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对这类质问只是报以一丝微笑。因为,早在半个世纪以前,Cowles委员会与兰德(Rand)公司中所聚集的经济学精英们已经用“协同博弈”为今天的信息互联条件下的决策规则提供了分析框架。1970年以现代信息产业的强大思想库——贝尔实验室为依托的《贝尔经济学杂志》(“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的创刊(1984年起由于被兰德公司收购而改名为《兰德经济学杂志》(“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使网络的外在性、兼容、锁定与转移成本、网络竞争策略等问题的研究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1972年科斯(R. Coase)关于产品耐久性与垄断之间的关系的论文,对网络上企业之间竞争与定价的意义,可能不会小于“科斯定理”。从80年代至今,当代顶尖的经济学家Varian(中译范里安),Shapiro(夏皮罗),Laffont(拉封特)与Tirole(铁罗)等已经就网络经济写出了一系列论文。理论又一次走在实践的前面。面对“新经济”的叩见,现代经济学界如同一位在深山已经预先修炼了几十年的方丈,笑呵呵地道来:客官请坐,我等你已达50年了。
一个是高固定成本(或高沉没成本)低边际成本,一个是网络的外在性,两者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新经济的一些基本特点。然而,关于这两方面的研究,经济学界至少已达半个世纪了。1956年,Bain(贝恩)就指出过,若一个产业的固定成本或沉没成本很高,就会形成进入门槛。1991年,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Sutton出版了专著《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Sunk Costs and Market Structure”,MIT,1991年),从外生与内生两个角度研究了高沉没成本(如研发成本)在高新产业中的决定。1998年,已身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访问教授的Sutton又出版了《技术与市场结构》(“Technology and Market Structure”,MIT,1998年),专门从技术上沉没成本的投入结构考察一个企业、乃至一个产业的演化与绩效。早在80年代,时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青年教授的Carl. Shapiro就对“网络外在性”作过系统的经济分析,他与Katz合作发表于1985年与1986年的论文(见Journo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5(94)822—841,与Oxford Economic papers,1986年)就专门讨论了在存在网络产品之间的兼容性与非兼容性时,高新技术的发明与采用所受到的影响。
边际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消费上规模效应使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失效,这对于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说,的确是致命的轰击。但它并不意味着新经济产业中的市场定价就无规可循,关键在于设计出“筛选”机制,以区分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对不同的软件或硬件的评价。比如,同一个清华同方公司所设计的扫描仪,针对办公用的扫描仪与家庭用的扫描仪,由于办公与家用的预算约束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市场需求偏好评价,从而会形成不同的定价。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方的机票差价,若周六晚登机,票价会非常便宜。谁会选择周六晚登机?当然不大会是商务出差人员(第二天无公可办)。这种差别定价便把出差的人筛选了出来,从而可从他们身上赚更多的钱。这就是所谓的价格歧视理论。而Hal. Varian,正是国际公认的价格歧视理论高手。何以为证?请查《产业组织手册》(“Hand 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该书的每一章作者都为该领域顶尖高手),“价格歧视”一章作者就是Var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