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腐败与性贿赂的立法化

　　色情腐败与性贿赂的立法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冯卫国
   
    腐败问题仍是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而“色情腐败”的泛滥，已成为当前腐败现象的一个新动向，从陈希同、孟庆平到胡长清、成克杰，一个个好色贪官在银弹加肉弹的攻击下前“腐”后继，一幕幕石榴裙下的罪恶丑剧在官场上反复演绎，色情已成为腐败的催化剂。“红与黄”的结合，昭示着腐败的升级，也意味着反腐和扫黄的任务将更为艰巨。
    随着色情腐败现象的日益猖獗，尤其是在一系列典型大案曝光之后，关于对性贿赂能否治罪的话题一时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其实，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已是旧话重提。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一些刑法学者曾就此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只不过当时的色情腐败现象还不是十分突出,.因而这场争论未象现在这样得到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在最近引发的关于性贿赂问题的讨论中，仍然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可概称为“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肯定说”认为现行刑法将贿赂对象界定为财物，范围过于狭窄，已不能适应当前反腐斗争的需要，因此建议修改立法，将性贿赂纳入贿赂物的范围。而“否定说”则主张维持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物的界定，理由是“贿赂”一词在汉语中本来就是指财物，我国自《唐律》以来的历代法律也都将贿赂解释为财物，并对贿赂犯罪实行计赃定罪的原则。如果将贿赂物范围规定的过于宽泛，会使定罪量刑失去明确可行的标准，从而导致打击面过大的后果，不利于维护刑事法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面对愈演愈烈的性贿赂现象和争执不下的两种声音，立法者究竟如何抉择和应对？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细致论证的问题。笔者认为，基于性贿赂问题的现状和趋势，将其纳入刑法的调控范围是有必要的。应当说，法律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的现实性和适应性。文化传统的承继和公众意识的制约等因素，固然是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应予考虑的，但法律的根基毕竟是驻扎在现实的土壤之中的，而对特定文字的解释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进的。扩展贿赂物的外延，使性贿赂行为进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这是贿赂犯罪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当前，性贿赂行为所表现出的一定范围的普遍性和相当程度的危害性，决定了将这种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近年来，某些公职人员的实际收入已达到相当水准（尽管他们的合法收入不一定高），在官欲、财欲等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内心的空虚又使他们本能的情欲空前地膨胀，对异性的追逐超越甚至取代了对金钱的追逐。有的贪官对行贿者送上门的巨额财物不屑一顾，却对接受各种各样的性服务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于是，在许多行贿者眼里，“肉弹”成为比“银弹”更有效的武器。这也正是性贿赂行为不断滋生和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
    对于那些既贪财又贪色的贪官而言，根据其受贿财产的价值大小，足以在现行刑法的框架之内解决定罪量刑的问题，“生活糜烂”则可作为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但是，对于那些贪色未贪财的贪官而言，如果其接受性服务之后为他人谋利的行为并不触犯其他罪名。就找不到对其刑事制裁的依据，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只能使这种行为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但从本质上看，这种单纯的性贿赂行为，同其他形式的贿赂行为一样，都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都损害了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权力的信赖感，权钱交易同权色交易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对贿赂行为的考察和界定，不能只看行贿人送了什么或受贿人得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由于这种行为使国家和社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害，尽管贿赂物的具体形式不同，但在能够满足受贿人的某种需要，从而起到收买作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因此，一切能够满足受贿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财物、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都应当视为贿赂。从实践来看，将性服务
   
   
   
   
   
   
    等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其收买性远非特定数额的财物所能比较，从而具有更为严重的腐蚀性和危害性。
    总之，将性贿赂行为予以立法化，从而严密法网、严惩腐败，是新时期的反腐斗争对刑事立法提出的新课题。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少国家和地区刑法中的贿赂罪的对象范围都涵盖性贿赂，如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这些立法例
    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当然，可以预见，性贿赂立法化之后，会对现行的计赃定罪的贿赂犯罪惩治体制造成冲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司法操作难度的增大。但是，只要在缜密论证的基础上，科学地重构贿赂罪的处罚标准，并不断强化刑事司法的效能，相信这一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本文原载于《民主与法制》2001年第4期
    【写作年份】2002【学科类别】刑法->刑法总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