判断力”(Lassman等译为“a sense of judgement”,也有译“分寸感”)。其它一些涉及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方面基本理论的术语,译法也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