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异地做官”的苍白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实行任职回避制度。担任县（市）委书记、县（市）长职务以及县（市）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在这一制度下，干部异地做官应运而生。
$ t+ P  c, m( C2 t& E　　干部异地做官，其出发点不言而喻。最关键的，是避免以亲情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影响和冲击权力场，防止公共权力异化为家族私权，社会利益转嫁为一己私利。
　　良好的愿望往往不能掩盖严峻的现实。在实际操作中，在没有完善监督的情况下，干部异地做官这道防线几乎形同虚设，甚至助长了腐败和不良风气。
% e0 V$ x" c5 r　　干部异地做官，无法阻止权力交换。现代社会，交通和通信空前发达，企图通过空间的距离来阻断信息的沟通，简直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许多干部身在异地，“心系桑梓”，从正面来说，他不可能不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从反面来说，有腐败欲的干部，他也会悉心了解那里的权力层，寻找突破口，当他们自己的权力与对方的权力在社会关系上发生交叉时，权力交换便不可避免。这种交换，更加隐蔽，更加无所顾忌。往往一个电话、一次“联谊”、一封E-mail，随时随地在一个合法而堂皇的借口下，我为你办结，你给我搞定，达到皆大欢喜。就腐败者而言，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只有手段的差异，没有目的的悬殊。
0 o7 v$ [- _4 H4 U5 L6 E0 t　　干部异地做官，无法抵挡各种诱惑。对执政能力不强，基本素质不高的干部，并不在于其在哪里做官，做多大的官，而在于他有没有捍卫原则和尊严的坚定性。市场条件下，社会光怪陆离，诱惑无处不在，权力常常是各种诱惑重重阻击的重心，诱惑跟着权力走，出生在哪里，在哪里成长，最多是妄图亵渎权力者研究的一个附加课题，绝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事实上，当诱惑侵袭的时候，需要的是柳下惠式的坐怀不乱，而不是简单地换一下环境，除非，这个环境地处寸草不生，荒无人烟的沙漠。
　　干部异地做官，无法防止权力寻租。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拥有权力者必然伺机寻租自己的权力，以开拓更大的利润空间。当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发生倾斜，当权力成为一种待价而沽的商品，就是将这样的人由曾母暗沙调到漠河，由乌苏里江边调到帕米尔高原，他也一样会腐败，一样地追求利益最大化。
　　当然，干部异地做官的问题不止这些。在异地为官，至少还有这样几个负面的因素。
* g- [4 S$ v8 v; e# D　　一是情感的冷漠。在异地做官，到处是生面孔。让这样一个对一个地方毫无感情的人来培养感情，熟悉情况，开展工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时间长了，旧的关系网依旧，新的关系网可能又日渐丰满，这本身就是异地做官的悖论。如果时间短了，将异地作为做官的跳板，那么，为官者对这个地方的责任心、事业心势必大打折扣。为什么一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屡禁不止？就是因为短期的行为可以不计代价、不顾后果让权力包装得“引人入胜”。要求一个异乡之人，都象孔繁森那样奉献自己，在初级阶段的今天，是不是过于理想化？
; [9 d& O/ H% }6 Q　　二是方向的误导。把干部异地做官，作为防止腐败的一大举措，实在勉为其难。在这一制度下，群众的善良愿望大多落空。如果是放在一百年前甚至更远的年代，异地做官恐怕还能给与世陋绝的小地方带来点新鲜感，但是，看看近年来那些前赴后继的贪官们，就会发现，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游刃有余的擅权、乱权高手，绝不仅仅因为换了个陌生的环境。
7 E$ f6 C  H- a1 _* ~　　三是成本的高昂。在异地做官，不可能割断与成长地的联系，最简单的，无论是回家探亲，来人过往，还是为官者自己的吃、住、行、用，有多少费用是掏领导干部个人的口袋？这一大笔庞大的开支，由谁来买单？
　　以下是近年来被查处部分贪官的相关资料：
4 n, i. t8 x) X# ?/ C" m" ^　　陈希同，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四川安岳人；
, G2 W  F& j* K+ D) }% ~' S6 j9 v　　许运鸿，原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宁波市委书记兼市长，江苏高邮人；
　　李  真，原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河北张家口人；
　　杨前线，原厦门海关关长，福建漳州人；
　　田凤山，原黑龙江省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山东蓬莱人；
　　程维高，原河北省委书记，江苏苏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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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Z& [  U! ?, O7 Y2 n2 A5 b　　这些人，在出事的时候，几乎没有在成长地做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