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新职业迈出两大步：4725法官助理初显身手

题记：
    “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正替代“法官—书记员”，成为一种新的审判组织模式。法官专司审判，法官助理负责审查材料、准备资料、草拟文件等各项辅助性工作，书记员负责法庭记录和卷宗整理。

    “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助手。判决书上虽没有我们的名字，但一
样很有成就感。2008年，我配合法官结案700余件。”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孙敬波，就职于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她的岗位有一个新的名字：法官助理。2003年她出任法官助理，如今已升任高级助理。像小孙这样的法官助理，全院共有70余名。

    6年助理生涯，小孙为法官分担很多：准备资料、调取证据、参与调解、草拟裁判文书等。“我们的工作大大缓解了案件激增、法官有限引发的困扰。”

    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截至2008年底，西部基层法院共有法官助理3275名，全国共有4725名。
    2004年，法官助理开始在第一批18个法院试点；2008年，第二批试点在西部12个省份的800余个基层法院启动。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李克表示，法官助理帮助法官分担部分审判辅助职能，把法官从繁琐的程序性、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和时间专心审案，优化了审判资源配置。

    高法政治部副主任宋建朝透露，在西部基层法院法官助理试点意见中，已经规定法官助理可以在裁判文书上署名。下一步将逐步扩大法官助理试点范围，在一些中级法院推开，在再审、二审等案件中也要充分试点。

　　三大作用
　　●诉讼效率提高，审判质量提高，法官素质提高
    早在2000年初，房山区法院就开始法官助理改革，也是18个首批试点之一。运行一段时间后，他们把助理细化为文字和程序两种。

    民二庭程序助理范伟，是房山区法院2001年首批4名法官助理之一，如今承担调查取证、司法鉴定、送达等程序事务。他告诉记者，没有法官助理前，一个村曾同时出现本院3辆办案车。“现在不会有这样的事了。全区200多个行政村我几乎跑遍，送达堪称专业。”

    全程参与法官助理改革的房山区法院副院长张仲侠，总结了法官助理的三大作用：诉讼效率提高，审判质量提高，法官素质提高。

    数据为证：近年来，该院简易法官每年审结的案件量占整个机制中审结量的50%，平均审限仅20余天；当事人的上诉率不到8%，二审平均发改率低于7%，居全市最低；现有法官数量比改革前减少近30%。

    首批试点的湖南省浏阳市法院，也有同样成果。
    院长范登峰拿出一组数据：近4年来，案件调解率、结案率、当庭宣判率、上诉案件维持率均稳步上升；所有法官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65%系双学历；在2008年上半年省委政法委组织的民调中，该院队伍整体形象得分在浏阳政法机关持续领先。

    浏阳法院的法官助理改革，以精简现有法官职数为突破口。该院有审判职称的人员达94名，经选任审判岗位法官仅55名，配备法官助理34名。范登峰表示，裁判权与辅助工作适当分离，突出法官审判地位，进一步保障裁判公正性。

　　西部试点
    ●既保障法官“高门槛”，又有效缓解基层“法官荒”
    西部法官短缺，已持续了好几年。
    青海46个基层法院中，15个法院法官不足10名，3个不足5名，1个仅有3名；四川省133个基层法院中，很多法院法官人数低于政法专项编制数的50%；陕西西安市由于法官不足，2007年基层法院有16个审判业务庭和6个派出法庭不能依法组成合议庭……

    西部“法官荒”如何解决？当时一种说法是降低法官“门槛”。
    对此，宋建朝表示，法官具有很强的专业要求，降“门槛”不是最佳方案。将审判活动中的事务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承担，法官专职审判才是出路。况且现在法官所作的许多工作并非法律明文规定，而是长期习惯所致。“法官助理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既保障法官‘高门槛’，又有效缓解西部基层‘法官荒’。”

    2008年，按照最高法院的安排，西部800余个基层法院陆续启动法官助理试点。
    四川省133个基层法院开展试点。据介绍，本次拟任法官助理人选为1240人。该省高院法官助理试点办公室正在按规定抓紧审核审批，确保符合条件者早日上任履职。

　　突破“瓶颈”
　　●地位尚无法律保障，职级晋升、工资福利等难以到位
    首批18个试点，既有基层、又有中级和高级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管理部部长冯跃说，4年来，多数试点法院审判工作机制创新，法官素质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有了较大提高。

    当然，试点工作也反映：这项司法新职业仍存在发展的“瓶颈”。
    在张仲侠看来，最大的“瓶颈”是职业保障：对于高标准选任的法官来说，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但待遇却没有变；对于作为新生事物的法官助理来说，其地位尚无法律明确“保驾”，在职级晋升、工资福利等方面，虽明确了独立的发展空间和标准，但传统的认识和习惯使其难以到位。长此以往，审判管理缺少依据，队伍也不易稳定。

    另一大“瓶颈”，是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尤其是法官与法官助理的职责划分。是公务助手、私人秘书，还是法官摇篮？实践中，一些法官对助理工作质量不放心，依然大包大揽；一些法官则把助理当作附属，随意使唤；一些助理则把岗位当跳板，一心想当法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必须推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更为明确、更为科学地界定法官助理的职能定位，否则会影响其作用发挥。

    法官助理承担什么样的审判辅助性工作？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熊秋红认为，审判辅助业务很多时候难以划清。法官助理不应代行很多审判职能，同时要分清出现问题时的责任。

    就法官与助理的配备比例，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赵万一教授表示，法官助理改革，是为了建成更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法官的数量肯定会减少。审判岗位法官都应有助理，任务重的助理可以增加，这样比较合理。

    尽管仍有“瓶颈”，从18个法院试点到800个基层法院试点，5年间，法官助理改革已扎扎实实迈出“两大步”。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政策法规处处长陈海光认为，解决法官助理制度试点中出现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还是酝酿修改相关法律，尽快明确法官助理的法律地位。“试点探索得越深入、越完备，这项制度的法律地位就会成形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