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的代价——我的学术生涯之一：剩下的油条

　　不惑的代价——我的学术生涯
   
    孔子在总结他的人生道路时说：“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是幸运的，每奋斗十年，他的精神世界和生命质量就能上一个台阶，最终达到理想的境界。我出生于1958年11月，到1998年已经活了整整四十个春秋，正届不惑之年。但是，不惑之年是不是真正达到了不惑的境界，是不是对人生对世界都不再有困惑了，自己却不敢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四十年来，我对不惑的追求须臾也没有放松过，并为这种追求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也正因为如此，当我总结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时才不至于羞愧难言。……
   
    第一章剩下的油条
   
    001非正常死亡
    在我不满一岁的时候，虽然还不会说话，但却有记忆和怀疑了。在我头脑里留下的第一个疑问是：“大船怎么会漂到屋子里来了？”三十年以后，我才真正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为“大船为什么漂到屋里”的问题哇哇乱叫的时候，彭德怀正在庐山会议上为千百万饥寒交迫的农民请命呢。也正是在彭德怀蒙难的时候，我的叔祖父在饥饿中离开了我们，属于当时所谓的数千万“非正常死亡者”之一。当他老人家的棺材供奉在我家堂屋里的时候，不会说话的我把棺材当作木船了，并且留下了“大船怎么会漂到屋里来了”的疑问——我的人生第一大困惑。……
   
    002好人好事
   
    吃野菜和水草长大的我，终于能上学了。然而，刚刚上完一个学期，“文革”就开始了。小学期间最大胆的一件事是“篡改”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在唱这首语录歌的时候，我和我的一年级的小伙伴们总是故意唱作“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因为年龄太小的缘故，老师听到了我们的“篡改”也只是批评而没有戴我们的大帽子。不过，当我后来阅读了许多“文革”中的离奇故事后，也的确为儿时的“篡改”行为而后怕万分呢。要是遇到一些特别会搞阶级斗争的人，抓不住小孩就去抓家长，我当时不同样要倒大霉吗？
    小学期间遇到的最大磨难是：一次班上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因为讲不出做了哪些“好人好事”而被我的二年级老师揪破了耳朵。放学以后，我的小伙伴们为了打抱不平，一路高呼着老师的名字，并一遍又一遍地在老师的名字前面加上“打倒”二字。为什么每个礼拜都要开“讲用会”？为什么每天都要做“好人好事”？为什么讲不出“好人好事”就要被揪破耳朵而付出滴血的代价？这就是我
    的人生第二大困惑。
   
    003留级
   
    1973年2月，我初中毕业了。当时正是所谓的“右倾回潮”时期，两种教育路线僵持不下，所以高中招生既不是像前几年那样仅凭推荐，又不是像1976年以后仅凭考试，而是推荐和考试相结合。推荐主要是贫管会（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推荐，当然，学校也有发言权。考试很简单，只考数学和作文两门课，录取分数线是一百分。“贫下中农”推荐了我，学校推荐了我，学生也推荐了我，考试也通过了（我仅数学就考了九十多分，全考区第一名），却未能被录取。上面来了通知，让我留级。级是留了，但是我永远也想不通，为什么政治表现、家庭出生、社会关系、学习成绩都不如我的人能上高中，却要让“又红又专”的我、多次被评为五好学生或三好学生的我留级？这就是我的人生第三大困惑。
   
    004咬文嚼字
   
    1973年春节过后，当我带着留级的羞辱重读初中课本时，便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与困惑。
    初中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来自《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的文章，题目叫做《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学完这一课，语文老师布置了这样一道问答题：“为什么说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答案自然就在课文之中，将毛泽东归纳这一命题的那一段话抄写一遍也就行了。具体格式是：“答：因为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
    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所以说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不知是因为闲极无聊还是要掩盖留级的羞愧，我不能满足老师教给我的答题方式，我要有所不同，有所创新。于是我答道：“敌，就是对立，敌人就是和我们对立的人，所以，在世界观和看问题的方法上必然和我们对立，我们认为是，他们认为非，我们认为好，他们认为坏。对他们有利的，对我们就不利，对他们不利的，对我们肯定有利。所以，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我那可爱的老师留在我的作业本上的批语是：“咬文嚼字，重做！”重做就重做，重做还不简单吗？照着课本抄一遍不就行了吗？重做是重做了，但是给我的困惑却永远也不能消除。做作业为什么一定要抄书呢？这是我的人生第四大困惑。
    当时我怀疑：是不是老师的水平太低了？十多年以后我才逐步弄明白，那不是老师的水平问题，而是人类的思维惰性和道德惰性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铁凝和王朔笔下的中小学教师，都是大城市里的才女，不也同样扼杀学生的思想火花吗？大约也是在十多年以后我才弄明白，毛泽东用的是归纳法，我用的是演绎法；毛泽东用的是经验总结法，我用的则是语义分析法。后来，我能在法律语义学领域里做出一些成绩来，也与老师的打击有关呢。如果老师不给我严厉的打击，因一时心血来潮的“咬文嚼字”恐怕很快就淡忘了，哪能影响到我以后的思想方法？然而，我亲爱的老师，当时您如果能给我以表扬和鼓励的话，不也同样能让我难以忘怀吗？不也同样会给我以后的思想方法带来良好的影响吗？
   
    005愧对小弟子
   
    后来，我于1978年也成了乡村教师，担任三年级语文和初中化学两门课，和我
    以前的老师成了同事。那时候，我并不担心我的业务水平是否合格，最担心自己也
    像我以前的老师一样，犯扼杀学生思想火花的错误。因此，每当那三年级的小学生
    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或者指出我的某种错误的时候，我总要给予充分的表扬。
    有一个叫汪德新的，一次问我“戳”字怎么写，我说这个字挺麻烦，我要查一下词典。他等不及去问另外一位老师，并抗议说：“我们老师连个‘戳’字都不会写！”他的母亲（也是教师）狠狠地教训了他，而我却表扬了他，我对他母亲说：“他说得对，实事求是，我确实不会写那个‘戳’字”。
    有一个叫伍华玉的，曾经当众指出：“老师，你把‘装’字写错了”。也受到了我的当众表扬，希望大家向她学习。
    有一个叫高正乔的，说我处理问题不公正，我更正了我的处置并表扬了他。
    我本以为我这样做是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哪知道我却害了我那些可爱的小弟子。1979年，我为了就读北京大学法律系，不得不离开我的家乡和我的小弟子。然而，我的那些小弟子，尤其是智商高的小弟子仍然保留了我当班主任时的习惯：随时发表不同意见，随时指出老师的错误。这种习惯和后来的某些老师的气质格格不入，因此，我的那些可爱的小弟子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各种打击，越是聪明好问的越是如此。尤其是汪德新、伍华玉和高正乔，我明显地感到他们的智商比我小时候要高得多，然而，由于好提问题，好发表不同意见，未能得到某些老师的善待，积极性和自信心受到严重影响，到后来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学，最好的考了一个大专，最差的连高中都没有考上。幸好初中是普及的，不然，他们说不定连初中都考不上。是我害了他们。
    令人欣慰的是，这三位小弟子，现在都干出了自己的事业。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对：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988年秋天，在江苏省委党校一个青年理论班的课堂上，我明确向学员表态：“在我讲授宪法学的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随时发表不同意见，可以随时指出我的错误”。为了吸取发生在小弟子身上的教训，我又声明说：“不过，在其他老师讲课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这样”。然而，养成习惯的学员，往往忘记我的警告，他们在别的老师讲课的时候，也时不时地发表一些不同意见，搞得某些老师很不愉快。
    后来，我的学生刘轩明欲调入某省级机关法制处，处长找我的一个同事了解情况，同事说：“你最好别要刘轩明，这家伙喜欢在课堂上发表不同意见”。
   
    006大寨花
   
    1973年春夏之交，我亲爱的语文老师要我写一篇题叫《刘庄盛开大寨花》的作文。就是这么一篇作文，使我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被理论和学术所困而永远不得自由。
    我的家乡在淮河下游，大约在八百年前的宋金对峙时期，河南省阳武县光禄村一带的黄河南大堤决了口，滔滔黄河水带着滚滚黄沙，铺天盖地，直扑东南方向的徐州和淮阴，多少房屋被黄水冲垮，多少农田被黄沙埋葬，淮阴以东的淮河下游河床也被那累累黄沙填了个严严实实。从此，淮河失去了入海道。从此，失去了入海道的淮河水，就像落魄的游魂，就像脱缰的野马，就像丧家的疯狗，在苏北大地上到处游荡，到处践踏，到处杀生害命。连绵八百年的淮河水患，使苏北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就在老师要我写《刘庄盛开大寨花》作文的那年春节期间，我的一个亲叔叔还带着我的堂兄外出讨饭，讨了一个多月呢。淮河的泛滥，极左路线的干扰，是我的家乡贫穷落后的根源。可是，当时的我，作为一个初中生的我，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的我，哪里知道这些道理！我一口咬定，我们刘庄人没有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认真地向大寨人学习，没有很好地抓阶级斗争，没有认真地批判多吃多沾、以权谋私的干部（当时统称为“走资派”），没有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所以，刘庄就贫穷落后；所以，刘庄人就到处逃荒要饭；所以，刘庄就没有盛开大寨花；所以，《刘庄盛开大寨花》的作文是不能写的。为此，我与我所有的老师，与我的部分同学，与我的父母，与大队、生产队的部分干部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比赛”。以老师为核心的正方认为，刘庄虽然赶不上大寨和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但革命和生产毕竟做出了成绩，还是有进步的，还是开了大寨花的。唯一的反方，孤军奋战的我则认为，刘庄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太落后，阶级斗争和农业生产都没有搞好，对国家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甚至还有人要饭，所以，根本没有盛开大寨花，离盛开大寨花还远着呢。
    “辩论比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老师们只好借助于政治武器。他们指责我思想落后，只看阴暗面，不看光明面，散布“上工如拉纤，放工如射箭”一类的右派分子早就散布过的反动言论，反对农业学大寨，给英勇的刘庄人民脸上抹黑，把农业学大寨的伟大群众运动说得一团糟，糟得很，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小彭德怀，是彭德怀的代理人，是右派学生。他们要我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清农业学大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大好形势，彻底搞清楚究竟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这一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不立即悬崖勒马，继续认为“糟得很”的话，就要给以政治处分。
    我当然也有重磅武器，那就是革命领袖的语录：“吹牛撒谎是可耻的”（列宁语录）；“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主席语录）；“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毛主席语录）。我有领袖语录做后盾，就不怕他们在政治上打击我。
   
    007断脚
    处分正在酝酿，辩论还没有结束，上级指示迟迟没有到来，但时间不等人，暑假开始了。我带着庄严，带着悲愤，带着豪迈，带着困惑，带着苦闷，和成年农民一起战酷暑，干农活，只多干，不少干，恨不得一口气就把我的刘庄变成大寨，也免得我要戴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暑假快要结束了，我的皮肤，除了屁股和小腹，晒得像野猪一样地黑，比非洲黑人还要黑。一方面，我希望暑假尽快结束，以便重返教室，使我那还十分稚嫩的身躯得到休息；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惧怕我的教室和课堂，我不知道悬在我头上的大帽子什么时候会落下来，我不知道孤立无援的我到底还能挺多长时间。投降吧，那多不够英雄气概；坚持下去吧，我的骨头毕竟还没有发育成熟啊。惶惑、迷茫、恐慌的心绪越来越重，不知怎的，我的手不听大脑的话了，不灵活了。一天中午，以往耍弄自如的铁锹突然向我自己的、赤裸的脚上铲去！……可怜我那不满十五周岁的脚，一个少年的脚，一个男童的脚，像仔猪一样鲜美的脚，像玉笋一样脆嫩的脚，被我自己用大铁锹一铲两段！血流如注！……我为什么会铲断自己的脚？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五大困惑。
    我住进了条件很差的乡村医院，一住就是两个月。日夜陪伴我的，是我那苦命的父母。一天早晨，父亲买来了大约十根油条，要我全部吃完，我吃了大约三分之二，剩下了大约三分之一。半小时以后，我的三哥送粮食来了，父亲说：“将油条吃了吧，你弟弟专门留给你的”。我说：“不是专门留给你的，是我吃剩下的”。父亲说：“你这一辈子大概完蛋了，不仅是写不出大寨花的文章，就连一般的为人处事恐怕也搞不好。一句假话不会讲，顺水人情不会做，将来怎么在社会上混事？完了，完了，彻底完了！”
    不知是看我年龄太小，太小不点了，还是同情我负了伤，也不知是不是上级领导哪根筋搭错了，我的问题未能引起上级的重视。在我出院以后，“大寨花”的问题居然不了了之了。我不过失去了班长职务，而没有被正式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右派学生等等的政治帽子，更没有像彭德怀那样被关押。那些原先支持我、后来不得不沉默的小伙伴们，又重新和我亲热了。
    尽管如此，那场辩论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从此后，我对社会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数理化的兴趣。并发誓，一定要把社会研究透彻，做一个不惑的人。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写那篇作文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只不过，我的老师没有批到点子上。明明我的思想方法左得要命，他们不仅不能指点迷津，反而戴我大帽子，说我右倾，致使我在迷途之中越走越远。如果“文革”不及时结束的话，我真不知道走向成年的我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是被当作右派关进牢房呢？还是狠搞阶级斗争，专门抓别人进牢房呢？真是难以逆料！
    【出处】
　　《当代法学》1999.4--2000.2【写作年份】1998【学科类别】未分类