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对暴力的重现

　　   《一九八六年》是一篇闪现着奇瑰辉光的作品。自1949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在艺术想象力和文化想象力上首屈一指的作品，我认为非它莫属。小说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精神信息和心理内涵。历史都是年轻时因为一次失恋而放弃了研究古代刑罚的计划。这次爱的挫折使他内心受到伤害，形成了明显的精神障碍，从而挫伤了他通过研究古代刑罚来关注生命尊严关注人类命运的愿望和能力。就业以后，他身陷于国家体制和无休无止的致治运动之中，他的这种愿望和能力一直没有重新焕发起来。文革爆发时，红色风暴迅猛袭来，历史教师带有巨大的惊恐节节后退。从戴高帽子游街的人群中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后，“他想也许就要轮到他了”，他无可奈何地坐以待毙。抄家者终于来了，抄家者蜂拥而入时，他的双脚一直浸在洗脚盆中，任热水完全凉了下去，这是真正的或说双重的“手足无措”。抄家者正是因为搜出了他为古代官方刑罚所开列的研究目录而将他从洗脚盆里拎起来押走，一场半官方半民方的逮捕就这样完成了。可以说历史教师的一生中，他开列那张刑罚研究计划是他第一次用文字阴晦地表达他对于生命尊严的强烈关怀，而这第一次表达恰成了他获罪下狱的直接原因。这个时代对于生命、人性和尊严的仇视和敌意可以说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张刑罚目录正是表达了他对这敌意的敌意。从而也就成了他与这个时代的敌以对关系的标志物。他以前在时代巨浪面前节节后退时，尚未明确意识到这种敌对关系，但当他因此而遭到逮捕之后，也就是在他被逼到绝路之后，他终于开始自觉到这一点，并渐渐明确起来。  
      
         
    历史教师的精神困境就是从这自觉的一刻开始的。  
      
         
    对这种敌对关系的认识尚不明确时，他可以假装糊涂，在糊涂中后退就无需担当多少心理责任。意识一旦觉醒，强烈的道德羞愧感就会声势浩大地奔涌而来。他的想象自我站在生命尊严的立场上强烈谴责他以前的败退，更如将令一般命他鼓起反抗之勇。反抗吗？那结局是十分明确的，除了像后来的遇罗克那样惨遭杀害决无别的下场。生物自我要求他避免这样的下场。屈服吗？那是他的想象自我所难于容忍的。生物自我所强调的生存愿望和想象自我所蕴含的道德命令对他进行猛烈夹击，双方都要求他作为对自己一方有利的现实选择。历史教师被逼得惊恐万状，六神无主。他的整体人格终于被这种长久的夹击所打碎，他再也没有内在的心力或外在的际遇可以帮助他收拾残局复归平衡。他因为不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最终不得不付出人格破碎、精神分裂的代价。谁也说不清对于一个现实的人来说哪一种代价更为惨重。历史教师自己也来不及仔细甄别和选择，他不由自主地就付出了第二种代价。  
      
         
    说他不由自主地走向人格分裂，那只是就他的意识层而言，按照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人的下意识具有强烈的自主性，它总是在主体人格意识不到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地为主体人格作出“潜”判断和“潜”选择。根据这一理论，也可以说历史教师的疯狂是其主动的选择，或者说是主体人格在双方夹击下经过奋力挣扎，最后妥协让步的结果。他努力做出反抗的姿态以便让想象自我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同时他又放弃人格的完整和理性的自持以免承担刑罚的制裁，从而满足了生物自我的生存愿望。这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困境中所作的文化选择，这种选择之明智很符合中国文化的物质。在《一九八六年》中，他的反抗与他的发疯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的，并且是在同一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在他被逼到绝境（囚牢）并意识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环境的敌对关系以后，经过一阵强烈的恐惧和焦灼，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挣扎与反抗。他把自己印在墙上的灯影看作可以越出囹圄的门洞冲撞起来。他一次又一次反复地撞墙，直到把自己撞得伤痕累累跌倒在地。这种反抗的悲剧性不在于它的无效性，而在于它的表演性。历史教师正是以这种表演应付着想象自我的反抗愿望，掩饰着自己的真实处境，回避着自己的真实责任。这样的反抗表演，实际上就是对真实自我的逃避。  
      
         
    疯狂意味着我从正常的观念秩序和生活秩序中逃离出来，以解脱现实的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也可以说疯狂是一种逃避性反抗。就其反抗的一面来说，疯狂者都意识到了自己与当下环境的敌对关系，反抗即表明了他的敌对态度。就其逃避的一面来说，疯狂者都不想担当反抗者所应担当的责任（这种责任有时是内在道德意识所加给自己的谴责，有时是外部权力所加给自己的制裁与迫害），所以逃避乃是他所能选择的一种妥协性反抗方式。此外最常见的反抗方式是自杀和进攻（进攻即转守为攻，在中国历史上常常表现为揭竿而起的武装暴动）。在文革中，在大量的受害者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既有著名的文化化（1），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底层知识分子和阶级敌人，还有大量的被驱逐到农村的知识青年（2）），也有一些受害者选择了疯狂即精神分裂的方式（著名的有胡风、路翎、张志新等，此外，周扬竟在度过怯难重返官场后一度出现痴呆型精神病症状（1））。进攻、自杀、逃避（疯狂与隐遁）、屈从，这是解除或缓解自我与外界的紧张关系的几种基本方式。进攻是消灭对立的他方，以自我为中心重整秩序。自杀是消灭自我一方的存在，屈从是放弃自我意志以求生存之延续，疯狂则是以压抑自我分裂自我的方式，暂时悬搁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既然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我，对立自然不再存在。但是，发展自我，追求自由的愿望虽然暂时被压下去了，却“仍作为一种潜力存在着，并通过由压抑必然带来的种种有意无意的不满情绪，总要显示它还存在着”（2）。疯狂者虽然拆解了自己担当责任的能力，但自由意志或曰想象自我却躲在他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启发他甚至逼着他不得不以另一种方式担当那份无可逃脱的责任。  
      
         
    在崇拜、顺从与自杀、疯狂相交织的现实环境中，业已疯狂的历史教师并没有完全失去感受力，相反，他在某一方面的感受力倒是越加强烈、越加敏感。我指的是他感受红色暴力的能力。与政党的感受者有所不同的是，他将对红色暴力的全部感受都转化为对古代刑罚的认知。他的感受与认知的错位一方面表达了他的尚不明确的一个重要发现：无论是红色暴力还是白色暴力，在本质上是完全统一的，另一方面还曲折表达了他逃避制裁的愿望。从这两方面来谈，他的感受与认知的错位都是非常自然、非常符合他的心理现实的。他对现实中的暴力感受越强，作为一切暴力之代表与象征的古代刑罚就越坚固地成为了他的心理生活的中心。刑罚本是强者（统治集团）借以消灭异已力量的工具，它的实施于个案的起因则往往在于弱者（受动者，也是被统治者），首先表现出对于强权的蔑视与反抗。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历史教师对于古代刑罚的偏执与痴迷，实际上极为隐晦地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无限关注和无限敌意。  
      
         
    感觉与认知的错位还不足以证明他的想象自我“总要显示它还存在”。想象自我显示其存在的方式是给历史教师施加道德上的压力，使他为自己的疯狂和逃避怀着潜隐而又深重的羞愧感。他因此迫切地需要换救自己道德上的失败。他越是企图自我挽救，他对古代刑罚的偏执与痴迷就走得越远。他是在暴力凌辱面前、在整个时代的一切人文景观都幻化成暴力表象时畏缩退让，从而被自己认作道德失败的，他必须牢牢记住暴力，牢牢记住刑罚，牢牢记住刑罚受动者的蔑视与反抗，才可能长盛不衰地激发起他自己的反抗冲动，从而达到道德自救的效果。所以，他对古代刑罚的痴迷，不是出于一般的心理动机，而是出于生命道德意识的需要。  
      
         
    一个历史教师对于文化记忆无疑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的理解。历史文献和历史遗迹都是文化记忆的方式，历史学科更显出人类在理性支配下有意选择、调节、强化自己的文化记忆并对其进行意义阐释的种种努力。一个民族以什么方式记忆自己的历史，是这个民族自身历史实践和文化目标所导致的结果。这种记忆方式将直接制约着这个民族对未来历史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人们对文明的评价、对生存的理解、对价值的寻思，都只有在特定的记忆体系中才能得以展开，而且，几乎可以说这些评价、理解、寻思实际上即是对特定的记忆体系的评价、理解与寻思。一个生命个体对其生活经历的记忆体系的评价、理解与寻思。一个生命个体对其生活经历的记忆方式即是在其人生目标和价值信念规约下对自身经验的处理与建构方式，通过考察一个人的心理生活，即可获悉他的生活信念、人文素质、性格特征等等因素。对于一个民族集体来说，这个原理同样有效。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理，历史教师才一直希望通过对古代刑罚的研究，强化这个民族的暴力记忆和强权记忆，以推进这个民族向着文明的、民主的、人文的、人道的目标迈进。他在文革中受尽种种暴力凌辱和刺缴之后，他的这种理性目标与他的道德自救的需要正好重合，所以，他的强化暴力记忆的愿望便迅速地无以复加地膨胀起来。  
      
         
    只有强烈到一定程度的刺激，才能更有效地体验。只有强烈到一定程度的体验，才能更有效地记忆。为了让暴记忆成为一种足可以震惊整个民族，从而可以促进民族觉醒的深刻记忆，他必须制造一个具有震惊效果的暴力事件，以让这个民族在震惊中得到深刻的暴力体验。就他个人而言，为了让暴力体验成为他的确定性体验，成为他的稳定的心理内涵和性格内涵，他必须主动地体验暴力，通过主动的体验，满足他的暴力记忆的愿望和道德自救的愿望。  
      
         
    小说的奇迹就是在历史教师这种内在的精神动力的驱使下出现的。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光辉的文学的表象就是在这种心理生活的背景上呈现出来的。一场自己对自己的屠杀就这样开始了。屠杀者是一位在现实的暴力和记忆的暴力（如古代刑罚）中受尽凌辱的历史教师，被屠杀者就是这位历史教师本人。他因为曾经在暴力的凌辱面前畏缩退避而羞愧难当，他必须将这种被动的退避转化为主动的体验，他必须最强烈地体验暴力以期征服一度使他感到恐惧的暴力体验。作为一位屠杀者他是具有主动性的，作为一位被屠杀者他也是具有主动性的。他需要在这种具有主动性的体验中实现对暴力的控制和对自身精神怯弱的超越。由于他早就出现了感受与认识的错位，也就是将现实中一切暴力事件都认知为古代刑罚的重视，所以他在控制暴力的愿望的落实为控制古代刑罚的愿望，他的体验暴力的愿望就落实为体验古代刑罚的愿望，他的超越暴力的愿望就落实为超越古代刑罚的愿望。当他以他的研究目录作为程序表，按照自古以来的技术要求，严肃认真地一刀一刀地宰割自己时，当他一声一声地高喊着“墨”“劓”“”“宫”“大辟”时，他完全沉浸在表现自我、实现自我的心理快感之中，沉浸在从事一场空前伟大的文化创造和自我升华的道德快感之中。虽然他已经是丧失了理性自持的精神病患者，但从更深刻的精神意蕴来说，他乃是作为一个理性主义的启蒙者和一个文化英雄而自残自戕的。虽然这种自残自戕违背了人道原则，但他却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造成一个血光四溅的表象，他以这个民族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残酷而又辉煌的表象表达了他对这个民族的失望与反抗，完成了他对这个民族的忠告和对自身的道德超越。  
      
         
    但是，虽然他以一个如此伟大的奇迹，挽救了他在道德上的碎的自我，就人格主义的文化理想而言，历史教师无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他都只能是永恒的失败者。在一个非人的时代，任你怎样挣扎都只有两种相似的结局：或者因灭亡而破碎，或者因破碎而灭亡。历史教师倾尽全力逃避了第一种结局，这就意味着他只能选择第二种结局。这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命定。历史教师的主动性仅仅在于：他把命定变成了他的选择。  
      
         
      
      
                        
                                               
                                               
                                                  【写作年份】2002
                                               
                                               
                                                  【学科类别】法学理论->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