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万刚的幸与不幸

　　2004年4月4日，检察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无罪推定为死刑犯打开镣铐”的图文报道，报道中的当事人孙万刚历经8年的申诉，其中两次一审、一次终审均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后经云南省检察院建议，云南省高级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于2004年1月15日被宣判无罪。看完这篇报道，围绕孙万刚的幸与不幸，笔者不禁感慨万千。
0 h# K/ v; c$ I7 }& `$ r, [　　说其幸运，在于无罪推定的法律光芒映照其身，使其重获自由。否则，今天的孙万刚，必定还会在狱中继续他痛苦而漫长的人生旅程。可以说，孙万刚的幸运在于他生逢其时，赶上了一个民主与法制逐步发展健全的时代。因为在此之前，我国尚未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做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还不象今天这样被重视。回顾我国诉讼历史的发展，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疑罪从有、从轻、从挂，到疑罪从无，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知有多少个孙万刚终其一生也没有、也不可能有如此的幸运。可以肯定地说，就在无罪推定原则早已确立的今天，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有不少的孙万刚们还在期盼着幸运之神的降临。相信这种期盼变为现实已经为期不远了，因为孙万刚事件开了一个好头，它使无罪推定从立法规定到司法践行的坚冰终被打破。这也是孙万刚事件的意义所在。当然，孙万刚的幸运还在于他自己的不懈坚持，8年来他始终没有放弃申诉，才终于在2003年4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重点督办案件并最终迎来正义的宣判。这也正好印证了一句老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 }: W" `! Y; u0 _, x- k" H) I　　说其不幸，则在于无罪推定的历程过于沉重而漫长。因为早在198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就指出：“对于因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多次退查后，检察院仍未查清犯罪事实，法院自己调查也无法查证清楚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可直接宣告无罪。”这一重要批复，其实质就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关于“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1996年3月17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项规定，实际上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刑事诉讼处理疑案的法律准则----无罪推定原则。这项原则有三个基本要件：一是任何人在法院作出判决前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二是证明犯罪的责任应由控方承担，任何人都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三是证明有罪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而根据报道判断，孙万刚案自始至终都没有达到这个证明标准，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疑案。否则，云南省高级法院不会发回重审。遗憾的是，重审的结果没有丝毫的改变，孙万刚依然是命悬一线；终审虽然暂时没有了性命之忧，但死刑犯的镣铐依然在身。一名青春热血、风华正茂的天之骄子在一夜之间沦为一个身陷囹圄，脚镣手铐的死刑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不得不面对最残酷的现实。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今天宣判无罪的案件，8年前却被判处死刑？为什么8年前就开始施行的法律规定，直到今天才实际执行？按理讲，既然认定孙万刚犯下故意杀人罪，就应该杀人偿命，既然不能肯定人是孙万刚所杀，就应该开仓放人。难道说人确实是孙万刚所杀，只是因其在二审中有其它减轻处罚的情节才幸免一死？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就不会宣告其无罪。由此看来，终审判决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判决，是在一种十分“无奈”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变通，实质上坚持的还是过去那种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有罪推定。造成这种“无奈”的根源，就在于执法者的执法观念迟迟不能转变，其判断罪与非罪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思维：（1）他是一个罪犯，因为他的身上有很多疑点；（2）他（孙万刚）不能证明自己案发时的去向，所以不能说他是无罪的；（3）由于不能证明他无罪，所以不能放人。呜呼，在这样的逻辑判断下还会有什么幸运可言！
* |" p& s" G5 {　　毕竟，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将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建立在幸运之上，其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不幸。孙万刚正是这种幸运中的不幸。但愿这种不幸的悲剧以后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